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骅
无可否认，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有着极强的民族主义观念。但是他的民族主义观念又是一种基于人道主义、人权思想基础上而形成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观。这一民族主义观念与同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在观念上有着根本分歧，而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泰戈尔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迥异于一般民族主义者的主张与理念。本文试图分析泰戈尔这一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观的特征与表现，探析他的民族主义得以形成的原因，并就他的民族主义在印度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做出新的评价。
一
自由主义有多种含义，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常把它理解为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的工作作风、生活态度等。但是这里我们所讨论的自由主义指的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始终占主流地位的政治主张以及得到资产阶级广泛认同的一种价值立场。作为一种政治主张，自由主义者具有多层面的含义，如主张建立宪政政府、保护私人财产、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等等；而作为一种价值立场，它同样具有多重内涵，如关注社会正义、坚持个人至上、肯定人类道德的统一性等等。因此对于自由主义，我们很难用三言两语把它的含义概括清楚，但是“自由主义的基础与出发点是个人主义”(1)。我们可以说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基石。
民族主义同样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概念，民族主义所涵盖的现象和范围是广泛而多侧面的，甚至在东西方不同的区域亦有各自的表现。人们普遍认为在欧美国家，民族主义的“正式形成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其标志性事件是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发表”(2)。这种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推动力，它是和民主、自由主义和宪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欧美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解体和群众性民族国家的建立。亚非拉等欧洲以外地区的民族主义则是20世纪初才出现的历史现象。在近代史上，亚非拉等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个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决定了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建立民族国家为根本目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无论在欧美国家，还是在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都是一把双刃剑。就欧美国家而言，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和对本民族利益的过分夸大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常常和暴力与侵略战争联系在一起；而对亚非拉国家而言，民族主义的过分发展常常又和封闭、仇外联系在一起，并且极易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成为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某种障碍。民族主义的这种双重作用，为不少学者所洞察，泰戈尔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殖民地作家，泰戈尔的民族主义观念却极富世界性和前瞻性。他的民族主义是融合了自由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精髓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泰戈尔认为在培育不同民族观念的同时不应忽视其他民族的利益与价值；而对各个民族内部而言，在强调民族群体价值的同时也应重视个人自由价值的实现。这便是泰戈尔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
二
泰戈尔的这一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表现在他的论著、作品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他曾对民族主义有过相对集中的论述———《民族主义》(3)。他肯定了一般意义上民族存在的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是人的自发的自我表现。它是人类关系的自然准绳，使人们能够在互相合作中发展生活理想。”(4)，但是他对于西方的民族主义以及利用民族概念所推行的计划是持否定和反对意见的。“事实上，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5)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西方民族主义冲突的恶果，这次世界大战不仅对欧洲大陆有着极大的破坏，而且对殖民地国家而言也是一场浩劫。就印度而言，战争一开始，英国就最广泛地利用印度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它的军事需要。“战争期间，英国对印度的物资掠夺是耗竭性的”(6)。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而言，还是对于广大殖民地国家，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作为一名印度作家，泰戈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反对英国利用民族的幌子推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7)，而且更可贵的是他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反对这次战争，并真诚地呼吁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在民族之间进行的这次欧洲战争，是因果报应的战争。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命，一定反对设置障碍，哪里有感情，哪里有制度和政策，哪里就应当涌现出生动的人与人的关系”(8)。这种民族主义观点才是一种更具理性、更合人心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泰戈尔不仅直接阐述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更善于用文学艺术的形式表达他对民族主义的思索。诗作《世纪的黄昏》表达了诗人对民族主义泛滥的忧虑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世纪末日的太阳在西方的血红的云海中和仇恨的旋风中没落。
……
民族的贪欲会由于它无耻的取食而发狂。
因为它已经把世界变成它的食物，
舐着，嚼着，大口地吞着，
……
那是火葬场的火光，民族利己的巨大尸体在焚化，
……(9)
这首用孟加拉文写于1899年最后一天的诗作主题非常明显。作者在诗作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痛斥了西方国家民族意识膨胀所带来的刀光剑影和相互杀戮，第三节则是告诫国人应当以西方民族利己主义为借鉴，并且坚信东方的恬静与温良应当成为世界的希望。最后两节诗人用饱含诗情的笔调歌颂了印度社会的知足、刚毅和温良的品质，并积极地呼吁自由的来临。这首诗可以说是诗人民族观念最直白的表露，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呼唤世界范围的各民族的互谦互让与温良友爱。
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戈拉》《家庭与世界》也是他对民族主义有所思索的产物。《戈拉》是泰戈尔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围绕着戈拉的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冲突而展开。戈拉这位不明白自己身份的爱尔兰小伙子却固守着印度教的一切教规与传统，因为在他看来造成印度苦难现实的根源就是印度人忘记了自己的光荣传统，要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就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印度教的一切传统。他为印度教的一切传统，包括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妇女无权等落后愚昧的传统辩护，并且身体力行，严格遵守印度教一切教规。为此，戈拉最好的伙伴毕诺业离他而去，面对自己心爱的姑娘苏查丽达，戈拉却无法走近，甚至和自己最为挚爱的母亲安楠达摩依也心生嫌隙。宗教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得戈拉苦闷而烦躁，而最终使戈拉得到解脱的却是他的养父克里代纳达雅尔病危时对他的告白———你是爱尔兰血统，你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纯正的印度教教徒。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之后，戈拉有一段自白：“我用那一成不变和不加批判的想法塑造了一个印度，为了尽力把我全部信仰完整地保存在那坚不可摧的堡垒里，我一直和周围的一切作斗争!今天，我创造的这座堡垒，刹那间便梦幻般消失了。”(10)是的，戈拉从此可以高呼他自由了，他能打破种姓制的限制为各阶层的人民服务了。但是深入一层思考的话，以前聚集在戈拉周围的那些民众，那些真正的印度教徒、血统纯正的印度人又靠什么来打破枷锁得到拯救呢？难道他们也需要被人告之都是非印度人吗？对于这样的安排，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揣度与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戈拉只是一个隐喻或象征，泰戈尔只想告诉我们自设的樊篱与框框是多么的可笑，顽固不化的保守观念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不是立足于现实而是立足于形式和教条的东西终究是空虚不可靠的。在这里泰戈尔借助戈拉这个形象表达出这样的企盼：呼吁世界大同，欢迎不同民族的人民参与印度的新建设。因此从整体性和内在性上分析，“这部小说标志着泰戈尔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变，在宗教观上他已趋向于‘人’的宗教”(11)而这不正是泰戈尔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立场吗？
在《家庭与世界》中，泰戈尔又进一步对他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进行了诠释。作品主人公尼基尔是一个追求真理，对事物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理性主义者。他极力反对盲目的司瓦西德运动。当他的妻子深受运动影响，想把自己的外国衣物全部烧掉的时候，尼基尔却说：“为什么不打定些主意来建设建设呢？”(12)尼基尔不仅反对司瓦西德运动所带来的盲目排外的情绪，更反对激进派借爱国主义之名行使蛊惑人心的手段。作品中山谛普就是激进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尼基尔眼中，“他头脑聪明，可是本性鄙陋，因此他用漂亮的字眼来装饰他那些自私的欲念”(13)。这部题为《家庭与世界》的小说实则以妇女命运为切入点表达了作者对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该如何觉醒的思考。作为一名理想人物，尼基尔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妻子由家庭走向世界，希望妻子的自我意识能逐步觉醒，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自由自觉的人。“如果我们能在现实的世界里见面，互相了解，那时候我们的爱才是真的”(14)。另一方面他又十分痛心地看到，在民族主义思潮疯狂高涨的历史条件下，走出家庭压抑的妻子却走向了被国家强权以及激进民族主义所压抑。“我起初一点不疑心，一点不害怕；我只觉得我是献身给我的国家了。……我已经切切实实地懂得了，为什么人们能在彻底的自我牺牲中，获得无上的喜悦”(15)。在这里，真正意义上“人”的觉醒却难于实现。泰戈尔想要说明的是民族独立的过程也应该是“人”的觉醒的过程，用民族、国家这样宏大庄严的历史诉求压抑个人的自由、平等与选择的权利，这是应该极力反对的。作品的结尾以仆人阿摩利耶的死揭露了山谛普的伪善，而妻子似乎至此才真正地觉醒。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表达出泰戈尔美好的愿望：不做盲目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而是在充分的理解、思索与觉醒之后再以更加理智的方式投身于民族建设。
三
无论《戈拉》中的国际主义立场，还是《家庭与世界》中对民族与个人的理性思索，都是泰戈尔以尊重人、理解人，呼唤个人独立与解放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表现。他这一思想的形成既是印度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也和中世纪的人道主义观念的传播、近代的启蒙运动的兴起有关。
印度传统文化也可谓博大精深，“各派哲学在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吠檀多派。它是奥义书以来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哲学的主要代表”(16)。吠檀多派众多哲人关注的问题是梵我关系的问题。泰戈尔接受了传统的吠檀多哲学的某些方面，并就“小我”与“大我”提出了自己的思索。在他看来，每个具体的人都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普遍性，即人的共同的内在本质，这是神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个我、自我。人在尘世中生活，难免有七情六欲，内在本质常常被遮掩，如果个人欲望占了上风，就会产生利己主义。因此泰戈尔认为要达到梵我合一，就要努力认清人的内在本质，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小我”与“大我”的协调。泰戈尔的这一宗教哲学观念决定了他政治道路的选择以及文学艺术的创作。在《戈拉》中，“泰戈尔不仅仅把他当做爱国主义者来刻画，同时还把他当做一个‘人’，表现他如何突破有限自我的束缚，抛弃小我的遮蔽，显著自我内在的无限性、证悟真理、获得自由快乐的过程”(17)。我们认为这种解读是符合泰戈尔内在宗教哲学观念的，而这一观点的形成无疑与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泰戈尔的民族主义观点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个性的关注，对“人”的重视。这种重视生命个体的观念不仅仅是在印度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才出现的，印度中世纪以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传统，泰戈尔继承这一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充了人道主义的内涵。中世纪封建文学代表人物是迦比尔（1440～1518），他是一位出身低微的作家，但是却有着坚强的信念、独特而新颖的思想。迦比尔背叛正统思想之处表现在，他不认为在人之外存在着具体的神灵，而认为一切生灵都是神圣的。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又产生了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迦比尔的宗教哲学观点反映了15世纪市民阶层个人意识的普遍高涨，他的观点包含着与中世纪世界观根本对立的思想———认为每个人的命运要由自己决定”(18)。后继者钱迪达斯和其他虔诚诗人一样，都拒绝承认宗教信条是拯救灵魂必须遵循的唯一方法。他在“揭示虔诚主题时点明‘人的尊严在于人的本身’，因而这与形成个性解放的问题相接近”(19)。泰戈尔继续高扬人性解放的大旗，如果说中世纪的诗人作家们在思索人如何从神的威严下走出来的话，泰戈尔则在思索人如何从外在世界的权威与强权下走出来；如果说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只能导致家庭妇女由对家庭、对丈夫的崇拜而走向对民族、对国家的崇拜，而始终缺乏独立自主、清醒理智的“人”的出现的话，那么这样的民族主义何益之有？
印度近代最早的启蒙运动是和罗姆·摩罕·罗易联系在一起的。1828年罗易在加尔各答建立梵社，而他的两个助手便是泰戈尔的祖父和父亲。梵社的改革主张包括很多方面，但概言之有以下三点：“用理性原则检验宗教权威，用一神论代替多神论，用内心崇拜代替烦琐的仪式。”(20)这种种主张归根到底反映出印度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实现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的社会理想。泰戈尔的父辈是罗易时期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泰戈尔的几位兄长也大都是资产阶级新思想的追随者，生长于这样一个充满资产阶级自由气息的大家庭，泰戈尔不可能不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熏陶。(www.xing528.com)
四
传统文化的积淀，现实苦难的撞击使泰戈尔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他同情下层民众的苦难，希望民众团结起来为印度的独立、富强而努力；但他又拒绝群众运动的盲从与激进，希望广大民众能在运动中有“人”的觉醒，甚至他在很大程度上对启蒙的强调远远大于他对救亡的强调。对于泰戈尔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不少学者是持否定意见的，如林承节教授就认为“泰戈尔政治态度妨碍了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缺陷”(21)。的确，泰戈尔与民族运动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斗争策略与斗争方法的分歧，而最终甘地以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大大推动了印度民族独立的进程。但是我们不能以泰戈尔的思想主张未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就认为他的思想毫不足取，是他的重大缺陷。我们必须看到从罗易提出改革思想到甘地获得领导权为止，这百余年间是印度资产阶级不断摸索与试验的阶段。且不说泰戈尔的思想作为探索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对于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导致的专制与集权起了很好的纠偏作用。我们知道印度最终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从而避免了东方式的集权主义以及西方式的个人至上，而在这种历史进程中泰戈尔等思想家们在选择中所起的作用能忽视吗？
进言之，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印度或者说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转到了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方向的新轨道上，泰戈尔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当下印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十年来，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其极端的排外性和种族歧视，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泰戈尔在近一百年前就确立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对当下世界各民族该如何发展、如何相处无疑极具参考价值。
周骅，湘潭大学哲学院教师
【注释】
(1)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7.
(2)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3.
(3)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4，23，23.
(5)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4，23，23.
(6)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4，23，23.
(7)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4，23，23.
(8)林承节.殖民主义史（南亚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8.
(9)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0.
(10)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14.
(11)石海峻.20世纪印度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37～38.
(12)泰戈尔.家庭与世界.邵洵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2，29.
(13)泰戈尔.家庭与世界.邵洵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2，29.
(14)泰戈尔.家庭与世界.邵洵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57.
(15)泰戈尔.家庭与世界.邵洵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8，57.
(16)姚卫群.印度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73.
(17)黎跃进.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76.
(18)季羡林.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330，332～333.
(19)季羡林.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330，332～333.
(20)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71，474.
(21)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7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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