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1)辨析
王荣珍
作为受到普遍关注的诸多区域政治问题的焦点，民族主义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使它在继三次研究高潮(2)之后至今仍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就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而言更有论者指出：“纵观民族主义兴起以来的人类历史,民族主义可能是影响世界进程的最强烈的、最富有情感感召力的一种意识形态。”(3)也有学者认为冷战格局瓦解后，“民族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地位，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4)。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学者们针对民族主义所展开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但从目前来看，虽然专业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及研究者的观点备受关注，但像泰戈尔这样颇具思想深度的文学家的相关看法则少有人提及。而实际上由于他们对人类生活的理想层面的关注，他们的相关思想往往更能高屋建瓴，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关注，他们则更能从现实角度（而非理论或政治层面）来关注民族主义对人们生活的切实影响，因而他们的观点同时又有着更为实在的意义；就泰戈尔本身的情况而言，由于民族主义思想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具有极端重要性，因此如果我们理解了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思考和观点，就能更好地理解处身于特殊时代的泰戈尔；而由于民族主义问题在当今世界仍普遍存在，在理解了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同时，我们也将理解他的这一思想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
从学界对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状况来看，除在相关论述中稍加提及外，只有极少论者就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问题展开专门的研究。从国际的情况来看，印度本国的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较为关注，印度国外则很淡漠，其中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泰戈尔的民族意识问题的关注较为突出，伯林对泰戈尔的观点与勇气都给予了很高评价(5)。从印度国内总的研究状况来看，泰戈尔思想的研究者们都注意到了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问题，但一般是在总体评价泰戈尔时论及其民族主义思想问题，进而将其对民族主义的反对意见作为自己某种立论的佐证(6)。也有论者谈到泰戈尔在民族运动中的作用时，指出泰戈尔用自己的诗歌激励了印度人民的斗争，并注意到泰戈尔的民族主义观念与西方模式的不同，以及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混杂着国际主义观念(7)。近年来研究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的专著或专论在逐渐增多(8)，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阿西斯·南迪的《民族主义的不合理性》(9)，作者将泰戈尔的《戈拉》《家庭与世界》（原名为Ghare Baire，直译为“家里家外”）及《人生四幕》（原名为Char Adhyay，即“四章”）三部小说作为反映其民族主义思想的系列文本（非按写作顺序）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展开分析，指出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不赞同在于民族主义与人类个体（包含个体的道德观、价值感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强烈的对抗性。此外也有很多论者仅就《家庭与世界》对泰戈尔的民族主义倾向问题展开分析。(10)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未予以更多关注，这一点仅从最新的《泰戈尔全集》(11)就可见一斑，因为其中连泰戈尔关于民族主义的最著名的论著《民族主义》也未收录（当然这其中也许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从专著或专论来看情况也不容乐观，仅有少量论文对此问题进行了简单的分析(12)。因此，笔者认为有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二
泰戈尔所生活的时代既是印度从觉醒到谋求独立的重要时期，也是曾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史进程的重要阶段，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民族主义思想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极为关心祖国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诗人，泰戈尔又是如何看待民族主义问题的呢？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泰戈尔最初曾以高涨的热情参与甚至领导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公众活动，除他发表的第一部署名作品（即《献给印度教庙会》，于1875年刊于《甘露市场报》）外，(13)他于1898年参与了反对英殖民政府颁布反煽动法案及逮捕提拉克的抗议活动。自1901年起，他开始关注印度教文化的复兴问题。1905年反对分割孟加拉的群众运动大规模开始后，诗人更是走在运动的前列，除为运动撰写指导性文章、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创作爱国歌曲、领导示威游行外，泰戈尔还与一些教育家筹划了民族教育计划及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帮助在运动中被赶出校园的学生及摆脱殖民教育的思想控制。此外他还于1905年创办了政治性月刊《宝库》，发表政论集《自信力》，诗集《斯瓦代什》和歌集《呐喊集》，诗人通过这些方式积极传达着自己对于这场民族运动的思考和见解。基于诗人的这种热情及其在运动中的某些活动，有论者指出，泰戈尔和其他19世纪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初也是一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Hindu nationalist）(14)，应该说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因为诗人当时所表现的对印度教文化传统的关心乃是出自其对印度文化的关心，而非出自自觉的宗教立场，因而“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这一评断无论从其对宗教还是对政治的强调而言应该说都是失之准确的。就诗人这一时期的活动而言也许其传记作者的评价更为准确，即他“是位爱国者，却不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15)。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当1907年国大党激进派掌握运动领导权、运动的方向和某些形式因而开始改变后，泰戈尔便退出了运动，对于退出的具体原因泰戈尔当时并未多加解释。
退出运动之后，泰戈尔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质疑与批评，人们视他的退出为怯懦甚至背叛，可以说这种压力一直持续至泰戈尔生命的终结。更令泰戈尔感到不安的，是后来的民族运动中弥漫至全国范围的来自专制与舆论的压力，他痛心地感到“国内的气氛中有一种强烈的压力———那不是棍棒的压力，而是比那还要可怕的压力，因为那是看不见的。对近来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谁，那（哪）怕有一丁点儿怀疑，而且战战兢兢想表示自己的疑问的话，那么立刻就会有一股反对他的压迫势力”(16)。虽然面对这种压力泰戈尔仍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但他再未对这场民族运动做出任何直接或具体的评价，直到1916年在日本及美国访问时，才在当地的演讲中直接谈及这一问题。1917年，纽约麦克米兰公司将相关演讲稿结集出版，定名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17)。
这部演讲集对于理解泰戈尔的民族主义观念极为重要，很多读者或论者也是通过其中的相关论述来理解这一问题的。
三
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18)，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中所批评的民族国家作为权力载体的政治特征及“西方的民族主义”的“政治的一面”（及其对印度及日本等国家的影响）是有其合理性的。有研究者视民族国家为“权力集装器”(19)的看法与泰戈尔如出一辙，而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分析各国的民族主义形态时发现，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东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特质，从总体来看前者的政治性更为突出，而后者由于政治与社会发展方面的落后性则更倾向于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诉求。科恩同时也谈到，后者的这种诉求主要是由这些国家中的学者和诗人发起的，他们所关注的也只是教育和宣传领域，而非政治领域(20)。谈及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问题，科恩认为，所有在西方以外的民族主义都是在西方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且它们往往发展出排外的倾向(21)，印度的极端主义者即是这种例证之一(22)。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讨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思想时，则谈到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不同倾向问题(23)，米勒在分析伯林的相关思想时，认为从寻求归属感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区分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并详细讨论了两者间的联系及冲突(24)。学者们的这些观点一方面说明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这种看法是科学而客观的，同时也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泰戈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即出于对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因素的认可，泰戈尔并不反对这种组织形式，而是反感其中的政治因素，进而反对政治民族主义(25)）。因而当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虽然泰戈尔并非民族主义理论家，在其所生活的时代民族主义的相关研究也还只是初具规模，但他却准确地抓住了民族主义最为关键的特质（源自西方、政治性），应该说这不仅体现了诗人考虑问题的深度与广度，也折射出其思维的敏感性与深刻性。
那么诗人又为何会对这种民族主义持如此激烈的批评态度呢？他所批评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呢？如果仔细分析前文的引述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泰戈尔对民族及民族主义的批判均指向其对人性及人类生活理想的背离甚至扭曲。就人性及人类生活理想的问题而言，虽然泰戈尔承认人类天性中有邪恶的一面(26)，但同时却相信人的本性及其理想都是崇高的，“不完美并不是一切都不完美，它的理想是完美的，因而它必须经历一个永远不断的实现过程”(27)。因此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中开宗明义指出：“人类历史的目标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世界主义，也不是狂热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28)应该说这句话道出了泰戈尔所持的反对政治民族主义立场的根源所在，即其对人类历史目标的违背。也是基于这种理解，有论者指出：“对于真理与正义公理的信仰使泰戈尔成为民族主义的批评者。”(29)应该说这是理解泰戈尔的民族主义相关思想的根本基础，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其相关论述的真正主旨。
四
在进行了前述分析之后，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一个问题：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各国广泛兴起的民族运动本身也正是这种思潮的反映，印度的民族运动也不例外。如果泰戈尔对印度所受到的政治民族主义影响如此反感的话，他对包括印度在内的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又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其实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批评指向是自觉而明确的，即指向其政治化倾向对崇高人性及人类理想的违背。因此诗人虽然没有对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形态加以理论化的分析（就当时民族主义思想及运动的发展阶段而言也不可能），对之却是有所感知并同样保持了清醒认识的。就寻求民族自尊和独立的民族运动而言，泰戈尔首先是肯定其积极意义的，比如对于19世纪后半叶印度国内兴起的“ ‘民族的’运动”诗人是持认可态度的，认为“它开始表达出我们的人民力图维护自身人格的心声”(30)。并且积极认同这一运动对强加于自身的西方文化标准的抗议，他还赞赏地说道：“民族运动开始宣告：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们的过去一概否定。”(31)应该说这也是泰戈尔在其诗歌及短篇小说创作中，歌颂民族英雄及其所领导的群众斗争的初衷。不过通过仔细分析这些内容我们也会发现，诗人所肯定的并非民族运动中的政治因素，而是其中的人格因素，同时也是基于其对民族差异及不同民族文化关系的看法。可以说，对于无论表现为何种形态的民族主义，诗人的根本立场都没有改变，即肯定其有进步意义的文化立场及其中的人道主义因素，而非肯定其政治立场或政治倾向。
正是在前述思想基础上，泰戈尔以印度的民族运动为参照，在其虚构性文学作品（如小说、戏剧等）中更为具体地分析和揭示了民族主义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自己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对于这一点诗人的传记作者有着更为深切的理解，他认为诗人虽然从形式上退出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他“从那些政治家中幸运地了解到自己土地上所进行的战斗。他在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里光明磊落地从事战斗”(32)。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就这些作品所展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这一创作时期正值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思想及运动声势高涨之时，而泰戈尔的思想却与当时的潮流相左。从泰戈尔的个性来看，虽然他不怛与人为敌，但当时他已意识到自己微弱的理智声音是难以与如火如荼的民族运动相抗衡的，任何公开的反思倡议都将成为反面教材或释放民众热情的靶子。这种情况正如有学者所谈到的：“虽然民众觉醒了，但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觉醒并非理智上的，因此如同雪崩一样无法通过适当的劝告或理性的声音得到缓冲或控制。”而且“在争乱之中，即使是非暴力的争乱，疑问也是致命的，因此泰戈尔不再在其追随者中提出疑问”，“不再如往常一样强调理智在有目的的人类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但他从来不是不理智的”(33)。这也是泰戈尔仅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才更为直接、具体地谈到自己对印度民族运动看法的原因。但泰戈尔绝非偏安一隅便能自得其乐的犬儒主义者，思想的不平静及对国家甚至人类命运的隐忧又使他积极寻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泰戈尔利用自己一贯的对新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的尝试成功地另辟蹊径，写出了这一系列言深意远的作品，从而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当时难以言说的观念与立场。
王荣珍，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教师
【注释】
(1)“民族主义”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此概念还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解释，不同论者在谈及这一问题时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解。本文在论题中谈及“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时并不是指泰戈尔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而是特指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一系列看法，并力求在此基础上借助学界的相关理论成果对泰戈尔的这一思想做出较为明确的界定。
(2)学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认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三次高潮依次为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期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过程及苏东巨变，相应于这三次运动高潮也出现了三次研究高潮。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1.
(3)马宝成.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4)徐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代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以赛亚·伯林.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6)如Sasadhar Sinha. Social Thinking of Rabindranath Tagore.Bombay：Asia Pub. House，1962.及Bhudeb Chaudhuri，K.G. Subramanyan.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Challenges of Today.Shimla：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1988.
(7)Vivek Ranjan Bhattacharya. Tagore’s Vision of a Global Family. New Delhi:Enkay Publishers，1987：115.
(8)如Kh. Kunjo Singh, Huma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agore’s Novels（New Delhi: Atlantic, 2002）。Studies on Rabindranath Tagore（Mohit K. Ray. New Delhi: Atlantic, 2004）的第二卷中也有所涉及。(www.xing528.com)
(9)Ashis Nandy. 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如Tanika Sarkar. Many faces of Love：Country，Woman, and God in The home and the World（in P.K. Datta ed.，Rabindranath Tagore’s The Home and the World: A Critical Companion. Anthem Press，2005）及Michael Sprinker. Homeboys：Nationalism，Colonialism, and Gender in The Home and the World（in P.K. Datta ed.，Rabindranath Tagore’s The Home and the World：A Critical Companion. Anthem Press，2005）。Sangeeta Ray. En－Gendering India：Woman and Nation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的第三章Woman as Nation and a Nation of Women: Tagore’s The Home and the world and Hossain’s Sultana’s Dream中也谈到这一问题。
(11)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泰戈尔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2)如黎跃进、曾真的论文《永恒真理与现实需要的艰难抉择———从〈家庭与世界〉看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载王邦维主编《东方文学：从浪漫主义到神秘主义（东方文学研究集刊1）》，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作者从泰戈尔对正义、真理及爱的原则的坚持，对建设性事业的倡导，及对社会文化的重视等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另有周骅的论文《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探析》（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作者将《民族主义》所表达的观念与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基本概念相结合，确定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进而结合《戈拉》及《家庭与世界》展开分析，并指出了泰戈尔这一思想的现实意义。
(13)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长诗《心愿》，载于泰戈尔家族主办的《哲学教育杂志》，未署名，作品主要表达了其对当时自己所受教育的感受。参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65.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述关于诗人生平的资料均源于该传记。
(14)P.K.Datta.Rabindranath Tagore’s The Home and the World：A Critical Companion.Anthem Press，2005：4.
(15)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219.
(16)泰戈尔.真理的召唤//泰戈尔全集：第2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94.
(17)卷首刊有《世纪的黄昏》一诗，中译本将该诗改附于卷末。
(18)限于篇幅，详细分析请见本人的硕士论文《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辨析》中的相关内容（北京大学，印度语言文学专业，魏丽明指导，2007年）。
(19)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11.书中注英文原文为“power－container”。
(20)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5：329～330.需要指出的是科恩在这里所说的西方主要是指西欧的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瑞士等，也包括美国和英联邦国家；东方则是指中、东欧及亚洲地区。
(21)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5：330，443.
(22)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45：330，443.
(23)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93.
(24)David Miller. Crooked Timber or Bent Twig? Isaiah Berlin’s Na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2005.在此应该指出的是，与“民族主义”概念的情况相似，目前学界对于“政治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也都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解释。笔者会在随后的论述中对其所涉意义加以说明。
(25)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特指政治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倾向，即“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陈晓律、李永刚：《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其具体内涵与阮炜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中的相关表述大体一致，即“政治民族主义指的是对民族或国家的强烈的政治认同。……政治民族主义一般不在意民族的文化认同，但很在乎民族的政治认同。它可以摆出一副彻底否定民族文化认同的姿态，但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荣衰强弱十分关心”。（见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16.）
(26)泰戈尔.诗人的宗教·国家//泰戈尔全集：第2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73.
(27)泰戈尔.正确地认识人生·彻悟无限//泰戈尔全集：第19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3.
(28)Rabindranath Tagore. Nationalism. BiblioLife, 2008: 15.泰戈尔后来谈到了（民族）国家崇拜可能带来的问题，他指出：“对国家的崇拜是人们的职业作风。这种崇拜成为他们最大的危险，因为它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成就，使他们不能容忍对更高理想的要求。……随着国家主义的增长，人成了对人的最大危害。所以恐惧的频频存在，就驱使这国家主义成为不停地增加的危险。”见《泰戈尔全集》第21卷，第271页。
(29)P.K.Datta.Rabindranath Tagore’s The Home and the World：A Critical Companion.Anthem Press，2005：5.
(30)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集·我的生平//泰戈尔全集：第2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5.这一内容也表明，泰戈尔不仅对民族主义的不同发展形态有所认知，同时也注意到了民族主义在发动群众方面的意义。因此应该指出的是，泰戈尔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显然并非如前述论者所言，其观点的偏颇显然是受限于《民族主义》中的一些论点，并且未能从中探寻出诗人的批评逻辑及批评的具体指向。
(31)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集·我的生平//泰戈尔全集：第2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6.
(32)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242.
(33)Sasadhar Sinha. Social Thinking of Rabindranath Tagore. Bombay：Asia Publishing House，196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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