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体文学史：前后七子及其他

三、超元越宋，直攀唐人：前后七子及其他

明诗的繁荣，出现在从弘治到万历百余年间。弘治初期，明孝宗曾尝试政治改革，广开言路，斥逐奸邪。嘉靖前期，明世宗亦励精图治，较为开明。虽然这些改革并未坚持下去，后来导致宦官和权臣的专权，但文学创作的环境还是有所宽松。弘治、正德时的“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嘉靖、万历时的“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发起并展开文学复古运动。他们相继登场，以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使“一时云从景合，名家不下数十”（《诗薮》续编卷一）。

前后七子的主体风格是追求盛唐的雄浑豪放，又沿于谦、李东阳的阳刚之美一脉而发展。他们又都是京师官场中的“文人兼气节者”（《诗薮·续编》卷一），刚直不阿，桀骜不驯；他们或指斥阉党，或弹劾奸臣，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们关心国家命运，忧虑边塞安危，充溢着浩然正气。要之，从弘治到万历这段时期，明诗形成一种超元越宋、直攀唐人的气象。无论何种题材，都能仿佛唐音，比元人雄浑，比宋人富于情韵。最能体现明诗气象、得盛唐之遗风、而又具时代气息的作品，莫过于以国防为题材的边防诗。

从总体上说，明代的国威没有唐代那样强大，却也不像宋代那样孱弱。明代外来的威胁，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如蒙古鞑靼部、瓦剌部，和来自日本的海上倭寇。当时称为“南倭北虏”。明太祖朱元璋定下“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的以守御为主的国防政策，成功地抵御了外来的入侵。明代的国防现实，反映到诗中，形成两个系列：一是针对北部边防的边塞诗，基本上沿袭了唐代边塞诗的传统，在内容和手法上，都处在唐人边塞诗的延长线上；一是针对东南沿海的海防诗，则在唐人边塞诗外另辟一境，从内容到手法上不是简单摹仿唐人，而有更多的新意，成为明诗中光彩夺目的部分之一。

唐代的中日关系相当亲善，宋元时代也没有大问题。而到明朝立国前后，日本进入南北分裂状态，内战不休。战败的南方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与朱明境内的不法商贾相勾结，经常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活动。因此，明代开国即加强海防建设，长期进行抗倭斗争，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其杰出代表便是戚继光（1528—1587）。他兼资文武全才，其诗多描写军旅生活，抒发报国情怀，诗风豪迈沉著。沈明臣以秀才为抗倭名将胡宗宪掌书记，亦颇有佳作。(www.xing528.com)

霜角一声草木哀，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虏酒不成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未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戚继光《盘山绝顶》）

衔枚夜度五千兵，密领军符号令明。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沈明臣《凯歌》）

这些明代的边防诗，与唐代边塞诗比较，虽然一样写战斗，一样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却更多地偏于东南海疆，如沈明臣《凯歌》之类，明显带有海风和里巷气息，直开唐代边塞绝句未有之意境，令读者耳目一新。

不过，从总的情况看，前后七子从唐诗学到了重情主气的一面，所作富于情韵，蔚为气象，在相当程度上纠补了宋、元以来诗歌创作中平庸纤巧之偏弊。然而“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李攀龙《沧溟集·送王元美序》）的理论偏颇，限制了他们的创作成就。只承认盛唐，而否定元和以下诗歌，从而使明诗的风格比较单调。有的作品在风格乃至意象上，虽逼近盛唐，然而，却使人感到似曾相识。初读若“高华杰起”，但终不耐读，“人但见黄金、紫气、青山、万里，则以于鳞体”（《诗薮》续编卷二），其实多半因袭唐人。因其模拟多创辟少，明诗总体上不能新开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