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前期历史剧的忧患与怀旧心态

一、忧患与怀旧心态：元代前期的历史剧

元代前期历史剧不仅数量丰硕，而且佳作如林。除了有口皆碑的“四大历史剧”（《单刀会》、《赵氏孤儿》、《梧桐雨》、《汉宫秋》）之外，还有《楚昭王》、《西蜀梦》、《伍员吹箫》、《渑池会》、《薛仁贵》、《东窗事犯》、《气英布》、《赚蒯通》等享誉剧坛的传世名作。这些取材于史书和民间传说的历史剧，在史料取舍和时空处理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为我所用的灵活性，由此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表现了金元文士的忧患与怀旧心态。元初历史剧中的时代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历史兴亡的伤悼与反思；对民族正气与英雄主义的礼赞与呼唤；对强权肆虐、伦常失序的丑恶现实的忧患与思虑。

《梧桐雨》和《汉宫秋》是元代历史剧中的双璧。剧作表露了历史兴亡之思和作者强烈的民族感情。《单刀会》、《赵氏孤儿》和《西蜀梦》、《伍员吹箫》诸剧则是民族正气与英雄主义的赞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演述的是发生在春秋末年晋国国内的一桩冤冤相报的历史公案，其故事情节主要取材于《史记·赵世家》，兼及《左传》所载史实，并酌取刘向《新序》、《说苑》及其他传说材料。基于明确的创作动机，剧作家对原始素材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和提炼，将史书所载相隔多年的多种事件剪辑在一起，又增添和变动了程婴以己子代孤儿、屠岸贾认孤儿为义子等若干细节，使之围绕“搜孤救孤”的情节主线，构成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塑造出程婴、公孙杵臼等一批为挽救无辜、伸张正义而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英烈形象，成为一部慷慨悲壮的历史悲剧。这种于家国危亡之秋，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必以正义战胜邪恶的磊落气节和顽强斗志，具有极大的时代感召力量。

同是取材于正史和民间传说的《楚昭王》、《渑池会》、《薛仁贵》诸剧，则把着眼点放在了对强权与罪恶充斥的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传统道德规范的反思与期冀上面。取材于春秋故事但基本情节多属虚构的《楚昭王疏者下船》，一向被看成是宣扬纲常伦理与忠孝节义的道德剧。这一主旨经过明人对原作情节有意增饰（《元曲选》本《楚昭公疏者下船》不仅改变了原剧的故事起因，而且增加了龙神搭救昭王妻、子的庸俗情节，变元刊本的悲剧结局为君妃、父子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之后，更显庸俗和苍白。勿庸讳言，剧作家确有借助搬演历史故事呼唤传统道德、彰显伦理纲常和忠孝节义的良苦用心，但他并未因此而回避传统道德自身的二元对立，而是巧妙地利用戏剧冲突，合乎逻辑地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虚伪与冷酷的本质。楚昭王于危难之际舍妻弃子，苟且偷生；大难过后，重登王位，续妻生子，志得意满，骄矜自喜于“一般衣冠，一般宫殿，一般官职”，全不念发妻亲子葬身鱼腹，甚至把丧妻再娶看成是“重添墙上泥皮”。少情寡义、贪鄙自私以至于此！仅此一点，能说郑廷玉是在令人生厌地兜售腐朽的纲常伦理观念吗？

高文秀的历史剧《渑池会》，虽也取材于正史，但却赋予主人公以鲜明强烈的时代意识。就情节梗概而言，该剧敷演之完璧归赵、渑池会和廉颇负荆等故事，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基本吻合，但有意加强了廉、蔺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以廉颇的恃武轻文、忌才妒护和胸无韬略来反衬蔺相如的智勇兼备、襟怀坦荡和远见卓识，藉以彰显文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乃至军事、外交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剧作家对文人的地位和作用并未作过分的夸张，对廉颇的勇于改过、“负荆请罪”和顾全大局，给予了热情肯定，并借蔺相如之口，盛赞其“有勇气，善野战长驱”，乃“国之忠良”、“世之大宝”。剧本第四折写廉、蔺二人戮力破秦，于欢庆胜利的凯歌声中，寄托了作者文武相济、治国安民的仁政理想。(www.xing528.com)

张国宾的《薛仁贵衣锦还乡》，写农家出身的薛仁贵慷慨从军，靠武艺和胆略安定边关、博取功名，衣锦还乡的故事。薛仁贵为唐初名将，其“三箭定天山”及东征高丽事均见诸史籍，但此剧所演张士贵冒功等情节，则主要根据《薛仁贵征辽事略》等话本故事和民间传说演绎而成，其中加入了剧作家深受陶染的平民百姓素朴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该剧现存元刊本和明刊本两种，情节和曲词存有较大差别。总体说来，元刊本虽然宾白简略，但曲词朴拙而富有生活气息；明刊本尽管宾白充实，曲词雅练，但明显地撺入了说教成分，对功名富贵的歆羡溢于言表，不及元刊本更接近原作品貌。如果说元刊本在歌颂薛仁贵靠精湛的武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取得显赫功名的同时，也藉其背亲投军所造成的双亲无依和荣归故里给乡亲带来的陌生感，突出了“忠孝不能两全”亦即“养男防老”与“改换家门”不可得兼的固有矛盾，那么，明刊本则通过对薛仁贵衣锦还乡、光耀门楣的夸张性渲染，向世人灌输了“事君”大于“事亲”、“尽孝”必依从于“尽忠”的伦理观与价值观。

孔文卿的《东窗事犯》写秦桧谋害岳飞遭到阴司报应的故事。弥漫于剧中的因果报应等迷信观念虽不足取，但它表达了民众扶善惩恶的朴素爱憎情感，是民间故事常见的手法。正因其凝聚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异族统治的顽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所以才流传久远，至今演唱不衰。

无名氏作家的《赚蒯通》借助对史实素材的取舍处理，对封建社会贞臣良将最终总不免于“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并藉西汉开国名将韩信的被屈杀和蒯通的仗义执言，对最高统治者的虚伪残暴的本质给予了辛辣的嘲弄。剧中写萧何、樊哙等以韩信“手下雄兵十余万，战将百余员”，嫉其“军权太重”，功高盖世，密谋假传圣旨，诏韩信还朝，以谋反大罪将其杀害。张良得知萧、樊歹毒用心后，当面质问萧何：“你起初时要他，便推轮捧毂；后来时怕他，慌封侯蹑足；到今时忌他，便待将杀身也那灭族！他立下十大功，合请受万钟禄，恁将他百样妆诬？”（第一折［那叱令］）韩信遇害后，其谋臣蒯通被赚至朝廷，对着文武百官慷慨陈辞，正话反说，历数韩信“十罪”、“三愚”，并含沙射影地斥责萧何及其同谋：“兀的不是狡兔死、走狗僵，高鸟尽、劲弓藏？也枉了你荐举他来这一场。把当日个筑台拜将，到今日又待要筑坟堂！”（第四折［沽美酒］）剧的结尾由黄门官宣读的圣旨中有这样一段话：“联以谬听人言，将为叛逆，遂令未央钟室，冤血尚存。”好个“谬听人言”，道破了屈杀功臣原来是刘邦暗中策划所致！这就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阴险狡诈的大汉皇帝，最高统治者的少恩寡义、反复无常于此可见一斑。该剧关目设置巧妙，步步为营，层层推进，波澜起伏，扣人心弦。曲词亦慷慨激越，明快晓畅，不失本色派豪迈劲切的主体风格。戏剧主人公蒯通作为作者精心塑造的辩士形象，具有过人的胆识，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出语惊人，以其摄魂夺魄的艺术感召力，在观众和读者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