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璟的曲学主张及传奇创作
在曲论研究方面,沈景著述颇丰,有《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南词韵选》、《古今词谱》(佚)、《论词六则》(佚)、《唱曲当知》(佚)、《古今南北词辨体》(佚)、《遵制正吴编》(佚)、《二郎神套数〈太霞新奏〉序》等。从现存著作可知,沈璟的曲学理论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
第一,强调“合律依腔”。这是沈璟曲学主张的核心理论。他于[南商调二郎神]套数中不但提出“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的主张,且为此潜心研究并著书立说,对昆腔格律进行严格规范,为传奇创作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制曲技法,从而奠定了南曲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对此,时人和后人有极高的评价。吕天成《曲品》卷上评云:“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纂芜,订全谱以辟路。……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游刃余地,词部之厄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为北面。”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下评云:“其于曲学,法律甚精,泛滥极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没。……盖词林之哲匠,后世之师模也。”(www.xing528.com)
第二,崇尚“本色”。沈璟对王骥德说:“所寄南曲全谱,鄙意僻好本色,恐不称先生意指。”(《词隐先生手札二通》)沈璟所说的“本色”含义是什么,由于他本人没有专门定义,故学术界产生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指曲词的通俗自然,有人认为含义近似“当行”,有人认为兼有“通俗”、“当行”两者之义。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沈璟的“初试”之作《红蕖记》及其以后的创作得知,沈璟的“本色”之义,主要是指传奇用语的通俗恬淡。祁曰:《红蕖记》“字字有敲金戛玉之韵,句句有移宫换羽之工,至于以药石、曲名、五行、八音及联韵、叠句入调,而雕镂极矣。先生此后一变为本色,正惟能极艳者,方能极淡。”祁彪佳所言的“一变”,即沈璟从原先字雕句镂之“极艳”向后来的通俗恬淡之“极淡”的转变。吕天成《曲品》也有相同的评价:“先生(指沈璟)自谓字雕句镂,止供案头耳。此后一变矣。”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下》也说:“《红蕖》蔚多藻语,《双鱼》而后,专尚本色。”考察沈璟《双鱼》以后的曲词创作,其风格确实符合戏曲表演之“本色”:通俗恬淡。
在传奇创作方面,沈璟作剧17种,合称《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义侠记》、《桃符记》、《坠钗记》、《博笑记》。这批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通过正、反面人物的刻画,极力张扬传统的伦理道德,以达到劝惩讽世的目的。吴江派成员吕天成说:“先生诸传奇,命意皆主风世。”(《义侠记序》)对沈璟传奇的“主风世”思想,过去的评价比较片面,甚至持否定意见的多。其实,沈璟的这一创作思想虽然守旧于传统,但“守旧”不等于“反动”。从沈璟于《义侠记》最后一出(《家荣》)之言可见,他的“主风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千秋万载垂正论”。如果着眼明代当时的社会风态:“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王阳明《答储柴虚》)进行评判,沈璟通过作品中的正反、真假两种道德行为和人物形象的刻画比较,肯定和强化合乎“正论”的人生道德,批判虚假、丑恶的社会现象,无疑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尤其像《博笑记》这种猛烈抨击腐朽世风,辛辣讽刺时代丑恶的作品,不管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当属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流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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