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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吉檀迦利》宗教思想解析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欧东明一、印度的宗教文学传统与泰戈尔的宗教诗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印度各民族以其浓厚的宗教信仰著称于世,宗教渗透到了印度生活的各个领域。他的宗教诗歌主要收集在《献歌集》《过渡集》《吉檀迦利》和《歌的花环》等诗集中。从根本上讲,我们可以在这一印度教思想的场景中,来领会泰戈尔《吉檀迦利》这部宗教哲学诗的意义。

泰戈尔《吉檀迦利》宗教思想解析

《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

《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1)

欧东明

一、印度的宗教文学传统与泰戈尔的宗教诗歌

世界民族之林中,印度各民族以其浓厚的宗教信仰著称于世,宗教渗透到了印度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直接表现人类性灵的文学领域,宗教的渗透就更不能例外了。翻开19世纪以前的印度文学史,从上古吠陀文学到巴利语文学、梵文文学、中世纪末的虔诚文学,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其中有不少就是直接宣传教义的经典。从广义上讲,多数印度古代的宗教典籍,都可被称之为文学作品,因为至少从形式上看,正统的印度教各门学说的书面作品,几乎全都是以严格的格律诗体写成的。大部分佛经也都是诗体著作。诚如我国古圣所言:“诗者,天地之心。”当远古初民以童蒙初开的心灵面对对他们来说还十分神秘和奇异的世界,他们那对于天、地、人、神的神话式直觉,一旦发展为有意义的音声,就不能不形之为富有生气与韵律的、如歌的诗篇。印度现在可以识读的最古老的经典《梨俱吠陀》,就属于这类宗教哲学诗的典范,它的文学上的品位与价值,亦绝不亚于它在宗教上的崇高地位。正如我国的《诗经》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所具有的不朽价值一样,印度历代圣人、学士也习惯于引用《吠陀》诗篇作为权威的思想依据。在其诗意与思想高度统一典范的影响下,四部吠陀之后,那些讲述神话和历史故事、宣扬道德和宗教思想的著作(如《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往世书》《梵书》及各种法论等)自不必说,古印度的甚至论述数学、医学和逻辑、语法内容的书籍,即使在它们提出和证明复杂的公式、定理和规则的时候,也大多采用了格律诗体。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印度的精神传统是以这种最切身的方式渗透于人民的生活中的:印度那些古老的圣典,包括鸿篇巨制的两大史诗,虽然也有极少量的手抄本,但主要的是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头传诵,而一字不漏地流传下来的。从这个事实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其语言和文学上的魅力,这些文献的长期而广泛的流传,将会变得多么困难。尽管19世纪初开始的印度宗教改革运动对印度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世俗文学开始兴起,但是,由于宗教仍然是印度人精神的皈依,世俗文学并没有完全取代宗教文学,印度文学的宗教传统仍然在继续和发展。

在现代,印度宗教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当推今天依然享誉世界的伟大诗人泰戈尔。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一位诗人哲学家。但是,使得泰戈尔同时获得其诗意的激情和哲思的灵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泰戈尔的宗教信仰。泰戈尔从少年时代开始写诗,一生创作了50多部诗集,其中宗教诗歌占有相当可观的比重。特别是在其创作生涯的中、后期,颂神诗歌几乎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主体。他的宗教诗歌主要收集在《献歌集》《过渡集》《吉檀迦利》和《歌的花环》等诗集中。其中,《吉檀迦利》是泰戈尔后期颂神诗的一部代表性结集,泰戈尔曾以此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世纪20年代由我国著名女诗人(也是泰戈尔的朋友)谢冰心译出,此后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必须承认,这些诗歌首先是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存在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诗歌同时也表达了印度宗教哲学的独特思想内容。如果我们对这些思想内容没有一定的了解,那我们对于它们的欣赏,就很可能只停留在它的文字和韵律的一种较为浅层与空洞的美感上,而对于它们所指向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意义,可能是“挠不到痒处”的。我们读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在一开始就不能不为其优美典雅的神韵、慕高追远的情致所震动,而后每读一遍,对其深邃而神圣的意蕴都会有常新的感受。究竟是什么东西给这些诗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呢?是这些诗歌中的印度文化内涵,也就是印度传统所特有的宗教哲学思想。正如泰戈尔在《海上通信》中所表白的:“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诗人在我的中间已经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延宴。”由此可见,泰戈尔不是仅仅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于写诗之际,也在弘扬一种宗教性的思想。

二、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

基督教圣经》中有一首长诗《雅歌》,以男女之间的恋慕喻人之于神的向往。另外,耶稣也自喻是世界的新郎,人们应趁他降临的唯一的时机,赢得他的荣耀(2)。尽管基督教以其严厉的、藐视一切现世成就的“先知精神”著称,但是在圣经的《启示录》中,它还是应许了人与神之间最后和好的“婚宴”(3)———尽管这只是一种并非现世的、超验意义上的可能性。

与基督教相比,印度教中没有神学的“道成肉身”来直接显现圣爱的福音(印度教中的“化身神”教义与道成肉身并不是一回事)。作为对此的一种弥补,千百年来,能够使印度教教徒的生命为之激荡的,乃是人的“自我”与至高“梵”之间相互“合一”的一种事实上的可能性。我与梵本属唯一,但梵作为无上完美者,必须在自身中创造出差别、分离、多姿多彩的关系和自我确证的观赏者。万事万物都是梵的自我分离与幻化,同时又总是处于一种归根溯源的不息趋向之中。生命在千劫万世的“轮回”中,就行进在回归于终极之梵这一永恒家乡的途中。

从根本上讲,我们可以在这一印度教思想的场景中,来领会泰戈尔《吉檀迦利》这部宗教哲学诗的意义。

对于通晓印度国情的人来说,泰戈尔的有神论不会令人奇怪。泰戈尔出身于印度一个著名的、贤哲与诗人辈出的名门世家,古老的印度文化传统对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泰戈尔家里,几乎每天都要诵读奥义书的一些段落,以致在幼小时,泰戈尔便感受到这些“精神上的喜马拉雅山”的庄严伟大,而这种强大的吸引力持续了他的整个一生。他的有些作品可以被认为是对奥义书“梵我合一”思想的注释,许多诗歌也是根据奥义书中的神话和诗歌写成的。另外,泰戈尔家族信奉的是历史上较为后起的印度教毗湿奴教派。泰戈尔接受了毗湿奴派“神人之爱”与“神人合一”的思想。该派信奉黑天及其情人拉达,认为拉达象征着人类的灵魂,而黑天象征着神的灵魂。黑天与拉达的爱情,体现出神与人之间的爱情。通过虔敬、行为、冥想与修行等各种途径,虔信者对神的爱逐步达到最高水平时,他对神的崇爱将犹如拉达对黑天的爱慕一样,是一种最高类型的爱,这种爱是人与神的互爱,象征着人与神的最终结合。

上述传统的影响,使得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更接近于一种直接的、活生生的神秘体验,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泰戈尔认为,神是我们经验中的原初现象,而不是需要证实的假设或现存的个别事实。“我们感知到神的存在就像我们感觉到光的存在一样。”罗宾德拉纳特说,有限的不足与有限本身一样,迫使人接受无限。有限似乎充满了不和与矛盾:但是越过它们再来看,我们却看到在和谐一致上面显现出有目的活动的征象。使人感受更为深刻的是,美学体验把我们引向对无限的追求。而这一切都把我们引向最高调节者,在这个世界表面上的差异与斗争中,“他屹立在那儿,沉静得像一株树!”神不是有些人在庙宇里所朝拜的僵死的偶像,而是生活的有人格之神。他在《人生的亲证》中说:“神已经和人结合,在那里人类的存在成为最大的快乐。”他认为这种神人合一的境界,才是人生求道旅途的极致。泰戈尔的一生,可以说是对宗教问题不断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一生,而《吉檀迦利》就是泰戈尔通过艺术手法进行宗教哲学探索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诗集。诗人在《吉檀迦利》的开篇时就说,他创作这部诗集的缘由,是听从了神的命令:“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我知道你喜欢我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那么,神和人又是怎样结合的呢?对泰戈尔来说,这首先与印度中世纪虔诚派的“神人之爱”思想大有关系。泰戈尔接受了毗湿奴派的神性观和西方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而崇拜具有人性的神(或具有神性的人),并且认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美的爱的关系”。而人对于神的爱,则应该完全是一种自我舍弃的虔诚奉献。泰戈尔的宗教观,就是以这种无限虔诚的“爱”去追求“神人合一”的真谛。

其次,泰戈尔认为,人对于神的崇信、热爱和服务,还是一个处于不断的实现之中的、无限的过程。他把神称为“无限”,把人和现象世界称为“有限”,人生则是对无限的不断探求。人类对无限的追求,就像一个旅客踏上了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但却渴望“到达那里”的旅程。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喜乐,最后达到“神人合一”,是泰戈尔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他宗教诗歌创作的主题。在他的许多诗歌里,这种探求通过“金鹿”的形象象征性地表达出来:“我在猎捕金鹿。/我走遍了山冈和山谷地,/我穿过了无名地方,/因为我要追寻金鹿踪迹。”

三、《吉檀迦利》所表现的宗教意蕴

根据以上所述的泰戈尔那种崇尚生命与人格、注重活泼的生存体验的宗教哲学,我们才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具体地领会《吉檀迦利》所表现的“有限”与“无限”之间那种活生生的人格上的关系。《吉檀迦利》的第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神职,容我俯下头,(www.xing528.com)

抚摸你脚下的尘土。

用豪雨一般的泪水,

洗去我的傲慢与虚荣。

这种崇敬之情与泰戈尔把神看做是君临世界的父神是分不开的:“我从远处向您膜拜,把您看得高不可攀。对您的爱戴绝不会像爱我自己。我双手合十拜倒在地,把您当成我的父亲。啊,我不曾捧起您的双手;我不曾把您看做我的兄弟。”(4)而神与人十分接近的观念有时是通过用“兄弟关系”代替“父子关系”来传达的,在一首诗中,他手拿一条拉吉向神走去,求神伸出仁慈的手,让他把这条表示爱的带子系上。有时,他称呼神为同伴———友好的情谊使漫长的旅途变得愉快的伴侣:“你与我,同去泛舟。川匝水漂流,漫无目的。/在这三个世界中没有人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何方去。”有时,神被称做“师尊”,而人是作为门徒,由崇敬以及爱慕的纽带联系在一起。或者,神担任了艺术大师、音乐大师,启发并指导人这样的初露头角的艺术家:“让我的口中能唱出娓娓动听的歌声吧,啊,音乐大师,你抬手之间会使鲜花盛开,姿态万千。”

由于神与人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爱的关系,神在泰戈尔的宗教诗歌中,就总是表现得不是一种理性的抽象,而是一种感性的直觉体验。神并非总是高高在上,冷漠傲慢,超然物外,而是活生生地寓于人世间的缤纷万象之中。也正是因此,在泰戈尔笔下,神是十分神秘而不定的。他时而称他为“上帝”“全世界的主”“诸天之主”“生命之主”,时而又称他为“国王”“万国之王”“圣者”“诗人”;时而称他为“主人”“父亲”“圣母”,时而又称他为“唯一的朋友”“最可爱的人”“心爱的人”“情人”;有时还称他为“光明”“清晨”“黄昏”,等。在他看来,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闪电雷鸣,都是神意的某种显现。与印度教历来传说的神话一致,茫茫尘世也是神所出没的场所。他时而是原野上孤独的行者,时而是街道上歌唱的行吟唱人,时而是大地上漂泊的游方僧,时而是小舟上弹着琵琶的陌生人,时而是乡村道路上奇异而亲切的过客。他穿着朴素的衣衫,在贫穷的人群中歇足,和流离失所的人们做伴。

由于神具有“无限”的性质,对于泰戈尔来说,神从来就不是某种既有的事实与对象,而是与人的诚信、期待、追慕与寻求相关联地构成的生活之神。就在神总是内在地显现于世间万象的同时,他也总是处于一种深深的自我隐匿之中。这一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决定了诗人的歌唱是永远渴慕的歌唱,他的寻求也是无止境的寻求。神的隐匿无形,神的明灭不定、遥遥无期的行踪,引发了人的最根本的痛苦。在神缺席、退避的日子里,诗人在苍茫的天地之间伫立远望,凝神地谛听,没有了这生命与精神的依托,见不到神圣者的颜面,诗人几乎丧魂落魄。

但与此同时,作为已经听说过神的消息的诗人,他从来也没有失去对隐秘神意的内在直觉,对神的充满预感的期望。就在诗人失神地望断夕阳秋水、毫无准备的时刻,神忽然接受了诗人的祈求,终于向他走来了:“你没有听见他静悄的脚步声吗?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隆隆的云辇,前来,前来,一直不停地前来。”(第45首)诗人满怀惊喜而又不无惶恐地出来迎接:“开起门来,吹起法螺罢!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房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罢。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雨一同突然来到了。”(第51首)

神给世界带来了奇异的光明和欢乐,诗人为之癫狂出神地歌唱:“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啊,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蝴蝶在光明海上展开翅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的浪花上翻涌。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洒下无量的珠宝。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第57首)无限正是通过纯粹的欢乐来寻求人的友谊,极乐之洋已不满足于自己的巨大容量,它四处横溢,以至于宇宙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回响着这一欢乐的乐曲。宇宙成了神用来举行庆典的场所,人作为贵宾应邀参加庆典。诗人在出神的歌唱中,真正实现了与神的合一,以致他现在能够笑对死亡的最后圆成,并“渴望死于不死之中”———“啊,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罢!我天天地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你的眼睛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永远是你的。”(第91首)诗人祈盼对神追慕、求索的所有诗歌汇成洪流,倾入大海,使自己的生命运程回归精神上永恒的家乡:

就像思乡的鹤鸟,

归回它那永恒的山巢……

“神圣的兄弟曾经来过这里,沉醉于他癫狂的弹奏”———这是德国现代诗人特拉克尔(Trakel)的吟唱,在此我们刚好可以将它用于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整个一部《吉檀迦利》献诗集,始终不断地围绕着“梵我合一”与“神人合一”的主旋律,有起、有承、有反、有转、有结,以无限饱满的激情,同时地唱出诗人虔诚深邃的宗教之思和高远微妙的诗歌灵感。

欧东明,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教师

【注释】

(1)本文原名为“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

(2)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

(3)参看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9章,第7节以下。

(4)陈明忠.印度中世纪虔诚派运动.南亚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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