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和竟陵派
明中叶以后，公安派打出“独抒性灵”的口号，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相对立，是对正统的载道派文论的反叛。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它是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相对抗的主张个性解放的人性论在文艺理论上的表现。
性灵说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起码与两个事实相联系：一是明代的封建统治比唐宋时代更趋专制，统治者提倡理学，对文化人实行思想钳制，动加诛戮，像方孝儒被诛灭十族的事例，对于唐宋人该是何等的骇人听闻！二是明中叶以后，国内尤其是长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社会经济新因素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市民文艺，得到蓬勃发展。于是，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召唤人性的复归，便成为时代的要求。性灵说可说是适逢其时，应运而生，代表了明中叶后社会发展对文学的要求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在明中叶以后的绝句创作中，擦出了新的火花。
其实在性灵说正式提出以前，早在弘治、正德时代，江南就有一批诗画兼长的才子，如沈周、唐寅、文征明、祝允明等，他们作诗不事雕琢，纯任天真，已开风气。李贽进而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至文皆出自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而反对以“闻见道理”即以孔孟之道为心。认为只要“童心常存”则“无时不文，无人不文”，“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在古代作家中，他最欣赏不受儒学羁勒的司马迁、李白、苏轼。在提倡童心的同时，他还重视所谓“迩言”，即“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上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道古录》下）。这些见解惊世骇俗，又具真知灼见，影响极大。
袁宗道、宏道、中道兄弟三人，是李贽的追随者，他们是公安（今属湖北）人，世称公安派。三袁中，以袁宏道（1568—1610）成就最大，他主张文随时变，在《叙小修诗》中，通过对其弟中道的诗歌评论，提出诗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从而形成性灵说。“中郎之论出，而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与复古派对立的诗人，创作成就较高的徐渭，是公安派的同道。徐渭（1521—1593）字文长，晚号青藤，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多才多艺，自称：“书第一，诗次之，文又次，画又次之。”为人不合流俗，蔑视礼法，穷困以终。有《徐文长集》。其成就方面较广，天机清妙，自成一家，被袁宏道称作“有明一人”。其诗自称用“张打油叫街语”，而风格诙谐，颇具童趣。
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衣。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龛山凯歌》）
春风语燕泼堤翻，晚笛归牛稳背眠。此际不偷慈母线，明朝孤负放鸢天。（《题风鸢图》）(www.xing528.com)
柳条搓线絮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同前）
《龛山凯歌》记明嘉靖间浙闽总督胡宗宪大破浙闽沿海入侵倭寇之捷，作者时在军幕。《题风鸢图》乃以诗配画，共25首，多以俚语写童趣，将南宋杨万里的小品诗向前推进了一步。
继公安派之后，晚明时代又兴起了以竟陵（今属湖北）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竟陵派在反对复古派的斗争上，和公安派有相通之处，同样在文学创作上提倡“性灵”或“灵心”。为了补正公安派所谓俚陋的偏向，竟陵派提出在精神上迫近古人，追求“幽深孤峭”的纯诗的境界以矫其枉，诗境失之狭小，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创作实绩上，都在公安派以下。总之“性灵”文学到了竟陵派，终是强弩之末了。
明末剧烈的社会动荡使诗人不得不面对惨痛的现实。复社和几社的诗人，尤其是陈子龙、夏完淳师生，将忧愤时乱的诗歌倾注了沉重的感情，所作悲劲苍凉。抗元英雄史可法、张煌言等人的诗，和宋末文天祥等人的感慨悲歌一样，是血写的文字，闪耀着人文的、理想的光辉，令后世读者肃然起敬。
来家不面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史可法《燕子矶口占》）
我年适九五，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张煌言《绝命诗》）
二诗同属口占，或抒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的惨烈情怀；或抒以身许国、取义成仁的决心，皆浩气充斥，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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