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谭云山纪念泰戈尔师尊，共同创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泰戈尔师尊

泰戈尔师尊⁽¹⁾

谭云山

【按语】1924年春天，谭云山响应当时中国盛行的“国际教育文化运动”，开始了自己的国外之旅，因而错过了与泰戈尔在中国见面的机会。1927年7月，两人初晤于狮城，便一见如故。详谈后，“心领神会有如旧雨久违”，谭云山被泰翁邀请到印度国际大学教授中文。早已景仰泰戈尔的谭云山于1928年8月来到印度，开始了在和平乡（圣蒂尼克坦）追随泰戈尔的生活。14年的相处，彼此感情深厚无比，谭云山视泰戈尔为师尊，还与泰翁共同创建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这是泰戈尔和谭云山忘年交用情谊筑成的学院。从计划、筹款到学院建成，千难万阻。然而它的建成，恰恰证明中印友谊不可动摇。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在成立学院当天主持开幕时，致辞说：“这一天我能代表我国人民来践行我们过去所暗许的一项古老的信誉，即维持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信誉。”

泰戈尔去世前一天，谭云山坐到泰戈尔的身边，念诵经文以祈求泰戈尔能延寿。遗憾的是，泰翁走了。那天，街上的花都卖光了，幸好谭云山手上有一串珊瑚念珠，他取下来放在泰戈尔的手里。在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之际，受北京大学南亚系主任姜景奎教授之托，选谭云山《泰戈尔师尊》一文纪念伟大的导师泰戈尔。此文情感充沛，感人至深。虽然谭云山亲眼看到泰戈尔离开人间，但他像目睹佛陀涅槃的迦叶一样，没有在悲痛中不能自拔，因为他要做好中印两国继续友好交流的纽带。此文哀而不伤，催人奋进，阅之如同看到战场上屹立不倒的号手，引领我们前行，为泰戈尔的理想、为世界大同奋进。也许，这才是对泰戈尔最好的报答和纪念。

泰戈尔先生用不着我来称颂和赞扬。其实，从我那不很丰富的字典去找适当与足够的字来描写他或称誉他而又恰得其当，则殊非易事。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思想仍然是一种不够用的工具。泰戈尔先生早已驰名世界，被认为近代的最伟大诗人。但，我想，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他有着比诗人更广大的优点。他的歌，对于他自己的民众或者是比他的诗来得更加动人。他的诗，无疑的是与世界古今的大诗人并驾齐驱于吟坛。但他的歌，则自有文明以来罕有能同他比拟的。此外，他同时是大教育家、大哲学家、大小说家、大戏剧家、大画家、大歌唱家、大演说家，等等。他真可称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切”和“一切的一切”。但在个人，他是超乎其他一切的至善的圣人与至尚的师尊。他不独将永久是圣蒂尼克坦与印度的师尊，且为中国与全世界的导师。

泰翁与甘地先生很久是被中国认做现代印度的佛陀的。泰戈尔于1924年游历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大事因缘，他唤醒了中国民族一百余年来沉醉于西方唯物主义的现代光芒与异彩的睡梦的良心。是他的这次游历给中国醒觉的新民族运动一种主要动力。中国送了他一个中文名字叫做“竺震旦”。“竺”，是汉文“印度”古译，亦称“天竺”，意为“天国”。“震旦”，依照佛典是印度对“中国”的古称。“震”为雷霆，“旦”是日出的意思，“震旦”两个字连合起来，则是印度称中国的古名，意为靠近日出的国家———东方之国。但泰翁的汉文名字译作英文则为：“带雷霆的旭日”。因是，“竺震旦”三字相连有着两重意义：第一是“印度带雷霆的旭日”，第二是“中印团结的象征”。历史家与传记家或许对此认为在泰戈尔先生的生活上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那表示着中国对他的敬爱。于他游历中国后不久，中国青年诗人徐志摩与胡适博士及其他友人等成立了“新月社”来纪念这件历史上的大事。稍后，个人发起了中印文化学会，而加入者几乎是所有的当代名流与学者。该会是整个的创成于他那高尚的灵感之下，而它必定会永久成为他那高尚理想的具体的与活的纪念品。

个人于1927年，在新加坡第一次会面泰戈尔先生。当他于1924年游历中国的时候，适我刚出国。见了他之后，我当即对他生起爱慕，虽然说那还是第一次看见他。但我对他的景仰并不自那时起。在那次之前，我注意到关于他的一切消息和读到他在中国所讲的演说词与发表的言论。同时我读了仅有那几本他的作品的汉译本和他的一些英文著作。这些，给了我甚深的灵感。复次，因为自己是一个研究佛学的人，自然我对那佛教的摇篮和上面提到过去无数世纪来都被中国人民认做“天国”的印度有着硕大的敬爱。当我见了泰翁后，我马上发现他是印度的代表与象征。一年以后，我于1928年，第一次到圣蒂尼克坦来。之后，我读了许多关于他的文章和见了很多他所做的事件，于是，我逐渐地更专心侍奉他和他所负起的使命。我自己的意思是中印两大姐妹民族应当重新联合起来以其文化的贡献与合作来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大同而努力。我们一面当恢复我们那数百年来不幸而失去了的旧有的历史关系；一面以我们两国间亲睦的友谊作榜样，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关系，希望因此能改善今日世界所充满了的暴力与残酷的斗争。泰戈尔师尊正是这种希望的象征和这些理想的焦点。因是，个人与那时起即专心侍奉他并在他的荫护与指导之下工作及至他的临终。我将尽形寿继续我对他的虔诚，和在他的精神之光芒下工作。

吾人深切明了“死”是生命的自然归宿，而生与死都是大自然运行的必经。人生于斯世也死于斯世，又有什么值得悼恸悲伤呢！但，这只是哲学而已，人类离开了感情是不能生存的。这对那世界敬爱的泰戈尔师尊之死尤为显著，尤其是那些和他有亲身接触的我们不能不深为悲苦而骤失依怙，正如尼赫鲁先生致泰翁独存的哲嗣Sjt.Rathindranath Tagore⁽²⁾先生的唁辞中所说：“泰翁的去世使我们在他那竣极的天才，巍峨的人格与伟大的传承的荫护之下所长成与发展的人们成为孤苦无依与被投在黑暗中。”所以，全印度哀悼他；不，全世界也悼恸他。但，只是哀悼殊嫌不够，而开追悼会与在杂志报章上出专号也还是嫌不够。除这些之外，在我们的心头应随时爱护他的理想与宗旨，和在说话做事与存心上都追随他的步舞。他留给我们及全世界的最重要的遗产是那圣蒂尼克坦的国际大学，那即是他的理想、宗旨与生命的典型和象征。因是，那是圣蒂尼克坦与印度人的责任，不，是全世界的责任去珍惜、维持、发展、光大，扩充与传播我们那重要的遗产。允许我引几句两位印度大伟人和泰翁在印度的最亲爱的友人———甘地与尼赫鲁先生的话来作我的结论：

在圣蒂尼克坦，他留给了国人，其实也是给全世界的一份遗产。愿这圣洁的灵魂安隐，愿那些治理圣蒂尼克坦的人证实他们不愧于所肩负的重任。(www.xing528.com)

———甘地

我们将珍视那宝贵的遗产，而我至诚信任每一个印度人将认为是他的责任来帮助发展与扩充那具有泰戈尔先生的理想的国际大学。

———尼赫鲁

原载于1942年3月出版的“Vishwa-Vani”

谭云山，印度国际大学教授

【注释】

(1)本文原文为英文Rabindranath,The Gurudeva。原稿现藏于深圳大学谭云山中印友谊馆，现依谭云山手写译稿整理而成，黄蓉译。

(2)此名依英文稿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