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1)
倪培耕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著名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在诗歌、戏剧、小说和音乐、绘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他的全部作品构成印度文艺复兴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侧面，对印度的社会生活和文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仅在世界各地赢得了声誉，也在我国长期地发生着影响。他的哲学、美学以及创作思想曾在我国一些文化人士中有过不同的反响。泰戈尔珍视中国古老的优秀文化，同情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悠久的传统友谊，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我国文化界也一贯重视对泰戈尔作品及思想的研究介绍。本文就几十年来，我国对泰戈尔作品及其思想的介绍和研究作一概括的评述，希望能对提高泰戈尔研究的水平有所裨益。
一
我国最早介绍泰戈尔思想的文章，是钱智修的《泰戈尔氏之人生观》，刊于1913年《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四号。文章引用泰戈尔的话，介绍了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世界之潮流，必有其限域。非如是，则潮流不能存在也……吾人于生活之深渊中，常能窥见表面上之不完全，实为完全之启示。”以不完全趋向完全，这正是泰戈尔毕生奋斗的理想。作者称泰戈尔是把自己“献身于永久之完全者”，也就是“献身于国家，献身于人类之福利者”。因之，“一种快乐的动力，策励其进行”，使他在人生和创作道路上永不停息。在如此早的年代里，这篇文章就正确地把握住了泰戈尔世界观方面的积极因素，是值得称道的。
陈独秀则是我国最早介绍泰戈尔作品的人。他于1915年10月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二期上翻译发表了泰戈尔的四首短诗，题为《赞歌》，选自《吉檀迦利》诗集。篇末，译者对泰戈尔作了简要的介绍：“泰戈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遵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寥寥数语，勾勒出泰戈尔的全貌。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当时的进步杂志《妇女杂志》《少年中国》也相继刊登了泰戈尔作品的译作和评述文章。
我国最早较为系统地介绍泰戈尔作品和研究泰戈尔思想生平的是张闻天、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等人。瞿世英、郑振铎于1921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泰戈尔研究》的连载文章；张闻天于1922年发表我国第一部研究泰戈尔哲学、美学、社会和文学思想的论著《泰戈尔之哲学》。《泰戈尔来华的我见》（郭沫若，1922年）、《泰戈尔的思想及其诗》（瞿菊农，1923年）、《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王统照，1923年）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评述性文章。然而，长期不懈地介绍和研究泰戈尔者应推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西谛，他于1922年翻译了《飞鸟集》，这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泰戈尔诗集；1923年又翻译了《新月集》；1925年编写了我国第一部《泰戈尔传》专著。1923～1924年期间，他同沈雁冰等人主编的《小说月报》曾先后三次出版了泰戈尔专号，刊登了泰戈尔的许多诗歌、小说和戏剧的译作以及研究文章。在西谛和《小说月报》的带动下，全国各大报纸杂志又环绕泰戈尔1924年来华访问，纷纷撰文评述、发布新闻，一时形成“泰戈尔热”，也可称为我国研究介绍泰戈尔的第一个热潮时期。当时除《小说月报》外，《东方杂志》《文学周报》《中国青年》《政治生活周刊》《新人》《佛化青年》等杂志都出了专刊或专号。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北京《晨报副刊》、天津《民意报》的“朝霞”副刊等登载了大量泰戈尔作品和评论文章。对一位外国作家进行如此热烈地介绍研究，可以说在我国外国文学介绍研究史上是空前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5年陈独秀用文言文翻译《赞歌》外，直至今日，整整六十五年期间，已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近三百种（其中包括综合集、专集、文章篇目、演讲和通讯等，并有许多作品重译），包括泰戈尔的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以及哲学、政论、文学等论著。新中国成立翻译出版的泰戈尔作品，主要有诗集《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和《采果集》《爱者之贻与歧路》选译；剧本《春之循环》《齐德拉》《邮局》《马丽妮》《牺牲》《隐士》《国王与王后》等；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和《沉船》及短篇小说三十余篇；论著《人格》《生之实现》《国家主义》和《创造的统一》的部分篇章。这些译作大部分是在泰戈尔1924年访华之前发表的。访华之后，泰戈尔作品的译文就寥寥无几了。有些评论家说，泰戈尔访华之后，掀起了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介绍热潮，这不大符合史实。当时的情况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待到这位老诗人离开中国，“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2)了。
新中国成立后，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介绍才全面和系统化。为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泰戈尔作品集》，其中中长篇小说的翻译占泰戈尔中长篇小说创作的五分之二，短篇占三分之一，诗歌约占五分之一，戏剧约占五分之一。虽然，这部《作品集》尚未包括泰翁的全部创作，但却荟萃了泰戈尔作品的精华，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泰戈尔的创作成就。《作品集》中，如中长篇小说《戈拉》《小沙子》《四个人》，三十余篇短篇小说，戏剧《红夹竹桃》，诗集《故事诗》以及大量政治抒情诗等作品，突出地反映了他反殖民主义反封建的精神，表现了泰戈尔民族民主的进步思想。这部《作品集》是在当时受外办委托组成的十人小组的直接指导下编选的，其成员有陈翰笙、季羡林、谢冰心、金克木、郑效洵、石素真等著名专家。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可称为我国介绍和研究泰戈尔的第二个热潮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译作质量有了提高，一些老翻译家如郑振铎、瞿世英、金克木等人精心校译了他们的旧日译作；谢冰心以准确、优美的语言，重译了《吉檀迦利》《园丁集》以及大量抒情诗；黄雨石、冯金辛、孙家晋、汤永宽等同志，也在翻译介绍泰戈尔作品方面做出了贡献。而多年从事泰戈尔研究工作的石素真同志，第一个从孟加拉语原作翻译了泰戈尔作品，完美地体现了泰翁创作的风格和思想。
从1913年钱智修发表《泰戈尔氏之人生观》一文起，直至现在，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泰戈尔的专论文章有二百多篇，专著五部。其中，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竟占了三分之二，有四部专著是在那个时期写就的。主要的文章除了前面列举的以外，还有简又文的《泰戈尔思想之背景》、王希和的《泰戈尔学说概观》、张闻天的《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直民（即泽民）的《泰戈尔的生涯与思想》、王靖的《泰戈尔主义》等。这些文章对泰戈尔思想及其生平作了综合性评述。论述泰戈尔哲学、美学和社会思想的主要文章有张闻天的《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郑振铎的《泰戈尔的哲学使命》和《泰戈尔的艺术观》、瞿世英的《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王统照的《泰戈尔的人格观》、冯友兰的《东西方文明比较观》等。围绕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报纸杂志发表了成百篇争论性文章，主要有瞿秋白的《过去的人———泰戈尔》和《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恽代英的《告欢迎泰戈尔的人》，萧楚女的《吃甘蔗的“君子国”》，沈雁冰的《对于泰戈尔的希望》和《泰戈尔与东方文化》，泽民的《泰戈尔与中国青年》和《评第三期之世界》，陈独秀化名寸铁接连发表在《向导》上的十来篇文章以及吴稚晖的《婉告泰戈尔》、东君的《吃牛肉茶的泰戈尔答江绍原先生》等。这些文章对泰戈尔来华访问的背景持异议。与此相反观点的主要文章有梁启超的《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郑振铎的《欢迎泰戈尔》、徐志摩的《泰戈尔来华》、江绍原的《一个研究宗教史的人对于泰戈尔该怎么想呢？》、陈复的《辟反对泰戈尔者》、王耘庄的《什么是东方文化》等。四部论著是张闻天的《泰戈尔之哲学》、郑振铎的《泰戈尔传》、冯正的《泰戈尔与森林哲学》、佛化青年会编的《泰戈尔与佛化青年》。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泰戈尔的评论文章则寥若晨星。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发展，革命志士和热血青年把目光转向了苏俄文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较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没有很快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的新探索，又值泰戈尔诞生百周年，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纪念，随之出现了一些论述泰戈尔的文章。其中，季羡林等人的几篇文章颇有独到的见解。唯一的一部中文《泰戈尔传》（1961）是新加坡连升平著的。此后便是十几年的中断。粉碎“四人帮”之后，气象为之一变，出现了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1981年适逢泰戈尔诞生一百二十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外国文学学会等单位举办了我国第一次泰戈尔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一批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可以说，这是我国第三次研究介绍泰戈尔的热潮。主要文章有季羡林的力作《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和《泰戈尔与中国》、金克木的《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黄心川的《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石素真的《〈戈拉〉序》、华宇清的《试论泰戈尔的文艺思想》等。
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在中国有如此多的翻译介绍、研究论述，时间又持续达七十年之久而势头不见衰减，可见泰戈尔作品之深入人心。这种中外文学交流中不多见的现象，既不是由于个人的偏爱，也不是由于某个派别随心所欲的安排，它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学渊源和政治社会背景的。众所周知，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人们对泰戈尔的研究介绍，很自然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近代，两国人民都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剥削，共同的历史遭遇使彼此心心相印。中国人民愿意通过泰戈尔的作品，听到印度民族的声音。鲁迅先生在《无声的中国》一文里曾问道：“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显然，伟大的鲁迅也很高兴地通过泰戈尔倾听到印度民族的呐喊。再者，“五四”前后，正值我国新文化发展时期，恰逢泰戈尔获诺贝尔奖。它不仅使正在斗争中崛起的东方民族感到兴奋，更为重要的是，泰戈尔的优秀文学成果，为我国新文艺注入一股清新、自然、质朴的诗风，促进了我国新诗的发展。加上“五四”前后，占据我国文坛主要阶层的是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进步作家，他们同许多中国知识青年一样，在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往往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不定，进行着苦闷的探索。泰戈尔“梵的现实，爱的福音，我的尊严”(3)以及“无限之生，创造的爱”(4)的人生观，给他们带来一种朦胧的“新的光明”(5)。那时像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谢冰心、瞿世英等民主主义作家的初期文艺思想都是强调“美”和“爱”的。显然，他们的思想与泰戈尔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而泰戈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进步倾向，也吸引了革命作家的注意，正是他们认识到了泰戈尔思想和作品的精髓。如茅盾在《对泰戈尔的希望》中写道：“我们也是敬重泰戈尔的，我们敬重他是一个人格洁白的诗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于被压迫人们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诗人。”当然也应该指出，泰戈尔所强调的东方精神文明，由于其内涵的矛盾，也曾为张君劢等辈别有用心地利用。这样，在20世纪二十年代“泰戈尔热”时，情况也就显得十分复杂，需要具体地细致地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贯彻了批判吸收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强调中印人民友谊，而泰戈尔作品的艺术魅力历久不衰，今天的许多青年和作家对泰戈尔作品的兴趣仍很浓厚，因此对泰戈尔的研究介绍，日益受到我国文学界的重视。遗憾的是，我们的评论工作尚比较薄弱，评述文章的数量尽管较多，但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做出分析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却不多见。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材料翔实的、专题的或系统的研究专著、评传更有待于艰苦的劳动。
二
六十多年来，几百篇文章究竟涉及了泰戈尔的哪些作品及其思想，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达到了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
许多文章指出：泰戈尔的文学创作“是他人生观的艺术化”(6)，“他的文学作品完全是由他的哲学思想上渗合、融化而陶铸出来的”(7)，“了解了泰戈尔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和世界观，才能了解他的文学作品”(8)。因而不难明白，为什么一些文学评论家或作家论及泰翁的文学创作，往往先要阐述他的哲学或美学思想。实际上，泰戈尔之所以称为“诗哲”，是因为他通过文学作品，除了陶冶人们心灵，让人得到美的享受外，同时宣传自己的哲学观、人生观和美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位具有强烈倾向性的作家，绝不是“与世无争”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家。
六十多年来，凡涉及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文章都一致指出：泰戈尔的哲学思想是一元论。郑振铎在《泰戈尔的哲学使命》中说：“泰戈尔相信一元论，即世界不惟是为神所造，而且是由神自身造出。”瞿世英也认为：“泰戈尔思想的渊源是优婆尼沙昙……优婆尼沙昙的精神，乃是泛神论……宇宙万有即神，神即宇宙万有，实是一元论思想”(9)。王希和也指出：“泰戈尔哲学的真髓是，一切事物存有神，神虽居于万有之中，然我们心中也有神存在。”(10)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黄心川等同志也强调说，泰戈尔的哲学观基本上是印度传统哲学的一元论，认为梵或神是万物的本原(11)。显然，这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
然而，梵或神在泰戈尔的心目中究竟为何物呢？冯正在《泰戈尔及森林哲学》中说：“泰戈尔所谓神或梵，即是绝对的美，或绝对的欢喜或实在……梵就是完全之无限理想，是永远完成的东西，是爱，是真理，是美，是善。瞿世英分析说：泰戈尔心目中的“梵即生命，即快乐、虚空……即是广大无边的宇宙”(12)。王统照说：泰戈尔的“神即最高人格之表现，无仪式，无束缚”(13)。直民进一步分析说：“他的所谓神并非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如来，而是宇宙即神，生命即神，万有情态无非是神之表现。”(14)新中国成立后，黄心川则指出：“他认为神是我们经验中的一种‘原始质料’，也是一种植根于客观实践生活中的一种‘自明的实在’……它的本质也如传统吠檀多所概括的是‘实在———意识———欢喜’，亦即真、善或绝对的爱”(15)。换言之，泰戈尔心目中的梵或神，既是人格化的宇宙，根植于实践生活中的实在，又是一种真善美的结合实体；神是绝对自由、绝对爱的完美精神理想（或信仰），或是一种绝对观念。
季、黄还进一步论述：泰戈尔对神或梵的解释，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证明，“这因为他最终认为神是一种超越于客观世界、人的思维并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一种绝对的、无限的存在”(16)。不少文章认为泰戈尔的一元论即泛神论，唯黄心川同志论证了泰戈尔是如何“从客观唯心主义流向泛神论”的。他指出，在泰戈尔看来，“神或无限‘只是一个空洞’，它‘本身根本没有意义’，‘无限只有在有限中才能表现出来’”(17)这就是用有限即自然、世界和人的精神去解释神或梵的存在。所以，季羡林进而指出，泰戈尔是把“重点放在‘人’上……在人中才能得到神”(18)。这样，泰戈尔的一元论，没有同历来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同流合污，直接去维护宗教、维护僧侣主义，而是赞美人性，热爱人生，维护人道主义；不是消极的出世，而是积极的入世。对泰戈尔宗教或哲学思想内涵的揭示，无疑对掌握泰戈尔整个文学创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泰翁全部作品的大门。
在泰戈尔的心目中，世界万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瞿世英讲了三种关系，其一是“宇宙乃欲求精神生活之战场”(19)，“物质为生命得到最高理想的一个地方，是使有限的个人实现其无限的地方”(20)。黄心川说，泰戈尔认为“如果没有物质，那么就不能刺激思维，就不能给思维以材料，给思维以具体内容。”(21)黄又指出，泰戈尔是在唯心主义体系内，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他从宗教需要出发肯定了物质性”(22)，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承认物质，就不能承认思维或精神，也就不能建立新的宗教原则”(23)。于是，黄进而指出：“他进而认为外部的世界是真实的”(24)。这就是泰戈尔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现实性和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内容的哲学依据。
关于万物之间的第二种关系，瞿世英指出：泰戈尔认为“宇宙是创造的，永新的”，“旧的永久是新的”(25)。季、黄也都指出：泰戈尔“强调运动，一切都在运动中”，“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和运动分不开的，运动是事物的属性”(26)。他们都认为，以上两点（即物质性、运动性）是泰戈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值得重视的辩证唯物因素。这不仅影响他世界观的发展，使他“生如夏花之绚烂”(27)，而且越到晚年，他的创作倾向性越发强烈，越发进步。
关于第三种关系，瞿世英说，泰认为“人与宇宙的关系乃调和的，无根本的差异”；又说“因为宇宙与个人是大调和……一切纷纭扰乱都溶成‘一个甜蜜的调和’”(28)。王希和也说泰主张“个人与宇宙相调和”，“信仰人与自然和谐”(29)。季、黄的文章也分析指出：“和谐协调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他无论观察什么东西，讨论什么，都是从和谐与协调出发。”(30)他们还指出：泰戈尔认为事物的矛盾是相对的，而它的和谐则是绝对的。这样，泰戈尔似乎否认了事物的矛盾和斗争，否定了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季、黄认为：“泰戈尔这种矛盾调和论，则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31)但是，泰戈尔主张的和谐、协调，就是反对现实中的不和谐、不协调，具体可见他在行为和作品中反对压迫、丑恶。他的和谐正是他的完美精神理想的集中表现。从美学角度来看，他这种和谐思想是受传统的印度哲学中的“santi”（平和）主张和古希腊美学思想的影响。他这种和谐、协调的思想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则是对和谐、恬淡的艺术美的追求和对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协调关系的表现。当然，在许多作品中，他为了反对对和谐的破坏，也主张并表现暴力。总之，不能简单或只从消极方面去抽象概括他的和谐主张。
许多文章都讨论到泰的“爱”的概念，指出泰戈尔的哲学，实质是“爱的哲学”(32)。“爱就是宇宙，就是绝对，就是神”，“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是向爱转动的，又是于爱之中的”(33)，“我们爱生活，实在就是为了维持我们同这个大千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34)，“梵不外由喜或爱去求得”(35)，“人类最高的灵魂，只有爱能真实了解”(36)，“在爱里所有的矛盾自身便沉没而消失”(37)。因此，一些评论者得出结论说：泰戈尔是“‘爱’的哲学创造者，‘爱’的伟大的讴歌者”(38)。以上可归纳出三层意思：一、爱就是梵或神或绝对；二、通过爱有限才能趋向无限，人性趋向神性；三、世界万物之和谐、协调关系即爱的关系，用爱解决现象世界中的矛盾。显然，这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奥义书的今化”(39)。这种爱的哲学驱使泰戈尔执著人生，热爱人类，同情被损害被侮辱的人，反对封建和殖民压迫，反对黑暗势力；同时，它又起着调和矛盾、麻痹斗志的作用。归根到底，爱的哲学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变种。
许多文章还探讨了泰戈尔的人生观，认为“诗的灵魂却是人生观的艺术化”(40)，泰戈尔诗即是他人生观的艺术化。文章指出，泰戈尔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求‘无限’，以得不朽之生”(41)，“人生的究竟是要开放自我，而与全真体合而为一———那时我即婆罗门（梵）”(42)，“人生目的是自我发现，就是把个人的人格，充分表现出来，是用精神助力，使宇宙与人合而为一”(43)，亦即“实现这（同宇宙）大和谐是印度人生的目的。”(44)于是，这些文章分别论述了泰戈尔的“有限与无限”“自我与非我”“人格与超人格”“不完全与完全”“假相与真相”“死与生”“恶与善”等关系。这里，前者是指人、自然、现象世界；后者是指神、梵、不朽或绝对、崇高或完全的精神理想。在泰戈尔看来，人、自然和现象世界是有限的、假相的、不完全的。人生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创造、爱和牺牲，达到无限、真相、完全，或与之调和、统一。这个过程是渐进的，永无止境的。评论者认为，泰戈尔这个人生观是积极进取的。持这种人生观的泰戈尔，永远自强不息，永远坚持“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45)。评论者还指出，泰戈尔这个“完美”的理想境界，绝不是空幻的。它要求人们通过行动、爱和牺牲，献身于祖国和人类，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永久完全者，献身于无限之祭桌前。总之，对泰戈尔的人生观探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泰戈尔作品是他人生观或人格的艺术化。泰戈尔在自己的《回忆》里也宣称，他的“涉及一切作品的主题，就是从有限达到无限（神）的欢愉”。
简而言之，他的世界观是客观唯心主义，但含有合理的内核。他所承认的物质性和运动性使他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能够深入现实生活，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现实的要求。但他最终认为，不是存在决定意识，人民创造历史，而是意识决定存在，神明创造历史；他不承认矛盾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最终可用爱调和对立的矛盾。这样，他有时脱离火热斗争和现实生活，进行精神生活的自我完善的神秘探讨，给一些作品抹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和抽象人性的色彩。不过，他的唯心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能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正如黄心川指出：“泰戈尔是用这种新宗教的原则去反对中世纪封建的印度教正统神学的。”(46)
应该说，几十年来，我国舆论界对泰戈尔的哲学思想探讨，是比其他问题较为深入，取得成就也较大。但我认为，多数文章没有联系他那种思想所以产生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只是以文论文，往往带有片面性、简单化的弊病。这样，我们必然见不到泰戈尔哲学观所具有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关于他思想的渊源，多数文章只强调与传统观点的一致和继承，没有论证它们的差异和发展。比如泰戈尔的“人”的内涵，应该与《奥义书》人的内涵有所不同。他的“人”，无疑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同样，“爱”在《奥义书》里就被强调了，而西方的人道主义又如何掺入他的“爱的哲学”呢？再次，对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内容、表现和实质，都阐述得不很充分。20世纪二十年代，像郑振铎、谢冰心等作家如果说对泰戈尔的人性论有些盲目崇拜，那么另有一些人又将泰的人性论批判得一无是处，甚至说成是一种毒药。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始终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季羡林同志针对这个问题愤愤地说：“难道能说有点同情比没有同情更有毒？有人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过于苛刻的形而上学的要求，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47)
泰戈尔的美学思想或文艺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张闻天的《泰戈尔之“诗与哲学”观》、郑振铎的《泰戈尔之艺术观》、瞿世英的《泰戈尔的思想及其诗》、王统照的《泰戈尔的思想及其诗歌的表象》等文分别涉及或论述了泰戈尔对文学起源、目的或功用、文学与生活、形式与内容等问题的看法。他们指出，泰戈尔的艺术起源观是“人类知识和情感的余剩”(48)，是“人类剩余的情感”的自由发泄(49)。也就是说，艺术起源于“过多的境界里……艺术是快乐的产儿，是人类过多的能力的表现”(50)。这种看法显然是受了康德、席勒和斯宾诺莎的“游戏说”的影响。然而，有人分析道，在泰戈尔看来，文艺不仅是人类情感的余剩，而且是应“心灵的要求”(51)而产生的。这个要求像“夏蝉一样，露水饮饱了，便到树上去高唱，以表现他那虽短暂而饱满的生命”。这种起源说就有别于游戏说。有人还指出，泰戈尔认为这种感情和知识上的余剩，是由于“人类因技术进步”(52)才逐渐出现的。这样，泰戈尔的艺术起源观便可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劳动技术———人类知识和情感的余剩———艺术。这就比较接近“劳动说”了。
郑振铎分析说，泰戈尔的艺术世界所描写的对象是“人格的世界”(53)。他的艺术目的就是“人格的表现”，“即是人类心灵向无限方面行进，达到不朽的表现”(54)。一些评论者指出他的人格概念有二层意思：一是具体的、有限的人格世界；二是抽象的、无限的人格世界。但泰戈尔强调，艺术作品主要反映有限的人类、自然和现象世界，描写有限人格向无限人格合一的过程，最终揭示那个“不朽”。黄心川分析道：“泰戈尔认为艺术最终的目的是要揭示神或‘梵’的世界，但是神的世界是和现实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艺术不得不反映着现实世界的生活。”(55)由此可见，从根本上来说，泰戈尔解决了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有人还指出，泰戈尔强调艺术必须经过“人的感情洗礼，与他的人格融成一片”(56)，才能成为艺术作品，“才有价值”。也就是说，泰戈尔注重艺术的真情实感，艺术的真实性。泰戈尔自己说过：“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也许我做了许多不真实的事物，但是在我的诗里，我从没有说过假话———我的诗是我生命的最深真理所显示的神圣之处。”(57)
许多文章注意到泰戈尔对艺术功用的看法。他们分析道，在泰戈尔看来，“建筑他们这个真实世界———真与美的生存世界，就是艺术的功用”(58)，艺术建筑起的乐园，“不仅要为自己居住，且引他人也来同住”(59)。因此，王统照指出，泰戈尔诗的“真正功用不止是使人快乐，而且由其韵律及有节奏的文字，将理想的真理启示于读者”(60)。郑振铎还分析指出，泰戈尔还认为“做事的人常把他们的事务弄得出了音韵和谐的地步，这就是我们诗人所急需要把他弄和谐的了”(61)。这就是说，世界本来充满阳光、和谐、崇高，但有人使它充塞了黑暗、冲突、卑劣；而我们诗人就要谱写光明、和谐、良善，恢复世界本来的面目，用自己的文艺作品去激励人做光明之子，自然之子，不朽之子。张闻天则用明白语言说：“在泰戈尔看来，艺术就是生命的表现，他的功用就在解放人生。艺术可以使我们刺入那包藏了‘永久’的帷幕，并且显示给我们看。”(62)由此可见，泰戈尔的艺术观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人生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艺观。泰戈尔强调文艺倾向性、功利性，强调与生活的关联。有的人进而指出，泰戈尔坚持艺术反映论，他承认“艺术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外部世界在作家认识中的主观映象”(63)，因为泰戈尔认为“我们（作家）的感情是胃液，它们把这个现象的世界变成为那个情感更亲密的世界。这个外在世界有它自己的液汁，它们具有它们各种不同的性质，来刺激我们的感情活动。在我们梵文修辞学里，这叫做‘情味’，它的意思就是能引起我们的感情的内部液汁起反应的外界液汁；而一首诗照它说就是包含着刺激感情的液汁的一个句子或多个句子”(64)。显然，这个艺术反映论，包含着唯物反映论的思想。而且，泰戈尔越到晚年越强调，艺术反映生活，要为普通人民服务。“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指农民、工人劳动群众———笔者）的生活，他的诗歌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他还指责“古代或古典文学只是充斥着圣人、帝王或英雄，它不是从属于那些在默默无声中爱着的和受苦的人们”(65)。他用这个观点指导自己的创作，因而在他创作中有着比较鲜明的人民性。
许多文章还论述泰戈尔有关美、美感和美学理想。它们指出，泰戈尔认为美产生于万物之间的调和、和谐，美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是真美，都是调和之美”(66)。因而，他要求作家在一切生活和事物中去挖掘美，表现美，反映有限与无限合一之美。许多文章还归纳说，对“完全”“不朽”“无限”的追求，就是他的最高美学理想。这里，既有对崇高、完美的精神理想的追求，又有对神秘的实在的仰慕。有人指出，“他做的诗都是慕‘真’的意趣，与爱‘美’的情思的表现”(67)。慕真就是对无限、完全、不朽的追求，爱美就是企求调和、和谐之美。这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68)。有人还进一步指出，“生活中的美的表现也在善和爱里走向无限”(69)，这样，美不仅是无所不在，无处不显，而且是无穷尽的。有的同志提出：“韵律是他的最高美学理想。”(70)韵律为何物，没有讲清楚。我们不妨让泰戈尔自己来解释。他在《艺术家的职责》里说：“韵律就是运动，就是和谐的限制所造成的和所制约的运动。它是艺术家手中的创造力……在我看来，玫瑰是静止不动的。然而，它素有的韵律赋予这种静止不动以运动的诗境。同样的诗境你可以在充满完全和谐及运动特征的画中找到。”说得简单一点，韵律就是均衡中的运动，和谐之中的运动。这样，万物含有这种韵律，就会永生，不管它的躯壳是否死亡。作家掌握这种韵律，他的作品就赋有永恒的生命力。就其所谓“韵律”的实质而言，尚有待于深入研究。
泰戈尔强调，艺术作品应具有永恒的魅力，那么在他心目中，什么样的作品能达此境界呢？也就是说，他的艺术标准是什么呢？一些文章指出，泰戈尔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全在于美的表现中”；二、“启示真理的全体”(71)。泰戈尔认为“诗是美的神庙”(72)，强调艺术作品必须提供人们以美感，欢乐之享受。没有这个前提，就不成其文艺作品。因而，一些文章指出，泰戈尔强调艺术技巧，强调音乐美、绘画美、形式美。但泰戈尔更强调作品要有真情实感，普遍的情感，要揭示不朽的真理，这样作品才会流芳百世。这就是泰戈尔的艺术和思想标准。有人接着指出，在泰戈尔看来，“艺术中的美（指形式美———笔者）也不过是一种工具”(73)，“‘为艺术而艺术’是西方一种‘声名狼藉’的说法”(74)。这就较为正确地摆正了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的位置。
有些文章论述了泰戈尔对艺术创作规律、艺术形象的典型、形式与内容关系等问题。张闻天说，泰戈尔的诗是创造，不是抄袭；是幻想，不是仿效；是图画，不是照片；并分析指出，“在泰戈尔看来，唯实唯心各趋极端，都是错误的……他采用真正的见解，就是二者更高的结合，限止二者而又充实二者”。因而，他的诗是“现实理想化了的，理想现实化了的”，是“极其实在的东西，不过这东西比现实的东西有更高的性质”。张闻天还指出，“在泰戈尔看来……外形是内在的表现。外形适合于内容，则我们称之为真；不适，则称之为不真……韵律（指诗的韵律———笔者）的规则是为了诗人，并不是诗人为了韵律；韵律是他的奴仆，不是他的主人”(75)。所以，王统照说：在文学实践中，“泰戈尔是一个创造者，而不是一个因袭者”(76)。泰戈尔总是努力突破旧有形式的束缚，创造适合内容表现的新形式。每每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创新或改革，总会招引社会上的种种非难。对此，泰戈尔不屑一顾，仍走自己的路。
与阐述泰戈尔美学的文章相比，评论泰戈尔的文学作品的文章，则少得可怜。新中国成立前，这方面的评论大都散见于译书的前言、后记里，特点是短，但不乏真知灼见。如郑振铎在《新月集译序》中写道：“《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指犹同安徒生的童话的艺术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的、贪婪的、罪恶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而这个儿童的天国便是作者的一个理想国。”这个分析应该说是得体的。黄仲苏的分析格外别致，他认为《新月集》中的《云和波》和《那时候与为甚么》是“他思想哲学的一部分的小结晶。”他说：“泰戈尔先生是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的……诗中的母亲即是‘自然’……诗中的小孩子即是生命”，他们“那关系的密切……就是表现‘调和’和‘爱’”。瞿世英在《春之循环序二》中说：“他使我们深深觉得此生是极有价值的。生命是不朽的，生命是个大无垠的，生命是创新的。”郑振铎在《春之循环序一》中说：“《春之循环》里所表现的，是生之冲动……门外满是活动，满是生命，满是变更，只要我们工作，只要我们与他们相呼应，我们就生了。”郭沫若说：“小波小波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泰戈尔的《新月》这种诗的波澜，在他自然的日期振幅，不容你写诗的人有一毫的造作———刹那的犹豫。”(77)郭老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一文中说：“写到儿童世界，我偶然想起泰戈尔《新月集》中的一首诗来，题名‘婴儿之世界’……此诗中所含的愿望正是儿童文学家所当含的愿望；所刻画的婴儿心中的世界正是儿童文学家所当表现的世界，便是儿童文学中的世界。此世界有种不可思议的天光，窈窕轻淡的梦影，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不能以理智的律令相绳，而其中自具有赤条条真理，如像才生下来的婴儿一样。”以上诸家对泰戈尔作品的分析，应该说是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回答或分析泰戈尔作品所提出的问题。石素真在《戈拉》序中，清晰而透彻地勾勒了书中所描绘的时代和作者所处的环境，这就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作品思想意义的认识；她又以较大篇幅分析了几个主要人物，这些人物又如何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这确是篇有分量的学术性文章。石素真的《摩克多塔拉译序》一文，又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泰戈尔思想的大门。尽管1922年泰戈尔退出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漩涡，但他没有停止斗争。1922年写的这个剧本，回答了他对帝国主义统治机器所抱的批判态度，对人民斗争支持的立场，对祖国自由解放的热切向往以及对渎辱了机器的西方文明的鄙夷。季羡林在《诗序》序言中把泰戈尔的诗作分成三个阶段，二种表现形式（即光风霁月和怒目金刚），它给我们勾勒了泰戈尔诗歌创作的轮廓，这种概括深刻地把握了泰翁诗歌创作的特征，给人以启迪。文学艺术作品，倘若不进行艺术分析，或不从艺术分析入手，而只分析思想意义、世界观、时代背景，纵然讲得头头是道，仍然不免失去文学本身的特征。季羡林《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却着重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有趣的是，闻一多在《泰戈尔批评》中，一股脑儿否定泰戈尔诗作的艺术性，说他诗作没有形式，没有艺术可言；张闻天却分析说，泰戈尔是位大诗人，博采众长，刻意创新，“泰戈尔决不受种种形式的拘束，他打破一切旧习惯，创立他自己的规则。我们翻开他的诗一读，我们就可以觉到甜蜜与光明之外，其中还有音乐和音节”(78)。艺术欣赏，往往因人而异，但总有一个客观标准。笔者认为，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无论是早期的恋歌，中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哲理诗，晚期的政治抒情诗，艺术水平一般是高的；创作也不失其特殊的思想和艺术意义。当然，任何事物都可以比较。比较来说，有的创作确比小说，甚至比诗歌更难以理解，艺术处理也难获得人们的赞赏，这也是事实。总之，我们倘若不对具体作品作深入细致、恰如其分的分析研究，也达不到理解、欣赏泰戈尔文学创作的目的，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恰恰做得很不够。
三
泰戈尔是在我国文化知识界产生久远影响的一位外国作家。长期以来，他的作品不仅给一般读者以艺术享受，而且影响了我国一些作家的创作道路及其风格。如前所述，“五四”前后，他的思想及其作品吸引了我国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作家的注意，他的清新、自然、秀丽的诗歌为我国新诗和小诗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正如郑振铎在《飞鸟集》初版序中所说，当时的一些诗歌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间接受泰戈尔此集的影响”。然而，最突出例子莫过于郭沫若、谢冰心和郑振铎等人。郭老在《我的作诗经过》中说，他曾与泰戈尔诗“结了不解（之）缘”，更确切地说，冰心与西谛真是毕生与泰戈尔诗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最早接触泰戈尔作品或最早受其影响的作家是谁呢？郭老于1936年答蒲凤问：“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当民国3年左右即已看过他的东西，而且什么作品都看。”(79)那时，郭老在日本求学，有一天一个同学送来《云与波》《婴儿的世界》《睡眠的偷儿》等诗篇。郭老读了，一下子给它的清新，恬淡的风味迷住了。尔后，他到处寻找他的作品，如饥似渴地读了泰翁的《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格比尔百咏》和剧本《暗室王》等作品。郭老后来亲切地回忆起：“我在冈山图书馆中突然寻找了这几本书时，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坐在室偶，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激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80)，“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郭老还写诗赞美泰翁，在《匪徒颂》中祝泰“万岁”，在《晨安》中向他致以“晨安”。1917年郭老还从《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等诗集中选译了一部《泰戈尔诗集》，想寄国内商务、中华书局发表。可以说，当年郭沫若对泰戈尔作品的倾心，简直到了如醉似痴的地步。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当时几位重要作家接触泰戈尔的史料：刘半农1918年从《吉檀迦利》《新月集》中分别选译了《海滨》《诗二章》《同情》，登在《新青年》五卷二期和三期上。郑振铎1923年在《新月集》的译序中说：“我对于泰戈尔诗最初发生浓厚兴趣，是在第一次读《新月集》的时候”，即他于1918年通过许地山的推荐读泰诗的。他当时不仅表示“喜欢”，而且与许地山相约，分别翻译《吉檀迦利》和《新月集》。谢冰心在1920年写了一篇散文《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文中说：“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觉得澄澈———凄美。”沈雁冰1920年译了泰的短篇《髑髅》；叶圣陶译《园丁集》是1921年，同年瞿世英译《春之循环》；张闻天1922年发表《泰戈尔之哲学》专著；王统照1923年发表《泰戈尔的人格论》。后来，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泰戈尔还很爱徐志摩，给他起一个印度名，叫做素思玛（Sucima）。”泰戈尔认他为儿子，徐称泰为爹爹，感情十分深厚。1929年3月19日泰还专程自印度来徐志摩家做客，作诗论画，赠诗题词。徐于1922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开始过执教和文学创作生活，因此，他接触泰戈尔作品估计在1923年左右。那年他受讲学社之托，联系泰戈尔来华事宜，并与王统照一起出任翻译。1924年徐志摩写了《泰戈尔》，译了泰的一首诗《谢恩》，还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沙扬娜拉》，可见到泰戈尔对他影响的痕迹。从以上史料来看，郭沫若自称是我国最早接触泰戈尔作品的作家，是符合事实的。
郭老不仅是泰诗的崇拜者，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也正是泰戈尔。民国初，许多有志青年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出洋求学，鄙弃文学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郭老也是怀着这个抱负去日学医的。那时，他“虽然有倾向于文学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81)。但当他接触了泰戈尔的诗，蕴藏在内心的诗兴就犹如汹涌的大海被激荡起来。郭老在《自然的追怀》里说：实行静坐的时候，我往往会陶醉于泰戈尔的诗里，浮入了伤感时代。在月夜我独自徘徊于东山的山阴……在那时候，我曾经吟下如下《晚眺》和《新月》二绝：
晚 眺
暮鼓东皋寺，鸣筝何处家，
天涯看落日，乡思寄流霞。
新 月
新月如镰刀，斫上山头树，
倒地却无声，游技亦横路。
他还模仿泰戈尔，作了无韵诗，如《辛夷集》中的《题辞》，而写无韵诗正是郭老从写旧诗走向新诗的第一步。还有收入《女神》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鹭鸶》《新月与晴海》《春愁》《牧羊哀歌》等，甚至《凤凰涅槃》中带有柔情而叛逆性格的凰的女性形象都带有泰戈尔诗歌的深刻影响。又如《死的诱惑》与《园丁集》的第81首诗是十分相似的，郭老在《死的诱惑》中赞美死亡，描绘死亡对他的诱惑，死亡被赋予女性的身份，化为情人的形象；而泰戈尔这首诗里同样抒发这种情思，不同的是泰诗中的死亡是男性形象。就这样，正当郭老心头布满愁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泰戈尔作品不仅给他带来了“生命的生命”，“生命的泉水”，使他抛弃了做和尚，想自杀的消极厌世的念头，而且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惊异”，“美的欢悦”和创作冲动。于是，他“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起来”(82)。郭老把这时期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阶段即“第一段是泰戈尔式”，“做的诗是崇高清淡、简短”，又称做“诗的觉醒期”(83)。不久，他又接触了海涅、惠特曼、歌德等人的作品。它们在他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终竟把无法长成的医学嫩芽掩盖了(84)。从此，郭老走上了弃医从文的道路，为我国新文学运动做出了不朽的功绩。
郭老早期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泛神论。郭老在《创造十年》中指出：“因为喜欢泰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的思想接近了……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比尔，接近了印度古代的《奥义书》的思想。”郭老还进一步指出：“我因为原来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泰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因此，我便和欧洲的大哲学家斯宾那莎的著作，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接近了。”从这里可以窥见，泰戈尔对郭老早期的自然即神、我即神的泛神论思想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郭老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闪烁着泛神论思想的诗篇，无疑是企图驱散当时社会黑暗的一束烛光。
郭老酷爱泰戈尔的诗，还因为泰戈尔清新、恬淡的艺术风格。郭老说：“第一是诗的内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85)还说：“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86)这样，郭老的诗作时而奔放雄浑，时而清新恬淡，为中国新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中可看出，泰戈尔诗对郭老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确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桩引人注目的事。
泰戈尔对冰心创作活动的影响，不仅甚于郭老，而且保持得更为持久。1920年冰心还是位妙龄女子时，她就在《遥寄泰戈尔》一文中赞叹：“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而1981年她已年逾古稀时，她在《泰戈尔诗选》译序中仍深情地说：“我是那样地喜爱泰戈尔……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她不仅对泰戈尔的崇敬之情依然如故，更重要的是她对泰戈尔的认识，或者说泰戈尔对她的影响却在不断深化。冰心早期的文学思想的基础是“爱的哲学”。她这种“爱的哲学”最初固然是从基督教中萌发而来的，但泰戈尔的泛神论和泛爱论也影响或巩固了她那种爱的信仰。“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人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地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我们现在‘梵’中合一了”(87)。冰心又写道：“我生平的宗教思想完全是从自然之美感中得来的。”(88)“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89)冰心的“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思想显然受了泰戈尔的梵我一体和爱的哲学的影响。这种思想影响不仅见于《繁星》《春水》等诗集，而且在散文如《“无限之生”的界线》，小说如《超人》《遗书》中都有反响。冰心的诗歌创作晚于小说创作，是直接受泰戈尔诗作的启迪而开始的。冰心最早在诗集《繁星》序里说明她的诗受了泰戈尔的影响。1980年她在回答一次访问时又说：“那是1919年的事了。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写诗，只是上课的时候，想起什么就在笔记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上几句。后来看了郑振铎编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也偶尔借以骂人。后来写得多了，我自己把它们整理成集，选了头两个字‘繁星’，作为集名。”《繁星》《春水》诗集里许多带有哲理意味、清新晶莹的小诗，赢得了当时无数读者的喜爱，辗转模仿，使哲理小诗的创作风靡一时。
泰戈尔作品还影响到冰心的创作风格和创作题材的选择。冰心喜爱泰戈尔的自然而清新的、真挚而情深的艺术风格。泰戈尔的短篇小说被人称为诗化的小说，泰翁的诗作饱含浓烈的情感，富有哲理意味，清新流丽，泰翁的散文更具有铿锵的音调、隽永的韵味；而冰心的小说、散文、诗作也有极其相似的艺术特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人称为“冰心体”的艺术风格实有泰戈尔的影子。泰戈尔最倾心的题材是对童心、母爱和自然美的描绘，冰心也专心致志地描写儿童、妇女和自然，把自己的爱都倾注在它们的身上。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人性，爱的迷梦，是一种回避现实矛盾和斗争的桃源幻景，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但这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妇女的同情，对儿童的喜爱，仍表现出作家对美好理想的善良愿望，并曲折地反映了她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因而决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汁而一概否定。如果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冰心只看到或感受到泰戈尔爱的一面影响，那么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作者思想的提高，她对泰戈尔的认识也在深化，正如冰心在1981年的《泰戈尔诗选》序中说：“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我彻底地承认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因而，她身体力行翻译了泰戈尔大量的政治抒情诗；从创作实践来看，她越来越坚实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进。
从对这两位作家的简单分析中，可以窥见泰戈尔对我国作家的影响是多么深刻。这些影响归纳起来是：一、他启迪了我国一些作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二、对我国当时新诗的发展和小诗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影响了我国一些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形成；四、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激励了处在彷徨不定的人走向生活。当然，泰戈尔对我国作家的影响是深广而复杂的，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认真总结，深入研究，而我的上述分析还只是初步的、极其粗浅的。
泰戈尔1924年来华所产生的影响，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泰戈尔曾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最大影响莫过于1924年接受梁启超等人的讲学社的邀请来中国的访问。泰戈尔来华访问的目的，是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重新沟通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渠道。这可以从他多次演讲中得到证明。他演讲的主要内容是他怀着虔诚的情感来中国朝圣学习，回顾印中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盛赞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中国文化的光辉成就，呼吁中印两国人民重新沟通传统友谊。其次，他主张用东方固有的优秀精神文明对抗西方的利己的物质主义，以改造世界。再次，他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生活及经验等。通过这次访问，中印两国有关人士都相应建立了加强文化交流的机构，组织互访学习。特别是在泰戈尔的带领下，印度人民始终如一地关心和支持中国的抗日事业。因此，1924年的访问已在中印两国土地上播下了友谊种子，盛开了友谊之花，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怀他这次友好访问的。正如周恩来总理1956年在印度国际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大会上的演讲中所指出：“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
但是，由于泰戈尔也宣传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并被张君劢等所鼓吹，当时中国新旧思想的斗争又很激烈，因此，对他1924年的访华，便自然地引起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进步人士的批判锋芒主要是指向别有用心的玄学鬼的，应该说这是必要的。他们对泰戈尔也有直接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善意的，也是允许的。然而，我们不能不指出，他们的某些批评，对于泰戈尔和企图利用泰戈尔的人，没有严格地加以区别，特别是对泰戈尔来华访问的目的，硬安上了一个反动的政治背景，对泰戈尔的思想不加具体分析，予以简单否定。这不仅在当时直接影响了对泰戈尔本人的正确认识和对其作品及生平活动的评述，而且由此开始发生对泰戈尔介绍和研究的“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延续很久，即使在今天仍需我们加以注意。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彻底摈弃“左”的或右的倾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国对泰戈尔的研究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倪培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本文是作者在1981年全国泰戈尔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2)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郭沫若.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4)瞿世英.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5)郑振铎.《春之循环》序.
(6)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7)王统照.泰戈尔的人格观.
(8)郭沫若.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9)瞿世英.优婆尼沙昙之哲学及其在文学上之地位.
(10)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11)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12)瞿世英.优婆尼沙昙之哲学及其在文学上之地位.
(13)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14)直民.泰戈尔的生涯与思想.
(15)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16)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17)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18)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www.xing528.com)
(19)瞿世英.泰戈尔的著作及思想要点.
(20)瞿世英.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21)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22)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23)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24)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25)瞿世英.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26)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27)泰戈尔.园丁集.
(28)瞿世英.泰戈尔的著作及思想要点.
(29)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30)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31)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32)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33)瞿世英.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34)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35)冯正.泰戈尔与森林哲学.
(36)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37)冯正.泰戈尔与森林哲学.
(38)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39)简又文.泰戈尔思想的背景.
(40)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41)瞿世英.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42)瞿世英.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43)瞿菊农.泰戈尔的思想及其诗.
(44)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45)泰戈尔.吉檀迦利.
(46)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47)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48)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49)郑振铎.泰戈尔的艺术观.
(50)张闻天.泰戈尔“诗与哲学”观.
(51)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52)金学成.泰戈尔与艺术生活.
(53)郑振铎.泰戈尔的艺术观.
(54)金学成.泰戈尔与艺术生活.
(55)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56)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57)张闻天.泰戈尔“诗与哲学”观.
(58)郑振铎.泰戈尔的艺术观.
(59)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60)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61)郑振铎.泰戈尔的艺术观.
(62)张闻天.泰戈尔“诗与哲学”观.
(63)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64)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65)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66)冯正.泰戈尔与森林哲学.
(67)王靖.泰戈尔主义.
(68)王靖.泰戈尔主义.
(69)王希和.泰戈尔学说的概观.
(70)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71)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72)张闻天.泰戈尔“诗与哲学”观.
(73)张闻天.泰戈尔“诗与哲学”观.
(74)黄心川.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75)张闻天.泰戈尔“诗与哲学”观.
(76)王统照.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77)郭沫若，宗白华.会员通讯//少年中国.1921.
(78)张闻天.泰戈尔“诗与哲学”观.
(79)郭沫若.郭沫若谈作诗.
(80)郭沫若.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81)郭沫若.创造十年.
(82)郭沫若.创造十年.
(83)郭沫若.离沪之前.
(84)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
(85)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
(86)郭沫若.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87)冰心.遥寄泰戈尔.
(88)冰心.赞美所见.
(89)冰心.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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