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新乐府：诗歌卷中的中国分体文学史

二、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新乐府

安史之乱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经济文化中心继晋永嘉后进一步南移。到贞元、元和之际，社会经济主要在南方得到恢复，城市经济繁荣，上层风尚日趋奢侈、安闲和享乐，人数日多的书生进士带着他们所擅长的华美文词，聪敏机对，已日益沉浸在繁华都市的声色歌乐和舞文弄墨之中。与盛唐文士那种反传统、敢开拓的时代氛围大不一样，这里已经没有对边塞军功的向往，也没有盛唐之音的雄豪刚健、光芒耀眼，却更加五颜六色，多彩多姿。政治上“元和中兴”的出现，对中唐文艺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元和时期唐诗出现了现实主义诗歌大潮，即新乐府运动，和与李杜鼎立的大诗人白居易。诗歌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出现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杰出诗人，并称于后世者如元白、刘白、韩孟、韦柳、张王，同中有异，各具情态。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曾官太子太傅，故后世因称白傅。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少年时代因兵乱，一度被迫漂泊越中。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诗歌与元稹齐名，称元白。后因宰相武元衡遇刺越职言事，为权贵中伤，贬江州司马。长庆间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期间，与刘禹锡唱和齐名，称刘白。后以刑部侍郎致仕。有《白氏长庆集》。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见于《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策林》等文献。他强调为政治服务，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对《诗经》风雅比兴（美刺比兴）的优良传统予以充分肯定。白居易讽谕诗尤其是《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就是其诗歌理论的光辉实践。在艺术上，他非常强调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形式服务于内容，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主张“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同前引）；“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寄唐生》）。当时白居易等一批著名诗人，继承乐府诗和杜诗的传统，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乐府运动”的文学运动。元稹是白居易的亲密战友，王建、张籍是新乐府的重要作家。他们都留下了优秀的诗作：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白居易《新乐府·卖炭翁》）(www.xing528.com)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王建《羽林行》）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张籍《节妇吟》）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

这些诗篇，无论是悲悯苦难的民生，还是揭露恶少的横行，婉讽权者的卑劣，都从不同角度暴露出当时的社会问题，从诗歌精神上继承着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