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教育思想：和谐统一与爱的力量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¹⁾

刘国楠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而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曾引起许多国家教育界人士的注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称泰戈尔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家”“新教育的开拓者”“伟大的民族民主主义教育家”“杰出的人民教育家”，说泰戈尔的教育思想中心是“爱”“美”“人道主义”。

泰戈尔一生中把自己相当多的心血倾注于教育事业，写了许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著作和文章，诸如《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堕落》《教育改革》《教育问题》《我的教育学》《我的教育任务》《是什么妨碍教育》《教育和文化》《我的学校》《东方大学》《妇女教育》《教授法》《诗人的学校》《教育的差别》等。在这些著作和文章里，他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在印度流行的教育制度，提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教育主张，并身体力行，努力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泰戈尔认为人和大自然应该是和谐的，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就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就是获得了真理，达到了其乐无穷的最高境界。他说，“我们同万物相和谐是我们达到真理的唯一途径”，“我们应当与自然和谐。人的思想只有与万物和谐才能思考。人其所以能为自己的目的利用自然力，是因为人的能力与宇宙普遍的能力相和谐”。“当一个人不能使他同世界的情谊实现时，他简直像被监禁在牢房里，为四面牢狱的高墙所隔绝”，犹如“对生命放火，坐在万丈光焰中弹琴，其快乐是可暂而不可久的”。“当人找到万物里的永恒精神时，他便解放了，因为那时他会发现他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的完全意义，他觉得自身是在充满真理的环境之中。他同万物和谐了。”另一方面泰戈尔认为真理的普遍性也离不开真理的个体性，离开了真理的个体，也就谈不上普遍真理。他说：“真理的普遍性在真理的个体性中表现其自身。美是普遍的，一朵玫瑰花是美的个体。假如将玫瑰花、茉莉花、莲花放在一起熬成汁，不见得能得到较大的美。真理的普遍意义不是拆毁自己房屋的墙壁，而是对于它的邻居和客人有所贡献。”泰戈尔在这里要反复说明的是人和自然、个性和共性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二者之间本应互为补充，和谐地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但是不幸的是过去这二者被人为地割开了，旧教育机关的高墙深院和专治一业的社会需要，在活蹦乱跳、爱好自由的儿童和大自然之间挖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追求物质生活的功利主义思想把青年引向了邪路，使他们成了目光短浅的人，无志于探索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和万有生存相和谐，以达于无限。另外，习惯的界线，旧的限制（如军备、保护税、出入签证、国家政策、外交等)也使人类压服在死的物质之下，产生了道德上的不平等，障碍了个体和整体的和谐。

如何才能排除这些人为的路障呢？泰戈尔认为只有爱是万能的灵丹妙药，爱能调和一切。所谓自由与必然、欢乐与法则、有限与无限等等矛盾，都可以在爱中解决。受和与之间，也可以因爱而得到平衡。

为实现这一理想，兴办教育事业是重要的途径之一，他说：“池塘是用水来填满的，火是用火来点燃的，而人的心灵是要由别人的心灵来培育的。”《国际大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写道：“现在时候到了，人类已经认识到，要有一种新的信仰才可以得救，因为这原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上为一种伟大的理想主义取得一席之地。”“如果要适应现代的新环境，世界上的心灵一定要改变，否则决不能达到和平的境界。这种和平便是真理的无限。但要承受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必须要有一种新教育”，这种新教育“不是以国家主义为基础”，而是以“爱”和人道主义为基础。泰戈尔说，他所提倡的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去实现他的人格。个人自然是代表民族的。在这样宏大的精神下，在这样自觉精神扩大的阳光下，才可以知道在这个伟大的世界上做人过生活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他还说：“教育学生时，要使他们从小知道什么叫为人民谋利益，使他们既学理论知识，又能亲自实践，能独立成材。”他主张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中生活，在大自然的陶冶和逐渐渗透中锻炼自己的人格。所以“孩子们不仅要有学习功课的学校，而且还要有一个以永恒的爱为指导的世界，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他说：“人在没有出生之前，如同土壤里的种子，应当避开人们的眼睛，在绝对黑暗中发展……胚芽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吸收养料，孕育未来的生命，它不制造养料，只是消耗养料，大自然保护它免遭外界的伤害，为它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外界的一切都不能触动它，它的力量也不会分散。”他还说应该让孩子们“爬树，从高树上往河里跳水，采集花朵，折磨大自然母亲”，因为孩子们是“爱动的，像奔腾的溪流一样活泼，他们的任何缺点的出现，都不应当使我们大惊小怪，因为迅速的流动性是一剂良药，危险性只表现在停顿上。害怕过错的不是学生，而是先生”。“树林，藤蔓，新鲜空气、清澈的湖水、美丽的风景……这一切对人来说，比起考试、书桌和石板更为需要……真正的教育是给人以看见什么是火、空气、水以及理解他周围世界的能力。”所以有人说，“泰戈尔最依赖的教员是围绕着小树的空地、树林、晨光、夕照、月色、微风和细雨”。

泰戈尔非常强调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反对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教育，他说：“任何教育，脱离实践都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如果学习某种课程不是出于人的各种实践需要，那么这种课程对人类就毫无用处。”“学校是通过社会得到养分，开花结果的，如果同社会脱节，它就没有生命力，就是枯萎的东西。”他主张“从生活中汲取知识，而不是单从书本中汲取知识”，“通过自己的眼睛来领悟世界，而不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如果有可能让大学生去旅行，那就把阅读书籍同学习周围世界结合起来了，这样就使教育不存在任何缺点了”。他批评当时脱离实际的教育时说：“事实上，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多大兴趣，我们喜欢谈政治，谈经济，情愿走进烦琐抽象的讲学问的空气里去，或者在故纸堆中过迂腐的生活，却不到圈子外面去看一看我们的邻居，看一看他们的思想、感情、表现以及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说，“脱离生活实际的教育不是教育，而是骗局”，是“摧残孩子的心灵”。因此他呼吁：“现在应当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协调我们的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上面来。”当然，泰戈尔并不是绝对反对书本知识，他反对的是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死读书。他说：“我绝不是完全否定书籍的重要性……人的周围世界有如此之多的东西，了解它们是必要的，但是把它们都收集在记忆里是不可能的，其中大部分应根据需要从书本中获得。”

泰戈尔也很注意教学方法，他认为旧教学方法是“训练鹦鹉式的”，学生发挥不了主动性和积极性。他把这样的教学方法比做钱币厂铸钱币，培养出来的学生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没有特点。他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智力发育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说，“由于知识、经验和印象的增加，孩子的智力被唤醒”，“在认识的道路上，智力发展的速度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不应当规定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某种基本方法，当人们千方百计企图这样做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他说：“教学应当尽可能模仿吃饭的过程，如果你吃第一口就觉得你的饭食很香，胃就会在它承受食物之前蠕动起来，因此它的消化液就能充分发挥作用。”

泰戈尔还主张各民族应当有适合自己民族特点的教学方法，不应当盲目地拿别人的来硬套，他说，“我不认为照抄欧洲的样本就可以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样做只能成为我们的负担”，“将一事无成”。他指出，当时印度教育上存在许多弊病，正是由于“不敢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动脑子考虑国家的特点，照抄别人的办法”造成的。他说，“对每个民族来说，揭示正确的教育方法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找自己的路子”，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为自己的教育打开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局面。泰戈尔这些见解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关于师生关系，泰戈尔认为教师应具有“高贵的品质”，应“懂得教师位置的重要性，要对学生的前途负责，懂得他教的东西不是商品，而是无价之宝”，因此教师应当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师生应该心心相印，“只有师生心心相印，教育才能在社会中循环，就像血液在体内循环一样”。他提倡尊师爱生，然而学生尊敬老师，“并不是由于老师所处的地位，而是由于老师的责任心和品质”。他最反对那些拿知识作商品待价而沽的教育商式的教师，他认为这种教师与其说是教师，还不如说是商人，他们不能为人师表，靠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同样只能是商人。

泰戈尔不仅提出了一套教育理论和原则，而且还努力付诸实践，他1901年在圣蒂尼克坦（和平村）建立了小学，命名为“婆罗门书院”，1921年又将该校改名为国际大学，他亲自参与教学活动，为学生编写教材。泰戈尔说：“我们要建的理想的学校，应当在远离城市嘈杂声的碧树成荫的广阔天地，教师在和睦而静谧的环境中备课和授课，学生在那里学习和成长。如果可能的话，学校开辟自己的菜地、果园，解决自己所需的粮食。学生可以干农活、养牛，解决牛奶和奶油问题。课余时，可以去田园、菜地劳动，浇水、锄地。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同大自然结合起来，而且还可以学会实际的东西。在适合的季节，可以在树下上课。学生可以和老师、同学边散步边交谈，进行学习。晚上休息时，可以搞文娱活动，讲故事，讲史诗。如果学生犯了错误，就按古代的办法自我反省。”国际大学完全按照泰戈尔这一设想办学，是体现泰戈尔教育思想的样板。泰戈尔把国际大学作为他教育思想的重要实验基地，他希望从这里取得实践经验，丰富自己的教育思想，进而推广这种教育制度，以达到他教育救国的目的。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中还有两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反殖民主义教育，一点是人民性。(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泰戈尔生活在印度被奴役的时代，印度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且教育上也受歧视，全国只有极少数人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受的是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泰戈尔尖锐地指出，这种“殖民教育是恐怖而残酷的医院和监狱”，是“兵营”，“教室的阴森的墙壁如同警察一样守卫在那里”。这样的教育只能像“磨盘一样机械地转动”，为殖民主义者培养“忠顺的奴仆”，让他们“用本国人统治本国人”，“这是最危险的”。他还用另一个国家的例子说明殖民主义教育造成的恶果。他说，由于英国殖民主义的教育，“结果那里的孩子们只懂外国的历史、地理，而对本国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最后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但是“现在时代变了，我们当前要在教育问题上同当局进行斗争，我们当然不能允许通过这样的学校继续在我国为当局培养傀儡，因此，我们要把学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很清楚，泰戈尔主张独立自主地办教育，目的在于反对殖民主义教育，提倡本民族的教育。他希望由印度人民自己来掌握教育大权并通过教育改变印度人民的心灵，提高印度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印度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应有的一席之地，并为世界作出贡献。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所出版的季刊上发表的一篇宣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宣言说：“我们有些教育机关常常使我们觉得我们只能借取外人的东西，而自己却不能有所贡献。我们真是绝对地穷到这步田地吗？我们不应当这样想，我们有能力作出贡献……我们的使命是要证明我们在这个人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有义务对世界作出贡献。”

但是泰戈尔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排外主义音，他反对殖民主义教育，并不反对吸收别国的文化，相反，他一贯主张东西方文化应该结合起来。他认为代表西方文化的是现代科学技术，这种科学技术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环境、重建农村、改善和提高农民的生活，东方的文化是古老的文化，中国和印度代表这种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充分体现了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因而也体现了美，例如中国的山水画就是这样。在泰戈尔看来，如果东西方文化能够结合起来，就会出现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印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普及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一件大事，不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觉悟水平，一切所谓救国救民的口号都只能是一句空话。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印度的历史上从未被人重视过，大概只有圣雄甘地和泰戈尔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着想，正是泰戈尔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他的教育思想中的人民性的具体体现。甘地之所以尊重泰戈尔并亲自登门拜访，重要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他们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比较接近的。泰戈尔说：“过去，皇帝不希望人民受到的教育超过人民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当局对于普及小学教育的建议感到难办，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自找麻烦。当局认为教育的机会应该让城里的老实人享受，教育之风如果刮到农民中去，就会产生麻烦。他们认为农民即使受教育，也只能当农民，农民只应知道农村的事，没有必要过问国家和世界大事。他们只会让农民成为农民，不会让农民成为印度的公民。”“我们不能希望教育由政府来办，因为如果那样，政府就会利用教育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希望农民受教育”，“一开始就要使农民受到教育”。“农民送孩子上学的唯一愿望，是使孩子至少不要成为文盲，而是能读能写，能同地主打交道，能替农民说话”。因此“农民如果能学到一些知识，会算会写，他们就不会受地主的欺骗。这样对国家对农民都是有利的”，泰戈尔是了解农民的，同情农民的，如果他的理想能够实现，印度农民的精神面貌就会大为改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泰戈尔在教育方面的许多看法是精辟的，不少主张是正确的，他的一些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没有失去它的光辉。

然而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泰戈尔的教育思想虽然在国际大学得到了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赞扬，但是在印度始终未能广泛传播开来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像国际大学这样体现泰戈尔教育思想的学校，至今尚未出现第二所。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泰戈尔反对殖民主义教育，提倡民族主义教育，在当时来说，这是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地强调了教育事业的作用，主张教育救国，说教育可以“拯救国家”“振兴国家”，当人民起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这种认为自己无力拿起武器，只能依靠教育救国的理论是难以被人完全接受的，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一个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要求得解放，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任务，即夺取政权，而不是教育任务，不解决政治任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任务。

二、泰戈尔再三强调教育要摆脱政府的控制，独立出来，由人民自己来办。这愿望看起来是好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谁都知道，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接班人，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包括殖民统治者在内，都不会轻易放弃这块重要的阵地，要求殖民当局同意让出这块地盘，就等于要它同意你挖它的墙角，同意你放手培养埋葬它的掘墓人，当局当然是不会同意的，难怪泰戈尔总是抱怨说他的建议和意见屡遭当局的否定，使他感到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三、泰戈尔所说的教育，主要指的是中小学教育，即教育的普及问题，而对于高等教育，即提高的问题，他说的很少。他所设想的学校，很像印度古代的静修院，田园色彩极浓，有茂林修竹、晨风夕照，松鼠欢跳于枝头，百鸟啼鸣于碧树，有田园屋舍、鸡鸣狗吠、朗朗书声和阵阵笑语，一片诗情画意。这样的学校，看起来似乎是很理想的，但是实际上很难为现代人所接受，因为现在城乡差别严重存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治一业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毕业文凭仍是谋取职业的重要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远离城市、生活清苦、条件较差的学校，自然就缺乏吸引力，因此也难以扩大影响。

尽管如此，泰戈尔的教育思想是可爱的，许多基本的看法是可取的，我们相信，在客观条件充分具备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放出它的光芒的。

原载《南亚研究》，1983年01期

刘国楠，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

【注释】

(1)本文为刘国楠与崔岩砺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