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世界舞台上的泰戈尔(1)
姜永红
泰戈尔（1861～1941）是具有巨大世界影响的文学家。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亚洲人,他一生创作了50多部诗集，10多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60多部剧本，2000多幅画和2000多首歌曲。除此之外，他还是学识渊博的哲人、成就卓著的社会活动家和锐意革新的教育家。他一生所有的贡献，不但在印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当我们吟诵他的诗篇、阅读他的剧作和小说、欣赏他的音乐和绘画的同时，也不能无视他在印度和世界舞台上所奏出的那些精彩乐章。
印度舞台上的泰戈尔
泰戈尔生活的时代正是印度完全处于英国统治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印度传统社会逐渐走向腐朽没落的时代，也是印度民族觉醒和独立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代。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市的一个富有的婆罗门贵族家庭。他是这个大家庭中的第14个孩子。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卡纳特·泰戈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富有经商才能，经营的商业遍布各个行业，泰戈尔家族在他这一代发展到了顶峰。同时，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他对进步的改革运动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德瓦卡纳特是“梵社”的创立者罗姆·摩罕·罗易的挚友和坚定支持者。泰戈尔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泰戈尔继续了自己父亲和罗姆·摩罕·罗易的事业。罗易于1825年建立了“梵社”，但他发起的这个社会改良运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1933年罗易死后，梵社濒临垮台，幸而得到德瓦卡纳特的捐款才得以勉强维持。1839年，戴温德拉纳特召集自己的朋友和追随者成立了“知梵协会”，并于1943年将这个协会与“梵社”合并在一起，组织了一个新的机构，仍取名为“梵社”。由此掀起了社会和道德改革的运动，动摇了当时因循守旧的印度教社会。另外，泰戈尔的兄长和姐姐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具有进步的社会思想，是走在印度文化、文学和社会改革前列的人。泰戈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和长大的。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泰戈尔很自然的受到了父兄们的影响。
从少年时期开始，泰戈尔就已经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印度独立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1875年2月，在“印度教协会”(2)的年会上，还不满14岁的泰戈尔朗读了自己创作的一首爱国诗歌。第二年，他参加了由他的兄长乔迪楞德拉纳特和拉吉纳拉扬·鲍斯建立的秘密社团“生气勃勃协会”。这个社会的目的是争取印度的政治解放。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少年泰戈尔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而他对于国家独立的关注和思虑，也正是通过这些活动和经历逐渐产生并成熟起来的。
泰戈尔的成长被父亲戴温德拉纳特看在眼里。始终关注儿子成长的戴温德拉纳特让泰戈尔在梵社中担任秘书（1884年）。上任之后，泰戈尔为梵社的集会写了不少颂歌，还写过关于罗姆·摩亨·罗易的文章。作为梵社的秘书，他请来非婆罗门的传道士在当时还为婆罗门所独霸的讲坛上讲道，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大胆的改革活动。这一时期，泰戈尔在文学和艺术上也有了一些建树，他所创作的诗歌和歌曲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内容的。作为诗人、文学家，泰戈尔在掌握印度的命运方面，与甘地、尼赫鲁不同，他的贡献是“细致而深刻的，因为他在政治家无能为力的领域里，发现并扩大了蕴藏在创造活动后面的源泉”(3)。
泰戈尔以他独特的方式，关注和参与着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有时，他更多地用自己手中的笔发出爱国的呼声，用诗歌和歌曲鼓舞印度人民的斗争，有时，他又积极地走入前台，亲身参与到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
1898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了扼杀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了反煽动法案并逮捕了当时的激进派领导人提拉克。就在该法案通过的前一天，他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公共集会上，宣读了著名的文章《无声的抗议》，激烈反对殖民当局的镇压政策。之后，他又积极支持援救提拉克，参加了为提拉克辩护的募捐活动。在这一时刻，泰戈尔不仅用自己的声音呼喊，而且积极投身于战斗前沿阵地的服务事业。1905年，当时的印度总督寇松宣告孟加拉分治，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再一次掀起高潮。此时，泰戈尔成为反对孟加拉分治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向印度人发出了提防这一危险的警告，而当这一危险成为事实时，他积极投身战场，在各种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创作了《洪水》等许多爱国歌曲，并领导了规模巨大的反对分裂国家的游行示威。他的那些充满爱国主义的歌曲一直鼓舞着印度人民的民族斗争，那些歌词传达出了他真挚的爱国热情：
哦，上帝，愿我祖国的山山水水，
空气和果实都变得甜蜜。
哦，上帝，愿我故土的屋宇和市场，
森林和田野都变得丰富。
哦，上帝，愿我的人民的希望和誓言，
事业和诺言都付诸实现。
哦，上帝，愿我民族的儿女们，
生命和心灵都融为一体！(4)
20世纪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泰戈尔开始了他在教育领域内的实验，曾经一度淡出了印度的政治舞台。但怀着一颗爱国之心的诗人又怎能忘却民族的独立事业呢？ 1915年3月，泰戈尔与甘地第一次会面。当时，甘地结束了他在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返回了印度。甘地在圣地尼克坦逗留的时间不满一周，但这短短的一周时间却在甘地和泰戈尔两人之间奠定了终生友谊的基础。泰戈尔非常欣赏甘地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真理和非暴力思想。尽管两人在对待印度民族事业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上各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共同为之作出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泰戈尔对甘地在民族独立斗争中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赞赏和支持。1919年4月8日，甘地在去德里的途中被捕。4月12日，泰戈尔在写给他的一封公开信中首先称他为“圣雄”，他在信中说：“当局终于惊慌失措、暴跳如雷，向我们伸出魔爪……在这个危急关头里你作为人民的一个伟大领袖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在祖国需要你的时候归来……以领导她走上真正胜利的道路。……对一个民族来说，自由决不能靠施舍来取得。……只要我们一天不自由，就要为自由战斗下去。”(5)就在这封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发生了英国殖民当局血腥屠杀印度群众的阿姆利则惨案，但当时当局严厉禁止新闻报道，试图掩盖事实真相。当消息传到泰戈尔那里时，他马上停止了圣地尼克坦的一切工作，赶到加尔各答，准备举行一个公众集会提出抗议，并计划亲自担任大会主席。他的这一提议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实现，但泰戈尔还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来表示抗议。5月29日，他写信给当时的印度总督切姆斯福德，声明放弃英王授予他的爵士称号。就这样，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直至1941年8月7日去世，泰戈尔始终关注和参与着印度的民族独立斗争事业，一次又一次在重要时刻发出鼓舞印度人民的呼声。
在社会改革和民族事业方面作出努力的同时，泰戈尔也在印度的教育领域作出了伟大的尝试。泰戈尔认为，现行的教育制度阻碍了新一代印度人的心灵的发展。泰戈尔本人幼年时代的学校生活经历是非常不愉快的。泰戈尔幼时是在家中接受家庭老师教育的。但如同所有好奇的小孩子一样，当泰戈尔看到自己的六哥和比自己稍大一点的外甥萨提亚都去上学之后，他强烈地要求去上学。泰戈尔的家庭老师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试图驱逐他对学校的幻想：“你现在哭着要进学校，将来恐怕你更要哭着想要离开学校呢。”(6)这位家庭老师的话不幸成为了现实。泰戈尔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听见过比这句话更真实的预言。”(7)进入学校之后，泰戈尔就深刻地体会到，“像博物馆里无生命的模型一样，呆若木鸡地坐着，功课像打在花朵上的冰雹一样落在我们身上”(8)。学校里不愉快的经历促使泰戈尔在面临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里有了更多的思考。泰戈尔认为，印度的教育由外国人控制和指导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它“降低了我们的自尊心，它鼓励我们愚蠢地用借来的羽毛装扮自己，自我炫耀，结果是我们只能复制，但不能自行生产”(9)。他认为，如果任由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印度人将会忘记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只会盲目地遵从和抄袭西方，这无异于慢性自杀！基于多方面的原因，1901年，泰戈尔征得父亲的同意，在圣地尼克坦建立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学校，开始了他在教育领域的伟大实验。这所学校最初时只有几个学生，在它的基础上，1921年这里建立了世界知名的国际大学，成为重要的国际学术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舞台。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的教育实践为在印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做出了巨大贡献。
世界舞台上的泰戈尔(www.xing528.com)
作为印度人，泰戈尔时时刻刻关注着自己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以自己的方式为民族的独立作出了努力；同时，他又以他开阔的眼界和胸襟关注着世界的发展，并提出了自己对未来世界的理想和希冀。我们可以说，泰戈尔既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斗士，也是世界和平和正义的积极推动者。正如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所说：“他已超越了印度的国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因为他与世界紧紧联在一起……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把世界的命运看做是自己的命运，如果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非正义或压迫的话，那么他会深深感到痛苦。”(10)
泰戈尔一生到访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他曾先后12次远渡重洋，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1878年，17岁的泰戈尔随二哥到英国学习，这是他第一次去印度以外的地方。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他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当时甚至出现了波及世界文坛的“泰戈尔热”。在此之后他的访问影响更为深远。丰富的经历和世界性的眼光让他形成了自己对于东西方文化和国际世界的独特看法。
泰戈尔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但同时也不抹杀西方的物质文明。他呼吁用东方文明的精神力量，来化解东西方之间的暴力和冲突，从而实现世界和平。泰戈尔要求建立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主张各国、各民族之间真诚的合作与团结，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泰戈尔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反对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同情并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日本和美国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中，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包括英国对弱小国家的欺凌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还与世界文化名人巴比塞、罗素、勃兰特等一起，组织了“光明团”，到处奔走呼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战后，他又与罗素、萧伯纳及其他和平运动领导人一起，揭露了一些人以国家主义为幌子图谋私利的虚伪性。1919年，在罗曼·罗兰的邀请下，他在《人类精神独立宣言》上签名，号召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消除各种形式的偏见而斗争。1934年，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泰戈尔立即严厉谴责。1936年，西班牙爆发了反对共和国政府的叛乱，泰戈尔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明确反对法西斯头子佛朗哥的倒行逆施。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信给在那儿的朋友，表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关怀和声援。1939年，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世界大战，他又应欧洲朋友之邀，撰文怒斥德国“领袖”的不义行径。泰戈尔痛恨法西斯国家，对于被欺压的弱小民族，则表示无限同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和世界一些文化名人一起，积极反对德意日发动的侵略战争。还多次以自己的名义写诗、作文、演讲，谴责法西斯主义，对“所有遭受西方和东方强国无情剥削的、被凌辱、被压迫的民族”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完全的支持，并鼓励他们坚持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他“预祝”侵略者得到最彻底的失败！
泰戈尔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生都在关心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并努力促进这一友谊向前发展。泰戈尔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向往这个古老而脆弱的东方大国，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1881年，当读到鸦片贸易如何进入中国的文章后，年仅20岁的他就写下了《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文，严厉谴责了英国殖民者的行为。他本来对日本颇有好感，认为日本是东方各国各民族的楷模，是可以代表东方与西方相抗衡的力量，是东方的希望所在。但他1916年访日时发现了日本正在盲目学习西方。因此，泰戈尔在演讲时批评日本没有仿效西方文明的人道主义价值，而是用国家的名义穷兵黩武。他指出了日本正在损害其他民族。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泰戈尔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他在9月21日给蔡元培的信中说，“我和我的人民完完全全同情你们国家”。他同时在国内发表文章，对日本的罪恶行径进行谴责，并支持印度人民抵制日货，还在1938年1月9日参加了印度人民举办的支持中国日。1938年6月，他又发表《致中国人民书》，写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这种对你们国家深思熟虑的暴力进攻会在它带来的英勇的痛苦中产生一种崇高的意义，促使一个新的民族灵魂产生。”同年，在给日本的印度朋友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日本民族的失望。也是在1938年，他写出了著名诗作《敬礼佛的人》，该诗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嘲笑。在给曾在印度国际大学求过学的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的信中，他历数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痛斥日本人用鸦片和海洛因麻痹和毒害中国人的罪行；并认为野口米次郎为日本辩护的行为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弃人道主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相信“把别国的权益和幸福当做牺牲品供放在本国祭坛上的行动是爱国主义”，希望自己“能使中日两国停止惨烈的战斗，和睦相处，共同为建立亚洲的新世界而奋斗”；他预言，“中国是不可战胜的”，而“一群日本人全副武装开赴邻国，参与惨无人道的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他们乌黑的姓名”。1939年，以他为首的印度领袖们发表声明，痛斥以德日法西斯为首的“轴心国家”的侵略行径。同年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大国的利己行为，抱怨英法等国不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
泰戈尔热爱中国文化，珍惜中印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他曾于1924年和1929年两度访华，受到孙中山的高度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没有见面。在中国，他受到了徐志摩、郑振铎、梁启超等文化界名人的热烈欢迎，游历了上海、北京、杭州、南京、济南、太原、汉口等城市，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对中印两国的合作抱有很大希望，希望两国能继承前辈的传统，继续交往下去，相互帮助，相互信任，共同建设亚洲的新世界。
中国人民同样非常尊重他。1956年，周恩来访问国际大学时说：“泰戈尔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据印度学者统计，泰戈尔的作品除印度外在中国的发行量最大，他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泰戈尔去世已经70年了，然而他在印度和世界舞台上的那些伟大作为却始终为印度和世界人民所缅怀。中国人民也将永远牢记泰戈尔这位伟大的朋友。
姜永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师
【注释】
(1)本文原名为“论泰戈尔”。
(2)泰戈尔家族组织的进步运动集会，它被称为印度国居大会的政治组织前身。
(3)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3.
(4)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243，330.
(5)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243，330.
(6)泰戈尔.回忆录.谢冰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7.
(7)泰戈尔.回忆录.谢冰心，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7.
(8)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229.
(9)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742.
(10)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4：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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