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言诗的诞生及其体制的优长
中国诗的一大转关,是乐府五言的兴盛,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告一段落。五言诗的最大特征,“是把《诗经》的变化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参朱光潜《诗论》第十一章)。所谓“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是唐代以前,中国诗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五言诗在这一阶段中成为最重要的诗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汉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单音素为基础。在古代,单音词占多数。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每个诗句至少要由两个词组成,所以从原始歌谣开始就是二言的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发展,双音词、联绵词逐渐增多,二言体就不能满足表情达意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四言体。四言体是适应语言发展趋势的产物,它比二言体更自由更宜于抒发感情和描写事物,四言诗的出现,造就了《诗经》时代的诗歌繁荣。
此后,屈原根据楚地的民歌,创造了辞体;汉代民歌中又产生了杂言诗。这是诗体的一次大的解放,四言的格局被突破,但由于辞体后来演变为赋体,脱离了诗的范畴;而杂言的形式不固定,诗句的节奏、用韵缺少规则,所以没有解决四言诗后中国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言诗的出现才被打破。
文学史上新的体裁往往产生于民间,五言句式虽然《诗经》、《楚辞》中皆有,而作为齐言体的五言诗的出现,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征于文献,较早如《孟子·离娄》所载《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如去掉两个作为语词的“兮”字,就是一首齐言的五言诗。而完全整齐的五言体诗,至少在秦汉时已萌生于民间。秦汉民谣中,颇有五言之作,如:(www.xing528.com)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骸骨相支拄。(《水经注·河水注》引秦始皇时民歌)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廖传》引长安民谣)
而汉乐府民歌如《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陌上桑》、《长歌行》等,则更是形式圆熟的五言之作。
五言诗较之四言诗,在体裁上有明显的优越性。钟嵘谓四言“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品序》)。四言句只包含两个音步(二二节奏),单音词和双音词在配合上有一定局限;而五言句则包含三个音步(二二一节奏),在四言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节拍,既可方便地容纳双音词,也可容纳单音词,以至多音词,便于组词达意,较之四言体句容量更大,刘熙载认为它一句抵四言两句(参《艺概·诗概》)。
四言体节奏虽鲜明,却单调,未能曲尽抑扬顿挫之美。五言句以单音步收尾,便于句末适当拖长或停顿换气,比双音步收尾要从容得多,对于咏歌玩味、因声求气更为有益。同时,诗歌也是呼吸的艺术,呼吸的人均时值,对应于诗句,大抵以三音步、四音步为宜。两顿稍嫌短促;四音步以上(九言)则偏长,不妨偶而用之,但难于形成齐言体诗。
因而,五言诗的出现,对于两汉文人,遂成挡不住的诱惑。由于文人的参与创作,而渐成时尚。有人认为“古诗十九首”中部分作品,成为太初改历以前(参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现存较早而又无可争议的文人五言之作,是史家班固的《咏史》,诗写缇萦为赎父刑请求没身为婢之事,直咏其事,质木无文。至少在东汉,五言诗已流行于文坛,产生了诸如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赵壹《疾邪诗》、蔡邕《翠鸟》以及所谓的“苏李诗”等佳作。至于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的出现,更表明东汉文人在学习汉乐府民歌方面,已相当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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