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前期的公案剧和绿林剧：佛郁、冀盼心态的滋长

三、佛郁、冀盼心态的滋长：元前期的公案剧和绿林剧

公案戏与绿林戏在元代前期剧坛上的火爆，应视为吏治腐败、民怨沸腾的社会现状的逆向折光。元代前期著名的公案戏计有《鲁斋郎》、《陈州粜米》、《后庭花》、《灰阑记》、《魔合罗》、《蝴蝶梦》、《生金阁》、《救孝子》等。

《鲁斋郎》和《蝴蝶梦》是关汉卿公案戏的代表作，两者都是写权豪势要欺压百姓，包公为民申冤除害的故事。从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说，这两部剧作均可与《窦娥冤》相互辉映，可说是与之异质而同构的社会剧。

无名氏的《陈州粜米》演述的虽然是民间流传的北宋故事，但却打上了元代社会现状的鲜明印记。剧中的包待制俨然是痛苦无告的黎民百姓用集体的智慧塑造而成的“青天大老爷”。他身为朝廷命官，居然指使小慖古用敕赐紫金锤打死小衙内，“须偿还你这亲爷债”，这只能是被压迫者借助戏剧舞台才能得到片刻快慰的奇特幻想。剧中的包拯不仅是一位刚正廉明、富有斗争经验的清官，而且又是一个幽默风趣和充满人情味的睿智长者。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普通百姓所期望的朴实练达、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而又机敏多智等理想化的人格特征，带有浓郁的民间色彩。

与《陈州粜米》、《鲁斋郎》、《蝴蝶梦》中的包公一样，郑廷玉杂剧《后庭花》中的包待制也常常在权与法之间徘徊。剧作在歌颂清官摘奸发覆、惩治狡胥猾吏的同时，也冷静地揭示了清官自身的弱点和难以克服的政治局限性。包公一出场，就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钦承圣敕坐南衙，掌刑名纠察奸诈。”“钦承圣敕”，即须谨遵王命；事连于上，就该便宜行事。经反复勘察，翠鸾一案水落石出，真正的祸首就是堂堂廉访夫人。包公颇费踌躇：“怎敢就教他带锁披枷？”于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命人押下王庆，草草结案，带上一行皂隶拜见廉访大人，不冷不热地撂出一句：“索请夫人敢与这招伏罪。”巧妙地把“皮球”踢给了廉访大人，自己乘机送了个顺水人情。赵大人自然心领神会，当即收回决断大权，杀掉替罪羊，轻轻放过幕后的元凶，并用“奏请加原职三级高升”的诱饵堵住了包拯的嘴巴。(www.xing528.com)

与元代其他公案戏迥然不同，孟汉卿《魔合罗》中审理冤案的主角不是“箭垛儿”式的清官包拯，而是良吏张鼎。他断狱既没有借助神灵的启示，也没有滥用冤魂显灵，而是靠他对蒙冤者高尚的同情心和睿智干练、注重调查取证的办案作风。这一点，对于一位听命于上司、并无生杀决断之权的下层吏员，犹显难能可贵。孟汉卿这一剧作既揭露了元代司法吏治的黑暗腐败和官府的无能，也颂扬了清官良吏关心民瘼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不避风险、知难而进的大智大勇，这无疑代表了痛苦无告的广大被压迫者良好的政治愿望。正如邓绍基等所指出的那样：“剧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对公理、正义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渴望，有助于人们对元代社会黑暗状况的认识和了解。”（《元代文学史》216页）

时代的呼唤与民众的需求引导元剧作家将目光投注到自南宋以来长期在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把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期待由朝廷上的“清官”转移到了“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身上。作为高文秀众多李逵戏中仅存的一种，《双献头》（一名《双献功》）生动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孙荣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梁山好汉李逵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细、智勇兼备的英雄豪杰形象。高文秀家乡东平毗邻水泊梁山，对李逵等敢于与官府对抗的草莽英雄更是情有独钟。《双献头》是元代水浒戏中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他揭示了元代吏治腐败、权豪肆虐、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讴歌了梁山好汉疾恶如仇、救人急难的侠行义举，对于泣告无门的下层百姓，不啻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全剧关目紧凑，曲辞本色自然，李逵极富喜剧色彩的性格特点，得到了生动的显现。

与高文秀同为山东籍且声气相通的康进之，也是专为梁山好汉李逵唱赞歌的重要作家。他创作的《李逵负荆》与高文秀的《双献头》堪称元代水浒戏中的“双璧”。该剧不仅热情讴歌了梁山英雄打击豪强、扶弱济困的侠义精神，而且对这一主旨做了更深入的开掘和拓展，将其引向捍卫农民义军“替天行道”口号的正义性和纯洁性，不容包括义军头领在内的任何人玷污梁山英名，破坏与被压迫民众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的神圣高度。作者着力刻画的戏剧主人公李逵，无疑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是疾恶如仇、坦荡磊落、行侠仗义等绿林豪侠的艺术缩影。

与《李逵负荆》、《双献头》等水浒戏基于相同的时代思致，《燕青博鱼》也满腔热情地为梁山好汉诛恶锄奸的英雄行为唱赞歌，着力宣扬疾恶扬善、“替天行道”的义军宗旨，实际上也就是呼唤与暴力和强权作殊死拼搏的侠义行为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剧作生动地展现了梁山头领燕青目盲后下山，先后受到燕顺、燕和弟兄的救助，知恩图报，行侠仗义，惩治欺压良善、无恶不作的杨衙内的曲折过程，也借燕青的误期受杖责突出了梁山义军的纪律严明和不徇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