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檀迦利》
论《吉檀迦利》(1)
杨传鑫
《吉檀迦利》是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的心灵的歌，是诗人用自己的整个灵魂谱写出来的优美而清淡的歌，它是泰戈尔的一部重要的代表诗集，历来对它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简单的、单向思维的研究方法。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文学是创作——欣赏和批评———创作的集合体。因此，我们评论文学作品应该从多方面的关系，即从多角度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全面地了解其审美意义。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去分析《吉檀迦利》的思想内容和美感作用。
一、诗人的“自我”形象
诗，贵真重情。“许多批评家都说，诗人是‘人类的儿童’，因为他们都是天真的，和善的。在现在的许多人中，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看他，就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到和平，感到安慰，并且知道真正的相爱。”(2)
抒情诗是要表现诗人的“自我”的，是要抒发个人的内心感受的，这里，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有诗人的“自我”而是它的内容与意义。在抒情诗领域里，诗人应该真实地把自己，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民、对祖国的认识表现出来。
《吉檀迦利》真实地记录了泰戈尔在其充满矛盾的、苦苦进行精神探索的中期的心灵轨迹。泰戈尔生活与创作的年代，他的国家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高潮。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潮流中，他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斗争的行列，在其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上，虽有过怀疑、动摇，走过弯路，但是，基本方向没有变，始终是爱人民、爱祖国、追求进步、主张正义、反对法西斯战争的。
1905年，英殖民政府阴谋分割孟加拉省，企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一阴谋立即引起印度人民的反抗，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当时住在谢里达庄园的泰戈尔，急忙来到加尔各答，积极投身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去。他公开发表演说，揭露和痛斥英殖民政府的阴谋，谱写了鼓舞人民斗争的爱国歌曲，如《洪水》《让祖国的地和水甜美起来》等，创办了宣传进步思想的杂志《宝库》。
1907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分裂，斗争归于失败，此时的泰戈尔，一方面反对温和派妥协投降的可耻行为，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激进派的暴力活动，同时，加上教派观点的分歧，他愤而离去，回到圣蒂尼克坦。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女相继死亡，家庭生活连遭不幸，这一切，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
从退出社会斗争运动直到1919年再次出面参加反英斗争，在这十余年里，泰戈尔的思想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从表面形式看，他变得冷淡了，实际上，他的内心活动却相当活跃。他没有消极颓废，没有丧失生活与斗争的勇气，没有忘怀人民和国家的苦难，始终怀着一颗爱国者的高贵心灵。他说过：“我生生死死都情愿在印度，不论它如何贫困、悲苦和哀愁，我最爱印度。”(3)在这个时期，泰戈尔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写出了他一生创作中许多重要的代表性作品。
《吉檀迦利》正是这个时期的一部代表作，几部诗集的内容在它里面基本上都有。如果从窥视诗人这个时期的内心活动来说，它倒是一个重要的心灵窗口。诗集共有103首诗，内容十分丰富，主题多样化，但有一个主旋律，即真实而概括地反映了诗人的苦闷、欢乐、追求、理想与矛盾等，正如诗中所写：“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为诗歌。”（第84首）
《吉檀迦利》中的诗人形象，就是一个自我精神探索者的形象，在这个形象身上表现出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对人生饱含着真挚的爱。他热爱生命，“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第69首）。诗人说，我的任务是奏乐，为人生奏乐，为人类世界歌唱。因此，他要“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合在我最后的歌中”，这快乐“用笑声震撼惊醒一切的生命”（第58首）。尽管现实是不幸的，但他不悲观厌世，没有玩世不恭，仍然相信“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第73首）。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啊！生之欢乐是许多诗人喜爱的主题，然而对于死亡，却往往使许多文人墨客黯然神伤，流露出黑色的忧郁。可泰戈尔却以超脱的态度来看待死亡，他说“我渴望死于不死之中”（第100首），“因为我爱今生，我知道我也会一样的爱死亡”（第95首）。他要用“满斟的生命之杯”去迎接死神。这是多么开阔而忘我的胸襟！无怪乎有人称泰戈尔为生命的诗人。
第二，自由、光明、真理的追求者。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役统治下，印度的大地上是一片黑暗，人民见不到光明，失去了自由。诗中的“我”感到痛苦，在那“云霾堆积，黑暗渐深”的日子里，他“不住地凝望遥远的阴空”，他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鸣”（第18首）。他呼喊道：“灯火，灯火在哪里呢？”他相信“清晨一定会来，黑暗也要消隐”，在第75首诗里，诗人满腔热情地歌赞光明。
第三，怀有爱国之心的理想主义者。青年时代的泰戈尔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爱国者，“退隐”后的诗人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问国事的田园诗人呢？没有，他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仍然跳跃在诗集的字里行间。他明确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在，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这个“你”，就是他心目中祖国的一种象征。第35首是诗人所描绘的自己国家的美好前景，他渴望着为实现这美好的理想而斗争，从神那里祈求得到的是“一把巨剑”，“从今起在这世界上我将没有畏惧地投入战斗”。他为此而感到骄傲，兴奋，“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虽然诗人离开了加尔各答而回到农村，然而他意识到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它们急剧地前奔”（第70首）。
第四，“爱”的鼓吹者。在泰戈尔的作品中经常提到“爱”，“爱”是他的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他说过，爱“具有其独特的意义”(4)。什么是“爱”的独特意义呢？泰戈尔是把“爱”当做人类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是和谐。而且，他也把“爱”当作一种改变社会现实的手段。他通过对爱的鼓吹，唤起人们挣脱奴役的枷锁，获得自由；通过对爱的颂扬，宣扬众生平等，打破种姓制度的束缚，消除宗教的偏见。这里，表现了诗人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心与同情，如第10、11两首，是很有代表性的。显然，泰戈尔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同时又融进了自己民族的特点，形成一种泛爱主义。
第五，自我精神的探索者。从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来说，他的心灵形式与外在的表现形式之间是有机的联系着。诗中所流露出来的哀婉与矛盾的调子，正是诗人处在极不顺利的境遇中思想感情的反映，正是他在自我精神探索中所表现出来的苦恼、忧郁和弱点。他说：“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第14首）。“我的心呵！你还不如死了好！”真是百感交集。泰戈尔不是一个完人，在他身上有旧的传统观念和软弱性。他自己也知道：“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地把它抱紧”（第28首）。在他的身上，有为世俗之见所染色的“小我”。这旧的罗网，这虚伪的“小我”，确实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捆住了诗人的手脚，又如同尘灰模糊了他的眼睛。因此，当他的同伴们———广大人民群众为反殖斗争“抬头疾走”“不回顾也不息休”时，他却“在水边卧下，在草地上展布我周身的四肢”———“我甘心没落在乐受的耻辱的深处”。可他又赞叹道：“长途上的英雄队伍呵，光荣是属于你们的！”（第48首）他责备自己：“在快乐和苦痛里，我都没有站在人类的一边”，“我畏缩着不肯舍生，因此我没有跳入生命的伟大的海洋里”（第77首）。由此，他感到悲伤，“像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但他又不甘落伍，希望把“这流逝的空虚染上颜色，镀上金辉，让它在狂风中飘浮，舒卷成种种奇观”。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诗人自我的表现中，他在精神上是一个力求向上向前的奋斗者。他督促自己：“醒来吧，呵，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赶快投身于伟大的生命合唱中去，投身到时代的激流中去。他树立自己的人生基本原则：“我要保持我的躯体永远纯洁”，“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屏除虚伪”，“我要永远从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使我的爱开花”（第4首）。为此，他向神祈求：“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赐给我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第36首）
以上，是诗人在《吉檀迦利》中的自我表现。由此看出，这个时期的泰戈尔的思想活动是复杂的、紧张的和矛盾的，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他没有失去对人生的希望，没有厌世，而是无情地解剖自己，用大我战胜小我，用爱的力量撕破旧的罗网。
二、诗中的“神”
《吉檀迦利》是献给神的诗，神的形象同诗人自我的形象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诗中的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它代表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泰戈尔的宗教信仰与这位神的关系如何？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得考察一下泰戈尔的信仰，即泛神论。泰戈尔的泛神论中的“神”，并不是某一种宗教中的具体的偶像，而是具有印度传统色彩的“梵”与“我”合一的自然本体。他的泛神思想，并不是对某种神教中的偶像的膜拜，而是对崇高的纯洁宇宙精神的崇拜。对泰戈尔的泛神论的形成起了主要影响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印度传统的哲学思想，二是西方哲学思想。泛神论的基本内容是肯定宇宙的本体是物质的，否定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观点。它对世界、对人生的态度是积极可为的，因此，“泛神论本身只是自由的、人的世界观的前阶”(5)。泛神论的核心虽说是唯物主义，但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它往往罩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的外衣，承认有一个宇宙灵魂———自然的神。
泛神论是泰戈尔的宗教信仰，他追求一种和谐与协调的理想境界。在他的泛神思想中首先重视的和肯定的是人，人的力量和人的美好品性。《吉檀迦利》充分体现了泰戈尔的泛神论的特点。
在诗集中，对神的称呼是多种多样的，如你、他、她、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国王、万王之王，还时常叫做我的朋友、我的情人、我心爱的人，等等。“你”并不全然是指神，如第63首中的“你”，指的是他的朋友威廉·罗森斯坦，还有的是诗人自称，从这些称呼来看，泰戈尔所写的神，并不是那种至高无上、不食人间烟火、主宰一切的偶像。从诗集中对神的颂赞内容来看，这个“神”的形象是：
诗人的信念的体现者。如第14首：“我的欲望很多，我的哭泣也很可怜，但你永远用坚决的拒绝来拯救我；这刚强的慈悲已经紧密地交织在我的生命里。”这个“你”是“大我”的化身，是对崇高精神的一种信念。又如：“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
真理与理想的化身。泰戈尔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与理想，他把这种追求的对象“神”化了，赋予一种崇高的色彩。诗中写道：“我知道你就是那在我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我把她深藏在心里，到处漫游，我生命的荣枯围绕着她起落”（第66首）。他发自内心的话：“我这一生永远以诗歌来寻求你。”（第101首）
光明的象征。他歌颂太阳，把光明当做崇拜的偶像，“让他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的跟前。让他的眼光成我觉醒的灵魂最初的欢跃。”（第47首）他大声地呼喊着：“呵，我的永远光耀的太阳！”（等80首）
自由之神。“我只要自由”。这是泰戈尔梦寐以求的东西。它在哪儿呢？“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第28首），这个“你”是拥有自由的神。因此，诗人称“你”为朋友，他比“尘世上那些爱我的人”伟大得多，道理就在“你让我自由”（第32首）。
爱的使者。诗人说，“我只在等候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第17首）。他所希望的“爱”，是一个没有种姓区别的、没有宗教偏见的、视众生皆兄弟的博爱主义者。诗中写道：“你穿着破敝的衣服……你和那最没有朋友的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做伴”（第10首），“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第11首）。
生命与自然的表象。依照“梵”的观点，自然与人都是同体。泰戈尔一生都爱大自然，希望自己成为大自然的每一姿势、每一形态的伙伴。他称“你”为“我心爱的人———这在树叶上跳舞的金光，这些驶过天空的闲云，这使我头额清爽的吹过的凉风”（第59首）。
大自然充满了生机，千姿百态，这是由于“你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花落结实”（第81首）。所以，诗人爱生命，爱生活；所以诗人歌唱人生、歌唱自然。
心灵的寄托，奋斗的力量。泰戈尔毕竟不是大众的诗人，而是一个裹着旧传统观念的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在其自我精神探索与净化的过程中，有时把“神”当做自己心灵的寄托和奋斗的力量。他祈求：“在我的心坚硬焦躁的时候，请洒我以慈霖。当生命失去恩宠的时候，请赐我以欢歌。”（第39首）他问道：“当我已做完了今生的工作，啊，万王之王，我能够独自悄立在你的面前吗？”（第76首）在《吉檀迦利》最后一首诗中，诗人表示了自己的归宿：“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他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在《吉檀迦利》中，这位“神”的形象还包含有一些其他意义，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我们大概可以揭开罩在诗作上的一层神秘的面纱，基本上看清了他所欲扬的这位“神”的真实面目：他是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神”，他并不高踞于远离人间的极乐世界，而是与大自然融化一体的美形象，与劳苦大众、与诗人同甘苦共呼吸的朋友和同志。泰戈尔赋予这位“神”的具体内容，首先是诗人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的化身，包含着对祖国的爱，对自由、光明、幸福的向往；其次，反映了诗人同情劳动人民、反对种姓制度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再次，表现了诗人热爱大自然、崇尚清新恬淡的性格。
毋庸否认，《吉檀迦利》中的这种泛神思想有其消极的方面。第一，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这种神秘主义不仅在《吉檀迦利》中确实存在，同样也存在于他的许多作品中。泰戈尔在1894年3月24日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不可思议的神秘主义的知觉”，“对于这种知觉我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我不知它会在什么地方征服我，或我在什么地方征服它。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6)第二，超脱现实生活的精神安慰剂———个人精神宗教。在泰戈尔身上存在着二重性：有伟大的一面也有渺小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暗淡的一面，有大我的一面也有小我的一面等。当他“退隐”到圣蒂尼克坦时，受到了人们的指责，加之妻儿相继死亡，他是孤立的，痛苦的，忧郁的。如何解脱？在精神探索中依靠什么力量？于是他求助于自己制造的精神宗教，他向这位“我心灵的主”倾诉衷肠，祈求力量，“请你铲除，铲除我心里贫乏的根源。赐给我力量，使我能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赐给我力量，使我永不抛弃穷人也永不向淫威屈膝……”（第36首）。泰戈尔不仅把泛神论当做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信仰，而且也试图当做改革社会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印度之所以落后，变成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对象，是因为“物质主义”泛滥，权欲横流，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兴起一场宗教运动，因为“爱是一场宗教的基础”。(www.xing528.com)
三、《吉檀迦利》震动了西方文坛
泰戈尔的名字之为世界所知晓，是靠了他自己用英语译成的《吉檀迦利》。1912年英语本的《吉檀迦利》在伦敦发表，第二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是东方第一个获得这项奖金的诗人。
这本诗集为什么这样快地受到西方的热烈欢迎？这当中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是当它产生出来就有了，只有在它被读者阅读之后才会产生审美效应和社会功能作用，只有通过作品与欣赏主体共同完成的这种特定的审美效应，才可能看出和实现这种作品的美学价值。《吉檀迦利》中的诗篇，在它们未译成英语时，并未为西方人所知道，就是在印度也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
1912年初，泰戈尔准备去欧洲旅行。在3月19日动身的前一晚上，他突然病倒了，医生禁止他近期内去旅行。他感到十分沮丧，为了得到慰藉和力量，他在心爱的帕德玛河畔的什拉依德赫，第一次用英语开始翻译《吉檀迦利》的几首诗，他在1913年5月6日写给他的甥女英迪拉·黛维的信中谈到了英文本《吉檀迦利》产生的过程：“印历正月（公历二、四月间），熏风吹来了芒果花苞的芳香，数日不断的鸟儿的鸣啭声使人陶醉。……处在这种环境中是无法沉默的———你知道，这一向是我的习惯。微风吹拂着我的身心，从那里迸发出悦耳音乐，然而我又没有力量和决心，坐下来写任何新的东西。因此，我拣起《吉檀迦利》的诗歌，一首首翻译，聊以自慰。”“罗森斯坦早已从我的朋友那儿得悉我是诗人，所以在同我交谈时，表示想看看我的诗，我踌躇了一下，尔后把自己的翻译底稿递给了他，我无法相信他读了译稿之后所发表的感想。那时，他把我的手稿寄给了叶芝……”(7)
英国著名诗人叶芝读过泰戈尔的诗作后，兴奋不已，他写道：“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就像灯芯草和其他草一样从土壤中生长出来。”(8)叶芝还在罗森斯坦家里举行的一次名人聚会上朗诵了这些诗歌，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1912年11月，伦敦的印度学会出版了《吉檀迦利》英文本第一版，叶芝写了序言，后乔治·麦克米伦出版了普及本。当时，所有的英国报纸都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欢迎，如《时代文学增刊》写道：“……我们读了这些诗歌后感到，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外国心灵的珍品，而且它们也是一个缪斯的预言：如果我们的诗人能够达到情感与思想如此水乳交融的程度，这类诗在英国也是能够写出来的。……我们读这些作品时感到，似乎我们在读着自己时代的大卫王的《诗篇》。”(9)《吉檀迦利》英文本发行后，泰戈尔的名字轰动了英国报纸，蜚声于大西洋彼岸。1913年11月，泰戈尔正式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金，消息一公布，引起国内外极大的反响。诗人无疑是激动的，欢愉的，他高兴的是他的国家的英名也被描绘在世界文学的地图上。
《吉檀迦刊》在西方世界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里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研究很少，特别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当时西方读者的社会心理与审美心理缺乏有联系的探讨。
20世纪初，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各种矛盾日益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世界市场和国际霸权加紧扩军备战，一场世界大战的阴云在欧洲上空日益变浓扩散。物质主义、权欲思想在西方社会泛滥，欧洲人的传统思想与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加上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紧张，人们的精神领域愈来愈空虚，人的价值观念愈来愈小。“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10)。这种社会现实状况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中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部分欧洲文学，面对现实，产生了一种悲观主义，充满了绝望和厌倦的情绪，许多作家哀叹现实的混乱黑暗，人的无能为力。
当时在欧洲影响很大的象征主义文学，着重描写模糊的、飘忽的、难以捉摸的精神状态，宣扬一种主宰生活的神秘力量，寻找宗教在人心灵上的安慰。如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说过，人生真正的意义，不是在我所感知的世界里，而存在于那个目所不见、耳所不闻、超乎感觉之外的神秘之国中。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仑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的情绪：“迷离的梦境/使我阖上眼睑/沉睡吧，渴望！/沉睡吧，希望！/犹如身处墓穴，/我痛苦万端……/力量已经丧失……/沉默！……沉默！”
泰戈尔对欧洲是很了解的，他从孟加拉语选择英语的诗作，是有自己的美学标准的，他没有将那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战斗诗篇选择进去，而主要是他的那些光风霁月风格的诗。英语本的《吉檀迦利》表现了对人生和自然的挚爱，对理想的追求，对爱的颂扬，对自我精神净化的强烈愿望，这一切对当时的西方读者来说，在他们紧张的、充满了烦恼与绝望的悲观主义情绪的生活里，无疑是一股清新的、令人兴奋的空气。
让我们听听西方的反响吧。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哈拉尔德·雅奈在授予泰戈尔奖金的授奖词中说：“崇拜工作……这是西方世界局促的城市生活的产物，培育一种无休止的竞争精神；贪恋进益和利润，拼命征服自然，‘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必须从一种生硬的、异己的事物安排中夺取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泰戈尔《实现》）；与这一切软弱无力的惊慌失措相对照，他向我们展现那种在苍茫、宁静和圣洁的印度森林中达到完美的文化，首先寻求灵魂的平静，永远与自然生活协调一致。”
曾经为泰戈尔争取诺贝尔奖金的瑞典诗人海登斯坦说：“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11)
美国著名诗人庞德对这些诗歌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像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漩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多东西……”(12)他还说：“当我向泰戈尔先生告辞时，我确实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
《吉檀迦利》的内涵丰富广阔，主题的界限并不严格，它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虽说是诗人个人的，同时又具有共性。因此，无论东西方读者，都可能与诗中所抒情思发生共鸣。他说过，尽管有祭司、政治家和爱国者筑起的高墙，但在人类的胸膛里跳着一颗同样的心。比如说，第28首诗是泰戈尔自我剖析的一首很有名的代表作，然而，对西方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资产阶级作家来说，不也有类似情况吗？又如第35首诗，这是反映诗人爱国思想、追求美好理想的名作，难道诗中所描写的境界不也正是西方广大人民憧憬的美景吗？一位在罗森斯坦家里聚会的剑兄弟会的传教士查尔斯·弗里耶·安德鲁斯，在听了叶芝朗诵泰戈尔的诗歌之后，在当天夜晚的回家途中，久久回味着第60首诗：“充满着这种朴素英语的回声的声浪，像孩童优美的声音，完全征服了我……”(13)
《吉檀迦利》所表现出来的泛神思想及神秘主义色彩，对精神信仰空虚的西方人来说，更能引起谐振，他们以此来滋润自己干枯的心田，正如怀有希望的基督教徒在诗里看到了即将来临的美好黎明。
《吉檀迦利》之所以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还有它在诗歌形式上的庄严与美丽。泰戈尔的英语本《吉檀迦利》，其中许多诗篇并不是原诗的翻译，而是经过改写而成的。原诗具有很强的音乐节奏感，译诗全变成了散文诗。这种优美的灵秀的散文诗形式，曾对各国的诗人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人模仿写散文诗。
诗人在《吉檀迦利》中用一种清丽婉美、生动流利的语言，抒写了自己的感受和孟加拉的自然风光，它们产生的是朦胧恬静、难以言传的美感。比较当时欧洲的文学来，他的这种光风霁月、肃穆恬淡、自然抒情的风格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作用。
《吉檀迦利》为泰戈尔开辟了通往世界文学的道路，为诗人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
杨传鑫，中南民族大学中文系教授
【注释】
(1)本文原名为“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
(2)泰戈尔.泰戈尔诗选.郑振铎，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张闻天.泰戈尔对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小说月报，1922（13）.
(4)泰戈尔.一个艺术家的宗教.文学理论研究，1982（4）.
(5)恩格斯.英国状况.评论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52.
(6)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7)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57～276.
(8)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57～276.
(9)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57～276.
(10)叶芝.基督重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1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3.
(11)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66～286.
(12)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66～286.
(13)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倪培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6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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