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来华：中国学者论全2册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郭沫若

国家到了民穷财困的时候，大举外债以作生产的事业，这在经济的原则上原是可以奖励的。但是在我们凡百事情都是羊头狗肉的中国，一切原则都要生出例外。我们中国年年高举外债，抵押又抵押，割让复割让，在当事者亦何尝不是以作生产事业为名，但是只养肥了一些以国家为商品的民贼，以人民为牛马的匪兵。

学艺本无国族的疆域。在东西诸邦每每交换教授，交换讲演，以粜粜彼此的文化；这在文化的进展与传布上，本也是极可采法的事情。我们中国近年来也采法得唯恐不逮了。杜威去了罗素来，罗素去了杜里舒来，来的时候轰动一时，就好像乡下人办神会，抬起神像走街的一样热闹。但是神像回宫去了，它们留给我们的是些什么呢?———啊，可怜！可怜只有几张诳鬼的符录！然而抬神像的人倒因而得了不少的利益。

借外债和请名人讲演，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在我的脑筋中总要生出这么一种联想。我相信，这或许不是病的联想吧？我相信，生这种联想的人或许不仅我一个吧？

外债问题不是我在这儿所想多说的。聘请名人讲演的一层，我们国内何以不曾得着什么显著的结果，这却是值得深加思索的一个社会现象。我们聘请一位名人来讲演，我们对于他的思想的轮廓，对于他的思想与本国的文化应发生若何关系的要求，一般国人究竟有若何明白的概念？以往的事实明教我们，我们所得的一个不幸的观察是：我们历来聘请的要求，只不过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对于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没有什么精到的研究，对于他的教训也没有什么深切的必须，只是一种慕名的冲动，一种崇拜偶像的冲动，促使我们满足自己的虚荣，热热闹闹地演办一次神会。由这样的动机，我们要希望有什么显著的效果，这是所谓的“缘木而求鱼”。往事俱在，我们并不是要闭着眼睛任意诬人，我们所诚恳地要求于国人的，是在以不忘的前事为后事的师表。

如今印度的诗人泰戈尔先生听说不久又要来华了。欢迎的声浪已如咚咚的社鼓一样震惊我们的耳膜。昨天有位友人拿了一本《小说月报》最近出的《泰戈尔专号》来给我看，我把内容粗略翻阅了一遍，在我的心中不免生出了一种又要办一次神会的预感。泰戈尔研究！泰戈尔研究！这在我们国内已经宣传了多年，国内以泰戈尔的研究家自任的也颇不乏人，但是这次《小说月报》的内容亦何清淡若是呢？除几首诗的零译和几篇东西洋评论家的言论第二次的介绍之外，对于泰戈尔的思想，能作出一个系统的观察，对于以后的听者———国人，能给予一个明白的概念的，我这个逃荒的人可惜还没有听见跫然的脚响。

我们聘请泰戈尔来，当然不能说是因为他是东方的诗人，我们是出于一种爱地方的私情；更当然不能说是他是得过诺贝尔奖金，是英国爵士，是世界诗人，是近时欧洲所欢迎的说教者，我们是出于一种慕名的冲动。这些浅薄的动机，我不愿以小人之心度当事者的君子。但是他的思想是怎么样？我们对于他的要求是如何？究竟有人标示过明白的概念给我们没有？（我这说的不是专指《小说月报》，我想有一部分的当事者应该在事前负这番责任。）我们对于他的思想没有明白的概念，对于他的教训没有恳切的要求，只如小儿戏弄木偶一样，蓦然又请一个神像来，可怜的是被戏弄了的木偶的无聊了。

我对于泰戈尔的作品，单是英译的也不曾全部读完。孟加拉语我更不懂，我本没有出来谈他的资格。但是我有不能已于言的，就是我上述的几个疑问。

最近有朋友写信来问我，说照我们向来的态度，对于泰戈尔来华当然是反对的，应该有什么表现？我觉得这一层却是朋友们把我们误会了。我在此不妨先把我个人对于泰戈尔的态度说一说吧。

我知道泰戈尔的名字是在民国三年。那年正月我初到日本，泰戈尔的文名在日本正是风行一时的时候。九月我进了一高的预科，我和一位本科三年级的亲戚同住。有一天他从学校里拿了几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他对我说是一位印度诗人的诗。我看那诗题是“Baby’s Way”（《婴儿的路》）、“Sleep Stealer”（《睡眠的偷儿》）、“Clouds and Waves”（《云与波》）。我展开来读了，生出了惊异。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从此泰戈尔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的脑里。我以后便很想买他的书来读，但是他的书在东京是不容易买的，因为一到便要销完。我到买得了他的一本《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的时候，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东京，我已升入冈山高等学校的本科去了。我得到他的《新月集》，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和几页静默的插图，我心中的快乐真好像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

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生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涵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活泼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著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我得读泰戈尔《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王》《伽毗百吟》等书的时候，也就在这个时候了。

我记得大约是民国五年的秋天，我在冈山图书馆中突然寻出了他这几本书时，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里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像这样的光景从午后二三时起一直要绵延到黄色的电灯光发光的时候，才慢慢走回我自己的岑寂的寓所去。

但是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诱力太大了？或者是我自己的根器太薄弱了吧？我自杀没有杀成，和尚没有做成，我在民国六年的年底竟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在孩子将生之前，我为面包问题所迫，也曾向我精神上的先生泰戈尔求过点物质的帮助。我把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三部诗集来选了一部《泰戈尔诗选》，想寄回上海来卖点钱。但是那时的泰戈尔在我们中国还不吃香，我写信去问商务印书馆，商务不要。我又写信去问中华书局，中华也不要（假使两大书局的来往函件有存根的，我想在民国六年的八九月间，一定还有我和泰戈尔的坟墓存在他们的存根簿里）。啊，终竟是我自己的堕落，我和泰戈尔的精神的联络从此便遭到了打击。我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以我这样的人要想侵入他的世界里去要算是僭分了。

我和泰戈尔接触的便是他这些初期的英译本。他在民国五年渡日讲演的时候，我虽然不曾躬聆他的梵音，但是我在印刷物上看见过他《从印度带去的使命》。他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也便是印度人从古代以来，在婆罗门的经典《优婆尼塞图》（“Upanisads”）与吠檀陀派（Vedanta）的哲学中流贯着的全部。梵天（Brahma）是万汇的一元，宇宙是梵天的实现，因之乎生出一种对于故乡的爱心，而成梵我一如的究竟。这种思想不独印度有，印度的泰戈尔有，便是我们中国周秦之际和宋时的一部分学者，欧西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一部分思想家都有。不同的只是衣裳，只是字面罢了。然而泰戈尔先生却颇有把它独占的倾向。他说西欧文明是城市文明，大有鄙夷不屑的态度。他从印度带给日本的使命就是叫日本恢复东洋的精神文明，以代替西洋的物质文明。其实西洋文明的弊窦只是在用途上错了，在它纯粹的精神上，它的动态与万化无极的梵体观，梵我一如观，并不会发生什么冲突。满足感情冲动与满足知识欲望是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动态与静观只是一片玻璃的两面。在西洋过于趋向动态而迷失本源的时候，泰戈尔先生的森林哲学大可为他们救济的福音。但在我们久沉湎于死寂的东方民族，我们的起死回生之剂却不在此而在彼。

一个人的信仰无论他若何偏激，在不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期间内，我们应该听其自由；但一旦与社会发生价值关系的时候，我们在此社会中人便有评定去取的权利。西洋的动乱，病在制度之不良。我们东洋的死灭，也病在私产制度的束缚。病症虽不同，而病因却是一样的，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泰戈尔如以私人的意志而来华游历，我们由衷欢迎；但他是被邀请来华，那我们对于招致者便不免要多所饶舌。我不知道这次的当事者聘请泰氏来华，究竟是景仰的他哪一部分的思想，要求的他哪一种的教训？这是我们急于想听取的意见了。(www.xing528.com)

末了我还申说几句：我们对于泰戈尔个人并不反对，我们对于他的作品所不满意的最是他《迷途之鸟》的一种。他到日本去的时候，他带到日本去的使命，日本人虽不曾奉行，但他从日本带回去的礼物却是这本《迷途之鸟》。《迷途之鸟》里面的诗都是在日本的收获。在日本那种盆栽式的自然中，发生了日本的俳句与和歌，也就发生了他的《迷途之鸟》。他所献呈的那横滨的原某（T. Hara of Yokohama），是他当时的居停主人。他那第十二首的———

“What language is thine，o sea?”

“哦，海，你说的是什么？”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question．”

“说的是永远的疑问。”

“What language is thy answer，o sky?”

“哦，太空，你说的是什么？”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silence．”

“说的是永远的沉静。”

是刻在镰仓（Kamakura）海岸的一座岩石上的。此次日本大地震，镰仓受害最烈，他这首刻在岩石上的诗怕也归了“永远的沉默”了吧？

《迷途之鸟》里面也尽有一些好诗，像这刻石的一首，也可以说是不磨的佳作。但是那里面太平凡的格言太多了，这是拒绝我赞美他的一个主要原因。

泰戈尔到了日本一次，改变了一次他的诗风。他此次来华，我希望他不要久在北京或上海做傀儡。他如能泛大江，游洞庭，经巫峡，以登峨眉、青城诸山，我国雄大的自然在他的作品上或许可以生出一些贡献。这怕可能是我们对于他远道来华的一个唯一的报答吧。

原载《创造周刊》，第23号，1923年10月14日

郭沫若，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