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袁枚“性灵说”及其他
乾隆朝宗唐而影响较大的诗人是沈德潜。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青年时代即从事教馆生涯，乾隆时中进士已是67岁老翁，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深得乾隆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编《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著《说诗晬语》论历代诗的源流和升降，声誉鹊起，影响甚大。
袁枚不满于沈德潜倡导温柔敦厚的“格调说”及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肌理说”，而从明代公安派、竟陵派那里继承了“性灵说”，著有《随园诗话》，在后世影响甚大。袁枚（1716—1797），字子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进士。先授翰林院庶吉士，七年改放外任，在溧水等地任知县，有政声，后辞官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筑室小仓山隋氏废园，改名随园，晚号仓山先生。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有《小仓山房诗集》。
袁枚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卷五），“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把才、学、识作为创作的条件，以真、新、活为创作的追求，较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说更加深入而具体。诗歌创作“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傅”（尚鎔《三家诗话·总论》），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和景物、个人性趣和识见，写法灵活。如：
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计自佳，不可使鸡知。（《鸡》）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马嵬》）
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烦君我亦愁。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空劳姹女千回数，屡见铜山一夕休。拟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设富民侯。（《咏钱》）
袁枚喜欢以议论为诗，妙在新意迭出。刘大白评《鸡》道：“一切资本家豢养劳动者，男性豢养女性，军阀豢养兵士的阶级豢养的背景，都被这几句诗道破了。不料旧诗中竟有这样的象征文字。”（《旧诗新话》卷十八）《马嵬》巧妙地借用杜甫、白居易诗篇以发议论，做到了浅近、新警与含蓄的统一。《咏钱》议论风生，直言当时人所不敢言，却入情入理，语言清新流畅，用典自然妥帖，颇饶情趣。
袁枚诗发乎性情，辞尚自然，可读之作甚多。但立论时有偏颇，如：“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卷一）这就把客观的、外在的格律和主观的、内在的性情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取消了格律，有损于诗的艺术性。其次，诗歌表现性情，却不必排斥用典，以学问为诗固不可取，而恰当的用典，却能加长联想，使诗意更加含蓄。(www.xing528.com)
赵翼（1727—1814）的诗歌主张略近于袁枚，不满王士禛神韵说的不着边际和沈德潜格调说的流于空套，论诗重性灵而主创新。翼字云崧，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镇安、广州知府，官至贵西兵备道。后辞官家居，一度主讲于扬州安定书院。有《瓯北诗钞》。赵翼诗以五古见长，其诗吸收了白居易、陆游的某些优长，造语浅近流畅。他的论诗绝句以思想新颖、立论大胆著称，是元好问之后流传最广的论诗绝句。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
这首论诗之作，尤其是末二句，不愧为警世名言，作者不迷信古人，对沉迷于唐人余唾中讨生活的时辈，不啻是当头棒喝。其所体现的无畏精神和发展观点，在所著《瓯北诗话》一书中，则可谓一以贯之。
与袁枚、赵翼具有同样倾向、以性情为本的诗人还有郑燮等人。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今属江苏）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等地知县，为官清正，关心民生疾苦。因请赈触忤大吏而辞官。郑燮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擅长文人画，尤工兰竹。以诗、书、画称“三绝”。平生狂放不羁，多愤世嫉俗之举，略类于明代的徐渭。有《郑板桥集》。佳篇如：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此类题画诗多有寓意，用白描手法，或直抒胸臆，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多反映社会黑暗及民间疾苦，继承发扬了乐府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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