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繁荣的标志：演员职业化与专业性剧团

一、元杂剧兴盛的标志

元杂剧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于繁盛，关键就在于一大批于金、宋政权覆亡后沉入社会底层的文人，由被迫到自觉地投身于杂剧编演活动，使其由朴野粗率的民间伎艺一跃而为严密整饬、雅俗共赏的新型文艺体式。关于元杂剧早期作家阵容的构成，我们从《录鬼簿》所列“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的作家及剧目看，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沉沦下僚或混迹市井的作者聚合而成。据不完全统计，在前期作家56人中，终生未仕者33人，隶属教坊者4人，间断入仕者19人。在有过仕历的19人中，除史九散人因门荫做到武昌万户、李文蔚做过江州路瑞昌县尹、李时中曾除工部主事、王廷秀位居淘金千户外，其余大多是省掾、府判、令史、县丞、路吏、儒学提举一类的僚属吏员，亦即以儒吏为主干。至于赵文殷、张国宾、红字李二、花李郎等根本就是不入士流的教坊艺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元杂剧的繁盛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关汉卿、郑廷玉、白朴、马致远、王实甫、杨显之、纪君祥、尚仲贤、高文秀、武汉臣、戴善夫、石君宝、李好古、康进之、石子章、孟汉卿、李行道、孔文卿、张寿卿、狄君厚等名家，仅马致远、尚仲贤、戴善夫三人在南北统一后做过短期的江浙行省的官吏。正是这批不甘沉沦、愤世疾俗而又调傥不羁的才人作家主动献身于杂剧事业，才促成了元杂剧的全面繁荣。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及《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将近百人，创作杂剧500余种，其中流传至今者也在160种上下。作家队伍的壮大和优秀杂剧作品的陆续上演，无疑是元杂剧进入繁荣昌盛时期的显著标志和重要实绩的体现。

元杂剧是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其主要传播方式是演员的舞台演出。因而，演员是否职业化和有无专业性剧团，以及演员艺术水平的高低，是衡量元杂剧繁荣与否的又一重要标志。根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早在宋代，汴梁、临安等地的勾栏瓦肆，就有较大规模的杂剧演出和各种伎艺的表演，从设有“乐棚”及所展示的演出规模看，有些节目已非三、两人所能胜任，而是需要一个专门性的演出班底的。《都城纪胜》、《梦粱录》都曾专门提到杂剧的编演活动，说“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孟角球曾撰杂剧本子”。《武林旧事》卷三“社会”条载：“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震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这个排在众社之首的“绯绿社”，显然是专门搬演杂剧的戏班。有关杂剧戏班的组织情况，同书卷四有“杂剧色”条，其中约略提到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如：“德寿宫”10人、“衙前”22人、“前教坊”2人、“前钧容直”2人、“和顾”32人等。又同书“杂剧三甲”条下有“刘景长一甲八人”、“潘良贤一甲五人”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www.xing528.com)

元杂剧的主要演出场所是都市中的瓦舍勾栏。勾栏已是有一定建筑规模、专供营业性演出的固定场馆。在散曲《庄家不识勾栏》及《汉钟离度脱蓝采和》、《宦门子弟错立身》等剧本中，均有明确记载。如勾栏不做场需“锁了勾栏门”，观看演出要在进场前交上二百文铜钱，演员作场为的是“觅几文济饥寒得温暖养家钱”，甚至还夸口说“学这几分薄艺，胜似千顷良田”（《蓝采和》）。《宦门子弟错立身》女主角王金榜之母赵茜梅也说“为衣饭”做杂剧，“作场为活”。在都市中做营生的杂剧戏班，除了到酒楼茶肆中承应演出，还需应付官场的传唤；他们为寻衣觅食，需冲州撞府，或赶赴乡间，去庙会、社火中作场，甚或在集镇要道路口“打野呵”（随处作场）。如现存山西洪洞县明应王殿“太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壁画，描绘的就是杂剧戏班于元代泰定年间在此演出的场面。见于载籍和戏曲文物的还有“尧都太行散乐人张德好”、“东平散乐王金榜”、“梁园末尼蓝采和”等专业杂剧戏班。至于戏班人数，则多少不等。元代有姓名可考的演员，据《青楼集》及其他零星资料统计，大约有80来人，其中大多是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演员。专业性剧团与职业性演员的出现，既是元杂剧繁荣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其走向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与元杂剧演出职业化相应，山西、河南等地的庙宇中相继搭建了专供杂剧演出的戏台。戏台建于庙宇中，说明演戏和祭神活动相互依托，明为酬神，实则娱人。据近年文物工作者实地考查证实，仅山西境内，就有临汾魏村三王庙、芮城永乐宫龙虎殿、河津古垛村后土庙、永济董村二郎庙、翼城武池村乔泽庙、运城三官庙等10余处建于元代的戏台。从现存地上文物所展示的各种要件看，元代的戏台已是独立完整的建筑物，具备了戏剧演出、观看的基本条件，是我国戏曲剧场的形制步入完备阶段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