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士禛“神韵说”及其他
满族入主中原,到了康熙、雍正时期,清代社会已趋稳定。而老一代诗人渐渐退出人生舞台,第二代诗人已成长起来。王士禛说:“康熙以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是也。”(《池北偶谈》卷十一)。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今属安徽)人。有《学余堂文集》。所作五言近体清空凝炼,意境悠深。其中年时代写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五七言古体诗,如《牵船夫行》、《浮萍菟丝篇》等,影响较大。除施、宋之外,还有一位吴嘉纪(1618—1684)。吴字宾贤,号野人,泰州(今属江苏)人。明亡后绝口不谈仕进,隐居泰州,自署其居曰“陋轩”,苦吟不辍。诗学唐能化,汪懋麟谓其:“五七言近体,幽峭冷逸,有王、孟、钱、刘诸家之致,自脱拘束。至所为今乐府诸篇,即事写情,变化汉魏,痛郁朴远,自为一家之言。”(《陋轩诗序》)孔尚任则推他和同时屈大均、王士禛为三大诗人(参《题居易堂文集屈翁山诗集序后》)。
但真正代表康熙、雍正朝诗歌创作主流,而在绝句一体中独领风骚的诗人是王士禛。王士禛(1634—1711)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出任扬州推官,后升礼部主事,官至刑部尚书。康熙三十四年(1704)罢官归里。有《渔洋山人精华录》。康熙、雍正时代政治稳定,相对承平,诗人仕途顺利,不欲犯文网之严,宁肯回避现实中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多地在诗艺上进行追求。王士禛推崇晚唐司空图“味在酸咸之外”及南宋严羽“以禅喻诗”之旨,高倡“神韵说”,是清诗发展中一大关键。
“神韵”一词,较早见于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画六法”。在诗论中首标神韵者是明代的胡应麟。前后七子倡言盛唐,措意神情和声调,推重七言律诗,创作流于肤廓;公安、竟陵派以宋人矫七子之失,创作流于浅率,影响至于清初,王士禛欲纠两派之偏,所以一方面标举唐音,一面也兼顾宋调,最后乞灵于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严羽“诗道亦在妙悟”、“盛唐诗人唯在兴趣”(《沧浪诗话·诗辨》)之说,倡言“神韵”,追求古澹空灵,推重七言绝句,自然凑泊于唐人。王士禛为推行其诗歌主张,岁晚亦操持唐诗选政,所编《唐贤三昧集》和《唐人万首绝句选》,影响较大。
王士禛是清代第一个大量写作七言绝句的诗人,其中有不少是绝句组诗。其诗多取材于游历中所见山水风光,不乏情寄。风格古淡自然,清新圆润,成功地实践了其诗歌主张,故一时风靡而景从。其佳作如: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秦淮杂诗》)(www.xing528.com)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真州绝句》)
《秦淮杂诗》是一组带有感伤前朝旧事情味的诗篇,诗句并不涉及具体的政治人事,只写对自然风光的特殊感受,读者却能从中领略到笼罩在秦淮繁华旧地的冷落氛围。可谓虚处着笔,空际传神,正符合作者所提倡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歌主张。《真州绝句》是一组描绘真州(今江苏仪征)风物的小诗,出语清新自然,颇饶诗情画意。
“阮亭先生诗,同时誉之者固多,身后毁之者亦不少。推其致毁,盖有两端:一则标举神韵,易流为空调;一则过求典雅,易掩却性灵”(张维屏《听松庐诗话》)。流为空调、掩却性灵,则正是明七子的弊病。王士禛从纠补明七子之弊出发,绕了一圈之后,不意却重又陷入明七子的覆迹。“当王士禛诗论在艺术形式方面所起的一些补弊救偏作用消失了它的时代意义以后,神韵说本身也就有待于后人的补弊救偏了”(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清》)。
第一个起来纠正王士禛的是赵执信。赵执信(1662—1744),字仲符,号秋谷,益都(今属山东)人。康熙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在皇后丧期观《长生殿》被革职。有《园园集》。他是王士禛甥婿,对王却并不迷信。王有《古诗平仄论》,秘不相示,他就自著《声调谱》。王说“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赵即著《谈龙录》力斥其非。他服膺冯班、吴乔的诗论,认为“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人贵学,尤贵知道”。赵执信在创作上,思路巉刻,以清新取胜。与王士禛同时齐名的诗人还有朱彝尊,称南北两大宗。朱彝尊(1629—1709)为著名学者,主要成就在于词学。他才力宏富,而诗歌创新则不如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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