中国分体文学史.诗歌卷：以诗为词与词人主体意识的强化

一、以诗为词与词人主体意识的强化

晚唐五代以来所形成的词体观念，使人们对诗和词采取了不同态度，一般认为诗应体现教化思想，风格应温柔敦厚；而词可笔涉闺情，格调可绮丽婉媚。苏轼之词，时人评其“以诗为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九引陈师道《后山诗话》），“小词如诗”（《王直方诗话》），即指其词具有诗的品格和气质，与本色当行的词有着明显的不同。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是在其明确的词体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苏轼与前人强调诗词之别不同，认为词是“诗之裔”（《祭张子野文》），称赞陈季常的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与陈季常书》），又称赞蔡景繁的词为“古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苏轼“以诗为词”，以诗的品格改造传统本色的词体，以诗的精神提高词的品味，可以说“以诗为词”集中体现了苏轼词的独特风格。胡寅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向子塌酒边词序》）

从《花间集》开始，词的创作受樽前应歌特殊环境的影响，“男子而作闺音”，文人词的主题内容和抒情写景逐渐模式化，诸如男欢女爱、相思离别、叹老嗟悲等内容，往往缺乏作者鲜明独特的主体意识，从中看不出作者的胸襟、怀抱、气质，创作主体的个性被消融在模式化的共性之中。即使如韦庄、冯延巳等“将身世之感打入词中”的词人，词中的隐约之情，也多是托思妇怨女之口出之。

苏词突出表现自我的胸襟和怀抱，其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我。据统计，苏轼词中“我”字出现66次，这些“我”字都是指作者自我。而在苏轼之前的所有唐五代北宋初期词人的词作中，“我”字总共出现88次，而且其中大多数的“我”是指词中依托的女性主人公的“我”（参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第140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词中自我意识的突现。正如龙榆生所说：“（苏轼）悍然不顾一切，假斯体以表现自我之人格与性情抱负，乃与当时流行歌曲，或应乐工官妓之要求，以为笑乐之资者，大异其趣。”（《两宋词风转变论》，载《词学季刊》第2卷第1号）东坡词中有激情，也有闲适；有缠绵，也有超逸；都是作者自我性情的表现。如元好问所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新乐府引》）试读其《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www.xing528.com)

此词题：“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当时，苏轼避开京城的政治旋涡而出知密州，现实的失意寥落使他在醉中产生“乘风归去”的幻景，终以“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现象为自己人生坎坷自解自慰。词中一个襟怀浩逸、超脱达观的主人公形象跃然而现。再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据词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但词中借此事阐发了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心胸坦荡，从容不迫，随遇而安。郑文焯评此词云：“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手批《东坡乐府》）词人的人生境界由此词得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