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歌：盛唐的继承者

一、诗必盛唐：明代诗歌的创作主流

明太祖朱元璋借农民起义的力量推翻元蒙统治，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人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明代开国即诏复衣冠如唐制，时人复见汉官威仪，盛唐气象遂为文士所憧憬。

闽中诗人林鸿等以盛唐相号召，认为“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唐诗品汇》序）。高棅编《唐诗品汇》，以其巨大影响，引导了明诗继元诗之后宗唐的大方向。“闽中十子”之一的王偁亦云：“诗自《三百篇》以降，汉魏质过于文，六朝华浮于实，得二者之中，备风人之体，唯唐诗为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异。初唐声律未纯，晚唐气习卑下。卓卓乎其可尚者，又唯盛唐为然。此具九方皋目者之论也。故是选专重盛唐，而初唐晚唐，特以备一代之制”（《唐诗品汇》序）。《唐诗品汇》就体现了闽中诗派的诗歌主张，而长达百年之久的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已朕兆于此。

《唐诗品汇》在明代流传极广，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这对纠正宋末芜杂细碎和元代纤巧诡异的诗风，起到了积极地作用；同时客观上也为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复古倾向开了先河。《四库总目提要》评此书说：“《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平心而论，唐音之流为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功过并存，不能互掩。”(www.xing528.com)

从弘治到万历百余年间，明诗大盛。主持此期诗坛的前后七子，更公然打出“诗必盛唐”的旗号。首倡者为李梦阳（1472—1529），其人“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炳，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文苑传》）。李攀龙（1514—1570）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甚至鼓吹：“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沧溟集·送王元美序》）他特别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论古则判唐、《选》为鸿沟，言今则别中、盛如河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编《诗删》，唐后直接明代，宋元诗一概不选。唐诗部分主要从《唐诗品汇》中采出，选诗465首，单行为《唐诗选》。按诗体编次，入选唐诗以初盛唐为主，中晚唐诗甚少。

“唐诗学”在明代成为显学。胡应麟（1551—1602）生在前后七子之后，对前后七子极力推崇，作《诗薮》评论古今诗歌。内编六卷，依体论诗，分古、近体各三卷；外编六卷，自周至元，按时代论诗。另有杂编、续编（续编论当代之作）。对唐诗的推崇不遗余力，又以明诗直继汉唐，而将宋元诗一笔勾销。道：“自《三百篇》以迄于今。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再盛于明。典午创变，至于梁陈极矣，唐人出而声律大宏。大历积衰，至于宋元极矣，明风启而制作大备。”（《诗薮》续编卷一）明末胡震亨继胡应麟等，作《唐诗统签》，对清代编辑《全唐诗》作了奠基工作。《唐诗癸签》一部，内容涉及唐诗的源委与变革、体制的形成、风格的高下、作家的短长和一切知人论世的材料等等，对唐诗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由于明人诗论贯穿着宗唐一线，持论者又多是主宰诗坛风气的人物，在相当程度上局限了明诗创作的成就。宏观上看，这是诗史上的一次回潮。具体而论，也有新的现象，新的获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