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论析：超绝智慧引退为进

附：论老子“小国寡民”以退为进的超绝智慧

一切伟大高超的哲学和诗歌都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因为它们都是从一个超越时间、现象、世俗功利的“界外视点”去观看世界的，正像佛祖释迦牟尼静坐菩提树下仰望星空，才突然悟道；老子也是这样。这就是人间“下士”们难以明“道”的根本原因，因为它的意义是远远地落在世俗人们的视线之外的。

《老子》第八十章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¹⁾当人们一再诟病老子的“小国寡民”时，往往忽略了其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甚至“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等等话语中所蕴含的极其伟大超越的智慧。

任继愈《老子新译》中说：“这一章集中表达了老子的复古的社会历史观。当时已出现了万乘之国，有了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艺术。老子对这些不但看不惯，还坚决反对，他认为文化给人们带来了灾难，要回到远古蒙昧时期结绳而用的时代去。在那种落后的社会里，人们怎能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呢？我们对老子的这些话不能看死了。老子美化上古，是为了菲薄当时。”⁽²⁾任继愈的这段评语可谓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老子》八十章的定论。但是《老子》的光芒是“道”的光芒，它是不会因“下士”们的“大笑”而被轻易遮蔽的。随着人类所谓的“单向度”式“文明”、“进步”日益陷入困境局面的出现，我们才终于代价惨重地慢慢明白了《老子》那“以退为进”的智慧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在批判《老子》思想时，忘记其“四十一章”所告诫的面对“道”时我们所应采取的态度，那结果就很可能背“道”而驰、昧“道”而行。因为“道”是“幽隐无名”的，有着常人所难以体认的特性：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德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四十一章）⁽³⁾

老子是说：上士听说“道”，会勤勉地按照道所说的去做；中士闻道，其反应是将信将疑；而下士闻道，定会大笑之。这是由于“道”的特性异常，故常人难以体会。更重要的是“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的意思在这里是：不让“下士”大笑的“道”是不配称作“道”的。所以古人有这样的话，真正光明的“道”看上去仿佛是暗昧不明的，前进的道看上去仿佛是在倒退，平坦的“道”仿佛是崎岖的。崇高的德好似卑下的山谷，广盛的德仿佛不足，刚健的德仿佛怠惰、懒散，质朴的德仿佛混浊，最光彩的好似卑辱的，最方正的反而没有棱角，最大的器物最后完成，真正的音乐希音少声，最大的形象没有形状，“道”是幽隐无名的。只有道，善于开始，并使它完成。

老子“小国寡民”之说的确是针对当时“广土众民”的政策而发的。诚如任继愈所言：“当时已出现了万乘之国，有了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科学、艺术。”老子对这些不但看不惯，还坚决反对，他认为文化给人们带来了灾难，要回到远古蒙昧时期结绳而用的时代去。但颇具意味的是，今天人类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恰恰可能是聪明过头而缺乏真正大智慧的表现。老子“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所谓“什伯之器”是指各种生活器物。为什么“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呢？这是因为人类如果过多地依赖、追逐外在的物质化生活，必然会导致最终成为物质的奴隶，反受物质的控制，就不能过一种精神上自由、解脱的生活。这也是《老子》第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所说的意思。如今我们的心灵不是已经因被物欲充填而变得空前狭隘、逼仄吗？我们的生活不是早已成为那种“无休无止地念叨的无非是自己的欲望和妄想”的恶俗性存在了吗？同时十分显然的是层出不穷的“什伯之器”加剧了人们心中的不平衡感与攀比心理，也就更无暇顾及人类自身“精神上生存空间开拓”等问题。当然最终只有“享用”日益增强的浮躁、焦虑而无药可救。古今中外贤哲们关于人类要想过一种真正幸福安宁的生活就必须节制欲望、节制对物质的依赖的智慧显然没有过时。

让我们再看“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如果对照人类当今许多生活状态的荒诞便可知老子所说真是十分有先见之明，这看似“落后”的告诫实在是玄奥无比。为了脱贫或先富起来，中国铁路公路等等部门要承受每年春运期间已达17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再试看今天我们许多超级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生活在其中的不少人是每天需要化费一两个小时乃至三四个小时来往于家与工作单位。笔者有一位在上海工作的朋友是这样开始他每天的生活的：清晨5时半起床，6时出门先乘一段中巴车，然后换乘轻轨，再坐地铁，最后还得打的才能赶到公司，而这个过程需费时两个多小时。到了晚上下班，他当然是再将上述交通工具反向使用一遍才能回到家了。如此往返使身心极度疲惫、焦虑。这位朋友以前也是比较喜欢阅读小说之类的，可是这种生活方式却使他只能在来往乘坐轻轨、地铁时“消费”报纸、杂志了。据他称，“看了小说之类会影响工作”。的确这种奔突于物质性生存空间的生活肯定是难以有小说等存在的位置的。

至于“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对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人来说其所言之理应该是不言而喻、无庸赘言的，故此处阙而不论。

“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乍一看也真是一句让“下士”们一看就会“大笑之”的“昏话”。但是《老子》中的话语往往在很感性的外表下，有着极理性的概括指向。比如《老子》十二章“圣人为腹不为目”，其中感性的“腹”所指的并非是一般性的“肚子”，而是代表着一种“简朴的生

活”。同理，“目”也不是世俗一般的眼睛，而是代表着“追逐声色嗜欲的生活”。因此老子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是一种象征与指代。它所表示的是他所倡导与坚持的那种安全、健康、平静、幸福的生活应该注意节制过度的交往与交流。我们在今天不是已经尝到了那种全球过度一体化所带来的灾难了吗？过度的交流与交往毁掉的将不仅是独特的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同时由于过分的联系、交流所伴随的过分的相互依赖、相互需要，还将使我们的生活状态更加脆弱、更加躁动不宁。比如随着不加反省的、无节制的野蛮生活方式的卷土重来，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就会在全球迅速蔓延，2003年的“非典”与2005年的禽流感的大流行就是典型的案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在许多注家的本子里一般是“吃得香甜、穿得漂亮、住得安适、过得习惯”。然而，它真正的意思是“以其食为甘，以其服为美，以其居为安，以其俗为乐”。如果更确切、细致地解释这几句话，它就是“以当地民族所产的食物为甘，以当地民族服装为美，以当地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为安，以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为乐”。我们先看人类如果不“甘其食”会怎样。一是物种侵害。西班牙鸟类学会指出：“有意或无意地引进物种是目前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化最严峻的威胁之一。……入侵物种的行为是毁灭性的，有的吃掉本地物种，有的与本地物种抢夺资源，有的和本地物种杂交，还有的传播疾病或者直接改变生态系统。”⁽⁴⁾这种破坏生态的引进物种事实上由来已久。我们已耳闻并实际遭遇了不少随便引进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物种而导致某个地方的生态失去平衡，最典型的就是水葫芦的肆虐泛滥，以及西班牙20世纪70年代引进了能穿透堤坝、带来致命真菌的北美红蟹事件。“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的报告指出，1600年以来，已知的灭绝物种中有39%要归咎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而人类的行为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⁵⁾

二是人口过度增长。就拿我们国家的人口为什么如此“众多”来说，原因或许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明、清时期的中国人贸然引种了大量原产南美的玉米、土豆。众所周知，玉米、土豆属于适应性极强的作物，在极贫瘠的土地上都能生长，何况在明、清时期政府是大力提倡在全国范围内引种，并且令各地的官员“身体力行”地去推广。而这样的“好事”在中国带来的就是本来不该活下来的人“活了下来”。而我们这样说话，会让讲“人道”的人义愤填膺：“你说谁是不该活下来的人？”但是应该理性地看到，如果不首先在讲“天道”的前提下讲“人道”，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人道”；“人道”乃“天道”之下的一种“道”也。如此庞大的人口，当有一点儿“发展”也势必会被新增的人口抵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甘其食”也是保存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这就难怪虽然美国的“麦当劳”、“肯德基”等等“垃圾食品”在全球城市无往不胜时，却有一些国家的城市极其明智地警惕并抵制它们的“入侵”。想想我们国人对这种“入侵”毫无障碍的接受就显得十分不明智。这真像汉大赋作家枚乘《七发》中所说的“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把毒药当美食，把猛兽的爪子牙齿当玩具了。

那么不“美其服”会如何？笔者近几年曾两次去西藏旅游，在进出了很多寺庙后发现喇嘛们脱在经堂外的鞋子很有意思，反映了西藏的“与时俱进”。除了高跟鞋没有外，内地汉族人穿的无论什么种类式样的鞋子这里都有，只有极个别的几双才是西藏特有的毡靴。老实说，正是看到这种景象，笔者才一下子明白了老子“美其服”智慧的含义。由此不难想到的是，这是西藏文化走向衰败的征兆。因为由此开始的“渐变”发展的必然前景是西藏的喇嘛们穿牛仔裤的时代就要到来。当我有一天在西藏的桑耶寺亲眼看到一个喇嘛从商店里出来，一边怀里抱着一个最大号的可口可乐（2升），一边打着手机时，自然会联想到这一切“现代的玩意儿”是如何在“障碍”、扰乱着喇嘛们学佛的心。事实上，这种不“美其服”已不仅是喇嘛们的问题，它同样是全球化各个城市里所有民族、所有人的问题。(www.xing528.com)

至于“安其居，乐其俗”，在上述问题的背景下就更好理解了。当我们不“乐其俗”时，我们年轻一代便已不会也不屑在端午节包粽子、在中秋节吃月饼了。只能对西式的情人节、圣诞节抱有热切的向往。有识之士指出，节日不是随便过的，这好比把别人家的祖宗牌位拿来供在自己家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美国有个节日叫“感恩节”，过这个节便不会有“乱供祖宗牌位”之虞。但可惜的是这个极有意义的节日在中国的年青人中还没有时髦起来。即如“圣诞节”也是可以过的，但这是有前提的。一是我们应该先把自己民族的端午节、中秋节等等节日过扎实了；二是过“圣诞节”应该先从在“平安夜”去教堂聆听、学唱赞美诗开始，而不是仅仅给玻璃涂上圣诞树、圣诞老人完事。如做不到这些，那我们对韩国将端午祭申请为本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事就连生气的资格也没有了。

很久以来，我们总是单方面地认为诸如西藏等地人民那种整天转经、嗑长头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是需要扶贫，是应该被“现代化”改造的。而现在看来这正是所谓现代城市人过分自负与狂妄地仰赖科技层面的“文明”、“进步”观念映照下的错觉。而这更令人想起当代学者王开岭《精神自治》中他的朋友刘烨园所讲的一件事：“曾听一位驻非洲某国的外交官朋友说——当他某夜在当地村民们欢歌笑舞的火堆边，以中国当下“经济中心”的时髦思维与几位普通的当地青年交流时，他未想到的是，人家的观念竟然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你们的现代化？我们有我们世世代代的吃穿住行，有我们的劳动、工作、习俗、品行、价值；有森林、有动物、有歌舞，我们很快乐也很满足，为什么非要跟别人一样‘富裕’不可？我们不苦说我们苦，还要我们这样那样，你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侵犯、伤害么？苦不苦，幸福不幸福我们最知道，等到我们要改变了再来帮助好了，不要现在就强加给我们，这可不是真正的友善……”⁽⁶⁾

如果再看一看被现代人看作是“原始落后的”摩梭人的走婚，现代的一夫一妻的婚姻状况也未见得更高明或更讲文明。摩梭人的“走婚”风俗，事实上把人生不必要的经济与人际纠缠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剩下的就是相对于“一夫一妻制”婚姻要简单、纯粹得多的情感关系了。它绝不可能产生《中国式的离婚》那种荒诞的人生悲剧。

我们还看到英国查尔斯王子在本国一个叫庞德伯里的小城正在进行这样一个类“小国寡民”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查尔斯宣传他的生态城镇理论时，英国人觉得这种想法是古怪的。如今这个小城已建成10年，它所有的建筑都是采用新型环保材料并且是按传统式样修建的。查尔斯王子在这里推行着他的生态城镇理念。城中约有400户人家，800个居民。城里的建筑没有哪两座是一样的。这里追求的是以前那种安逸的邻里生活：

庞德伯里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意大利的锡耶纳城。该城街道狭窄而蜿蜒，这样一来汽车就无法高速行驶。停车位设在房子的后面，形成了一个个院子。在这里，汽车不再是街道的霸主。城里的办公室和住宅混杂在一起。在小城的一份杂志上，查尔斯解释说，不应该按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把居住在同一城市的人们分隔开来。庞德伯里城内有几家商店和办公机构。这里的居民有的在城里上班，有的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工作。庞德伯里小城兴建计划的负责人安德鲁·汉密尔顿与查尔斯王子一起工作了13年。他说：“查尔斯王子的问题在于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而现在，社会的发展似乎跟上了他的脚步。”⁽⁷⁾

显然查尔斯的理念恰恰与老子有着相当的一致之处。

还有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我国云南的“香格里拉县”。最初震撼我的不是香格里拉众所周知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而是小城店铺的卷闸门。傍晚信步雨后的小城，街上澈入心肺的静谧令人十分惬意。一些商店已打烊，放下来的卷闸门上画着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格鲜明的装饰图案。许多楼面的内外装修也是如此。使人怦然心动的启示是：现代粗糙、鄙陋、恶俗的卷闸门竟也可以被传统的民族情调同化。这也使人联想到西藏拉萨的许多“现代化”建筑似乎正是缺乏这种明智。

日益感到“城市化就是遮蔽化”。当我们嘲笑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是如何“闭塞”时，岂知住在城市里也有“闭塞”不说，而且这种“闭塞”还更要“城里人”的命。因为城市生活的太多追求无非是在“千方百计”地用无休无止的贪欲、无穷无尽的水泥森林等等将自己与大自然隔开，与真实无欺的生活隔开罢了。然后在拼得七上八下“好不容易”过上虚拟生活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回归自然”，可是已经回不去了。

总之，生活是平衡的，我们在这种“进步”与“发展”中似乎并没有占太多的便宜。我们获得“方便”、“快捷”的代价过于惨重，那就是不仅生活全面地丧失了诗意，而且由于“逐物不还”而导致人们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失去了平衡。

台湾学者龙应台说：“越先进的国家，就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传统；传统保护得越好，对自己就越有信心。越落后的国家，传统的流失或支离破碎就越厉害，对自己的定位与前景就越是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⁸⁾这一点只有看一看欧洲那些古老的城市的面貌就很清楚了。

失去理性的、盲目的、过度的所谓“现代化”还是污染之源，是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罪魁祸首。“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不过就在最近的二三十年发生了意义的转换，时间、效率、金钱、利润、科学、技术、进步、GDP等这些西方语境中的话语在我们这里都具有了神圣性，这里面作用最大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⁹⁾

在农业文明中，一切现代污染是不存在的。是不加节制、不加反省的“科学”与工业化崇拜以及人们的贪欲共同酿就了现代污染。针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有人认为“小国寡民”的智慧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有学者认为：“是不是说人类没有办法解决污染问题了？当然有，这就是回到小国寡民的农耕时代。这样说恐怕有人认为我是疯了，其实我也知道这不可能，首先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人口问题，今天地球供养六十亿人口没有工业技术不能完成。其次是人类理性在现代化的诱惑面前分解成个人的选择，不容易形成社会共识。譬如我自己，虽然希望天蓝水清，无农药蔬菜，但是要放弃超市、互联网和便捷之交通也还是舍不得。为了物质的享受我们宁愿牺牲健康、书信和放弃艰辛之美，因为我们的话语体系里面已经充满了更快、更强、更方便、更舒服、更多金钱的价值符号。这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工业文明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同性所致。我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有机会避免西方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但是我们错过了。我们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全球化而全球化，为了科学而科学，结果就是环境不断地污染下去。”⁽¹⁰⁾

什么叫社会发展?我们为了GDP而“发展”，因此现而今，所谓正宗的、属于“硬道理”的“发展”，不外乎就是以“经济为中心”，以不择手段地赚钱为旨归的“进步”。如果发展的代价是大家一起慢性自杀，我们还敢追求这种发展吗？然而事实是，很多人也都看到了这样的“发展”前景，但就是面对这样的社会趋势已是欲罢不能。我们虽然无法回到老子意义上的“小国寡民”时代，但是追求控制污染的生活还是有可作为的地方，这就是逐渐改变观念。“以地球生物的共同利益来制止以发展之名而造成的罪恶。只要我们的社会有了这种对开发、进步、发展理念的转换，污染就有可能被控制。”⁽¹¹⁾

这种“小国寡民”如今也并非没有任何现实的样本存在。比如，尼泊尔、不丹等国的事实存在就是极好的例子。余秋雨在其《千年一叹》中说：“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贴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¹²⁾

事实上老子的“小国寡民”理念更趋向于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倾向于自发地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精神生态的平衡。“科学发展观”理念与“和谐社会”的追求似乎不能排斥这种古老而永恒的以退为进的智慧。精神的乌托邦又是生态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