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文学史: 《绿牡丹》揭示科场问题

三、在笑声中针砭科场时弊：《绿牡丹》

《绿牡丹》是晚明剧坛一位重要戏曲家吴炳的一部喜剧作品。吴炳（1595—1648），字石渠，号粲花主人。宜兴（今属江苏）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崇祯时任江西提学副使，南明永历王朝时，任兵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为清兵所俘，绝食而死。所撰传奇五种：《情邮记》、《绿牡丹》、《疗妒羹》、《西园记》、《画中人》，合称《粲花别墅五种》，又称《石渠五种曲》，均有存本。

《绿牡丹》写翰林学士沈重为女婉娥择婿，以“绿牡丹”为题，考柳希潜、车本高、顾粲诸生的才学。柳、车不学无术，柳请家中塾师谢英代作，车令其妹静芳代作，结果名列前茅，顾粲反列榜尾。为争当沈重女婿，柳、车互相攻讦。后车本高愿以妹妹静芳嫁柳，换取柳对他的让步。谁知静芳鄙薄柳之为人，也要隔帘面试。这一次的考题又是“绿牡丹”，柳又请谢英代作。谢怕静芳不察受骗，作了一首打油诗。柳看不出诗中的寓意，照抄交卷，静芳阅后捧腹大笑。后来，谢英被柳逐出家门。谢英与顾粲同往赴试，皆中高第。沈重已明真相，于是把婉娥嫁给顾生。柳、车二人自讨没趣，一场喜剧结束。

在中国爱情文学系列作品中，《绿牡丹》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喜剧作品。它的显著价值在于：着眼点不在于写爱情，而是以爱情故事制造笑声，在笑声中指摘时弊。即通过柳希潜和车本高在考试中的种种作弊丑态，针砭晚明科场的弊病。为使观众在爱情的波澜中对现实生活中假名士和舞弊之风有深刻的认识，吴炳深知笑的力量与功能，不管是反面人物还是正面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纳人喜剧氛围，从而使这部作品呈显出丰富的喜剧性。总结该剧在笑声中贬丑扬美，指摘时弊的经验，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突出反面人物之“假”。柳大和车大诸多诡计，统而观之，全在于“假”。“假”既是这两个反面人物行动的核心，也是作者指摘时弊的聚焦点。面对考题“牡丹赋”，柳大读作“杜再贼”，车大读作“壮舟贼”，刺白丁面目一针见血。当谢英告诉两个白丁是“牡丹赋”时，柳大马上改口：“正是牡丹赋，一时眼花了。”车大说：“我原识的，故意骗他取笑。”明明不懂偏要装懂，这两个人物一上场就假之至极。

在第四出沈重邀他俩赴会作文，如果实实在在，自知无能不去也许不惹人笑，在“假”的意识指导下，他们都想出请人代笔的“妙计”来。考试时，沈重宣布“不得夹带传递”，两个白丁异口同声：“做这样事的猪狗不值。”话音未逝，考题出来，柳大便立即念叨起老书憧前来传递之事。当书憧以送笔墨砚为名把题目取去时，柳大千叮万嘱：“午饭要早些”（传递要快些之意）。当舞弊作假的“代作”送来时，白丁的行为更加可笑。随着剧情推进，柳大和车大假得更加卑鄙，一个把谢英的诗稿偷为己作，一个把妹妹的诗作抄下来，分别送去给沈翰林。更令人笑倒的是，当两个白丁知道沈翰林已将女儿许给顾粲，并要为谢英和车静芳主婚时，竟然冒天下之大假，买通报子，假报自己高中，企图抢在谢英、顾粲之前来娶亲。

假的行为在这里只能欺骗自己，它既骗不了对手，也瞒不住观众。柳大、车大的行为所以令人捧腹，原因在于观众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事实的本真相对比，看到愚蠢者搬起石头打了自己，从反面肯定了人生的美好，从而瞬时获得一种由衷的“生命情感的升腾”，笑是这种生命情感升腾的结果。(www.xing528.com)

据说，明熹宗时有个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的狗少爷，他假冒有志之士应试，结果不但高中，且在官场中连升三级。车大、柳大敢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找人代笔传递，连剧中所写到的那位“惯会代笔”的范虚也自称：“我从来代倩不差池”，“村中童生，年年来求我”。这些都是《绿牡丹》对“文场自古多奸弊”现实的指摘和嘲讽。

第二，表现反面人物事与愿违。事与愿违是《绿牡丹》刻画反面人物的另一手段，也是作品否定性笑声产生的又一重要条件。从作品中的两次会考可知，第一次会考虽然白丁的本质与现象产生矛盾，但由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得到统一（一个考取第一，一个考取第二），动机与效果没有出现背离，观众目睹此段情境，虽然觉得可笑，但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喜剧性笑声。因为可笑性与喜剧性是两个不同的喜剧境界：可笑性是基础，喜剧性是结果，喜剧性是可笑性的更高层次。为使观众从内心爆发出真正的喜剧性笑声，吴炳从第二次会考开始，在表现他们本质与现象矛盾的同时，又突出表现他们动机与效果的彻底背离。如第二次会考，两个白丁虽然继续作假，但由于沈翰林采纳了顾粲的建议，严加督阵，既不许家人送饭，也不得门外出恭，结果使两个白丁预先的计划全部落空，最后不得不假装生病退出考场。又如“假报”一场，白丁经过前面两次戏弄后以为假报高中是最稳妥之招。于是车、柳两人一上场就暗暗自喜：“买得报人施巧计，因缘成就不须媒。”正当他们兴喜若狂，分咐家人“忙排香案，再叫梨园，快宰猪羊”，准备迎亲时，谢英、顾粲真正高中的消息传来。面对事实，白丁企图再闹也无办法。在众人的哄堂大笑中，车大、柳大一败涂地。文场假士的舞弊之丑，在一系列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悖反中遭到辛辣讽刺。

第三，在幽默中肯定美。《绿牡丹》的创作意图不只限于否定丑和针砭时弊，而是在写丑的同时寄托对“真才”的肯定。因此，对正面人物的刻画，作者所采取的不是本质与现象相互矛盾，动机与效果彻底背离的喜剧手法，而是通过正面人物的幽默言行，不断表现他们如何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力而反败为胜。

谢英在柳家坐馆，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当两位白丁辱骂顾粲不选他俩的文章时，他不因寄食于人而不讲正义，但又不能不顾效果公然指摘，于是用一种幽默的口气说：“二兄不必性急，待续集出来，收些人情文字便了。”这种言语，白丁听来觉得是在为自己说好，聪明人却看出，“人情文字”是谢英对白丁无能的一种蔑视。这种表面是“帮”，实质是“刺”的言行，谢英在为柳大作“乌龟诗”时表现得更为突出。“牡丹花色甚奇特，非红非紫非黄白。绿色乌龟爬上花，只恐娘行看不出。”此诗似乎是应柳大之求依题咏“绿牡丹”，其实是把柳大比作痴心王八，告诫车小姐不要上当。

为什么这种言行能使人产生幽默的美感？因为幽默与滑稽虽然都有“寓庄于谐”的共同特征，但滑稽的“庄”、“谐”对比比较外露，能使人一眼看穿，立即喷饭，柳、车行为属于这种。幽默的“庄”隐藏在“谐”的背面，具有含蓄之美。观众对“庄”的理解往往要展开“意会”的翅膀进行领悟，而不是像滑稽那样可以一眼看穿。含蓄与意会紧相结合是幽默的基本特征。“收些人情文字”，表面看去态度温和，实际包含辛辣的讽刺。“不合格的文字”却要“收些”，这是什么世道？观众一旦领悟其真义，在赞赏谢英的聪明智慧的同时，也得到一种较之滑稽形态更冷峻，更令人发笑的喜剧效果。

笑声不仅是一种揭露的武器，它同时又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愉快的源泉，它鼓舞人们坚定对生活目标的信仰。在斗争中，它不是失败力量的标志，而是胜利力量的标志，它体现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和胜利的光芒。《绿牡丹》的喜剧性价值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