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解析泰戈尔学说介绍

泰戈尔学说概观

王希和

印度哲人泰戈尔将于10月1号来华讲学，东方杂志社记者嘱作一篇介绍泰氏的文章。炎暑逼人，不能旁征博引，只就泰氏学说的要点，略为介绍，以当国内研究者的导言。至于文学方面，闻《小说月报》将出专号，故本文不赘。

1923年7月20日

一、引论

It seems to me that I have gazed at your beau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my existence, that I have kept you in my arms for countless ages, yet it has not been enough for me.

印度的哲学现时已由冥想的幻梦，觉醒过来，急起直追所谓生命的力，以入于复兴的时代了。泰戈尔及此时代东方精神运动的前驱者。泰氏是崇拜自然、获得精神解放的人，并能彻底了解人生的价值，确是超过世界一切物质的效能，是生活在充满的爱力中；所以他所作的诗歌全是慕“真”和爱“美”的情思的表现。他所竭力提倡的精神生活，可于他的作品中见之。但他并不否认物质方面，在物质中仍能得到“无限”（下文详言）。他是绝对赞美人生，不是厌恶人生的，以为人生得了“爱”才有意义。所以泰戈尔的哲学，可说是以“爱”为归宿，因他以“爱”为全体的，以知识为部分的。爱是全体，所以经过“爱”即能达到真理。此意与法国柏格森的直觉哲学颇相仿佛：柏格森把直觉放在理智上面，以为智慧只能见到时常不变的事物表征，永远不能贯彻一个单独与不可分割的生命活动。直觉算是我们对于生命实际的一种心灵的欣赏，并且与生命是同体的，因直觉能了解生命的真谛。由直觉才可以懂得生命的意义，而且达到真理。

泰戈尔的哲学有系统的莫过于《人生的实现》（Sadhana）一书。书中多阐述《大经典》（Upanishad）的思想，词意深切，且富有诗情。本篇所述多采取是书，先略述泰氏的哲学要点，再进而论他的艺术与教育思想。我们当知泰戈尔的文学作品，大半是发挥他的哲学，倘若不了解泰氏的哲学，即无从欣赏他的文学的佳妙。兹请先述泰戈尔的哲学，庶几所谓印度的新精神可由此窥见一斑。

二、泰戈尔的哲学思想

（一）个人与宇宙的调和

《人生的实现》第一章，泰戈尔论印度文明的来源，并主张个人与宇宙宜相调和，以培养精神生活，才不至于做物质的奴隶。他说：欧洲的文明与印度的文明所不同之处，在于欧洲文明发源于希腊；而古希腊的文明是孕育于城市墙壁之间，所以近代所称文明各国都带有石灰泥土的臭味。人人心中都有分界，以区分与支配为原理，故欧洲文明可称之为“区分与支配”（divide and rule）的文明。“……故我们以国与国相区别，知识与知识相区别，把人和自然也区别起来。遂使我们对于自己所建筑的障碍以外的事物，心内发生一种强固的猜疑，且各物要达我们的认识，必经很厉害的奋斗。”印度的文明则反是。当亚利安人（Aryan）初入印度时，印度只是一个森林的旷地。新来者即借森林获得很多利益：森林可以庇日光的炎灼，避风雨的飘零；草场可供牧畜，木料又宜于建筑。凡此种种都是自然界所赐的。所以印度的文明，完全发育于森林；由其来源与环境遂带有极鲜明的色彩，恰与欧洲的文明居相反的地位。当时印度人的生活是被自然界的广大生命（vast life of nature）所环绕，得自然的好处既多，由是与自然有极密切的关系；故人与自然互相调和，互相沟通。而人我之间，也没有城府，也没有支配他人的欲望。泰戈尔说：“古印度森林生活的状况并不征服人的心灵，也不孱弱个人能力的活动，只给这活动以特殊的方向。因为时常同自然的活泼生长相接触，个人的心灵便没有借设立界墙去扩张领土的欲望。其目的不在去获得，而在去实现，并借与环境相同生长，且深入于环境之中，而从事扩充个人的意识。且觉得真理是包罗万象的，在生存中（inexistence）没有绝对孤独的东西，至达到真理的唯一方法，是由我们与万物相调和相融洽而来。”泰戈尔承认人类与宇宙的灵其间有大调和的可能。这大调和的实现，就是我们的志向。他说：“我们应与自然和谐；人的思想与事物和谐，才能思虑；人能为自己目的利用自然力，只因人的能力与宇宙普遍的能力相和谐；其目的永远不与运行于自然之目的冲突。凡此种种都是印度人所努力的大事。”印度哲人向来这样努力，认为信仰的目标。印度人不只把“创造的根本合一”（fundamental unity of creation）看做哲学上的空论；在情感与行为里去实现这大和谐是印度的人生目的。印度以为个人孤立不与宇宙联合必然会灭亡，所以奉行“人与自然和谐”的信条至深。“地球不是单容人之身体，且愉快其心灵；因为人与自然相接触，不只是物质的接触———自然是一个灵活的实体。当一个人不能使他同世的亲谊实现时，这人简直像被拘在牢狱里，被牢狱里的高墙所隔绝。当人遇万物里的永久精神时，他便解放了，因为那时他发现他所生存的世界的完全意义；他觉得自身是在完满的真理之中，同万物的和谐也成立了。”所以我们必然实现自己于自然之中。我们不能于城壁之间，得到生命的粮食，就好像蜜蜂不能于自己的蜂房中采出蜜来，必然求于无限的自然。人若自拘于人类，夸耀他的富有，这不是真正的富有；因只求物质上的富有，把生命———精神方面———抹杀，必然导致物质愈富有，生命愈饥荒，倘物质一消失，生命也随之而亡。好像“对于生命放火，在火的惨白光焰里弹琴，这快乐是可暂不可久的”。

“近代西方的文明，以其所有的组织能力，正在人民的智、德、体三育的效能上完全发达。且用国家极大的能力，去扩张人的权利，使超越于环境，而又联络人民各种的机能，去占有他们所能染指的东西，克服他们战胜路上的各种障碍物。他们永远训练自身与自然抗抵，并征掠别的种族；他们的军备日新月异；他们的机械、器具、组织而且加增到可惊人的度率。”印度所谓文明，与此大相径庭。印度于军备上、政治上虽是劣败，不足与西方并驾齐驱，然印度参与真实的神秘（mysteries of reality）里，为人类所求的一种大道，是历万世而常新的。这大道就是人类热望的最高宣示（a supreme manifestion of human aspiration）。换言之，就是宇宙的灵在个人中实现，个人的生命在宇宙中实现。简单说，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大和谐。

印度人所崇拜的，唯有“感灵者”（richis）。何为“感灵者”？“有些人已经在知识上达到了最高的灵魂，一身被智慧所充溢，而且觉得和这最高的灵魂联合，而与内部的自我也完全和谐；他们实现这神秘于心中，就解放了一切的欲念，且于各种世界的活动中，都经验着神的存在而达到静寂的境地。所谓‘感灵者’就是这些人由各方面达于最高之神，找见永久的平和，与万物合为一体，入于宇宙的生命”。这“感灵者”是印度人的理想，奉为人类最后目的与满足。泰戈尔就是实现这理想的一个“感灵者”，这理想可说是泰氏哲学的真髓。西方哲学家往往以为印度的梵是抽象的，不容易实现。只看印度的祷语：“我再三祈祷在水火中的，透过全世界的，在每年收获中的，同时也在多年的森林中的上帝。”就可知印度人所谓的神，绝非抽象的了。印度人以为一切事物，在于有神，神虽然居于万有之中，然而我们心中也有神的存在。《大经典》里面说：“凡人在他的本质（essence）里，具有万物的光明和生命，而又能意识全世界的，就是婆罗门‘梵’了。”这梵居于万有之中，也居于我们的灵魂里。我们所有的完全意识与世界的完全意识，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欲达世界意识的梵，必须我们的感情，与此普通无限的感情，互相联络；因此我们应当解脱自我的束缚。《大经典》云：“你要得，必先弃，你不可强求。”就是这个意思。故“真能以知识和情爱及为众人服役，互相联合，去实现个人自身于万物之中，就是善的精义，而且就是《大经典》教训的本旨：‘生命是伟大的。’”

（二）解脱灵魂意识的蒙昧

我们已知印度人的热望是要个人与宇宙相调和，且推广意识于全世界，希望达到婆罗门的快乐，而生存于其间。然则意识如何推广呢？自我的束缚与蒙昧如何解脱呢？泰戈尔说：“每个人天天必须解决那些扩大他的界限与调整他的负担的问题。一个人负担太多，多至不可能胜任，但他晓得采取一种方法，使他的负担减轻。无论何时，他觉得太混杂笨重，他就知道这是因为他不能依照安置万物于适当地位和平均一切重量的方法。求这个方法，实在是探求合一（unity）与会通；我们的企图是以内部的调整（inner adjustment）使得外部物质的各种繁杂能够相和谐。在探求时，我们渐渐地明白只要寻出一个，就可以得到全体；这实在是我们最后而且最高的特权。这是根据于合一的定律，这定律，倘若我一晓得，就是我们内存的力。其活动的原理是在真理内的权利，就是包含多数的那种和一的真理。”“事实虽多，真理只是一个。动物的知识知道事实，人的心灵有权利了解真理。譬如苹果从树上落下，雨降落于地……你只能记得这些事实，永远不能得到结果。倘若你已经知道引力的定律，就不必去搜集事实了。因为你已经得到一种能够管理无数事实的真理了。”我们晓得世界万物罗列所呈现的事都是茫无涯矣，若一一去记忆，必至劳精疲神且还是不知道万物的秩序究竟是怎样。然我们一一寻出统一的万物定律，无论事实如何繁杂，都可以加以归纳，而尽有一切。“因为单纯的事实，好像一条绝路，只能引导自身———没有前途。但真理能展开全部的地平线，引我们到无限。”故真理含有一切事实，并非单纯事实的集合。真理于任何方面都超越于事实之上，到无限的事实。譬如“达尔文发现关于生物学的普遍真理之时，真理不停在那里，却像是一盏明灯发射光线越过所照的物，照耀到人生和思想的全部且超越其原来的目的”。

“在意识的范围里，犹之在知识界的范围里，凡人必须明明白白地实现中心真理（central truth），这真理能给他一种广阔的眼界。”这就是统一意识界的事实之真理。《大经典》云“认识你自己的灵魂”，就是这个意思。人能知自己的灵魂，就寻得中心了。

所以人必须先知自己的灵魂，而后才能解脱自我的束缚，与神合而为一。“我们所有一切自私的冲动和私欲，都能蒙蔽我们灵魂的真视觉。当我们自觉我们的灵魂时，我们就看见那超越我们的个我和与万物有较深和合的内存在（inner being）”。

灵魂深闭了自我中间，好像是分散的字母，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将字母连成字、成文，用以传达思想；这原始无意义的字母，此时就有深切的意义了。我们的灵魂亦如此。倘若把灵魂禁锢在自身狭隘的界限里，便是失去重要的意义。唯有把灵魂为中心与别的相联合———与神相结合———才能寻出灵魂的真理和快乐。

我们欲抛弃自我的束缚，有当以“爱”来表现灵魂的真意义。人是灵的存在者，虽然肉体消灭，物质损失，都不足以影响灵魂的本体。所以我们必须先除去意识的蒙昧，复返于灵。这蒙昧能使灵魂沉睡不醒，不能洞察四周的最高实在。譬如：小鸡啄破蛋壳，才知道深闭不许它外出的硬壳，实在不是它生命的一部分。这硬壳不过是一种死物，不再生长，不能由此透视在壳外的广大前途的任何事物。物质的蒙昧也像是蛋壳一样，无论眼前如何快活圆满，都必须要打破，才可以取得外界的日光和空气。我们人类的历史，无非求解脱这蒙昧罢了。因此，我们必须抑制物质的种种欲望，求得灵魂的中心。譬如：“地球起始的不过是星云，其中的碎片，热力膨胀，四处飞去。这是地球还未成固定的形体，无所谓美，也无目的，只有热与运动而已。以后渐渐将这纠纷争乱的物质，都一一支配于唯一的中心，成为一个圆满的形体，就在太阳系中占有一个适宜的位置，像是绿翡翠悬在金刚钻的颈环中一样。”人的灵魂亦如是。当灵魂困惑于肉体的热和盲目的冲动时，我们不能有所予，也不能有所受。以后借自制的力，发现灵魂的中心；就把各种相争夺的要素，成为调和，一切孤立的意见也成为智慧。《大经典》云：“你们认识唯一———就是灵魂。这是引入不朽的桥梁。”

“寻得在人里的唯一，是人的最后目的；这唯一是人的‘真’也是人的灵魂，可用做钥匙，以开精神生活———天国的门。人的欲望是众多的，且这些欲望狂追世界上的各种物质，因为在那里这些欲望有生命与满足。但是在人心中的唯一是永远去探求合一———在知识里的合一，在爱里和在意志的目的里的合一；其最高欢乐是当这唯一在永久的合一里达到无限之时。”所以《大经典》中说：“除了那心灵沉静的人并没有别人能够在他们的灵魂中，去实现那显示一种本质于众生相里的神，因而获得常存的欢乐。”

总之，自我近于物质，常被物质困诱。欲求解脱蒙昧，使得自我逃出狭隘的界限，只有认识自己的灵魂，把灵魂的幕揭开，才能仰观天日。《大经典》云：“在宇宙活动中显示它自身的神圣，是常住在人的心中，常做至高灵魂。那些由心的直接知觉去实现这灵魂的人可以达到不灭。”由此可知，我们探求自然的真理，是由分析和科学的方法得来的，而我们理会灵魂的真理，是由直觉来的。泰戈尔所谓直觉是“爱力”，他以为知识是部分的，不能由之达到最高的灵魂，唯意识的爱是全体的，可以借为求真理的渡船。

印度祈祷之词有云：“啊，你自身是一个显示者，显示你自身于我。”其意谓：神的意志可于人的意志中求其表现，使人的意志服从于神的意志；同时我们的爱，也与无限的爱相联合。虽然神是不强人服从的，只等我们开门，他如宾客一样，从容入内。所以我们唯借爱始能发挥自我的真意义，亦唯有“爱力”始能脱去灵魂意识的蒙昧，以后物我可以两忘，与梵合一，达到人生的最高目的。

（三）恶是假相

个人欲与宇宙相和谐，必须解脱灵魂意识的蒙昧，必须打破种种障碍。恶自然是障碍之一。但恶是什么？何以有恶的存在？泰戈尔说得极明彻。泰氏以为何以有恶存在的问题，与宇宙何以有缺点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何以在宇宙里有创造。创造有缺点，是不能不这样的；那么，恶的存在也是不可避免的。恶就好像一条河的两岸。岸能障流，也可以使水有前进的动力。恶又好像是一条缚船的索，同时也可以使船顺流前驶。由此可知世间有恶的存在，无非驱人于为善。恶是假相，善是真相；死为假相，生是真相；必然是假相，而自由是真相。以此类推，即知自我也是假相，而与宇宙相融合之我，才是真相。假相是有限的，而真相是无限的。所以我们应努力抛弃假相，求真相的实现，舍有限，要达到无限的圆满。世界里有障碍与痛苦，都不足以为异，所可异者，在那里有规律与秩序、美与欢乐、善与爱。人类有神的观念，是尤可异的。因此，在人类生活的深处，已经觉得凡显露出来似有缺点的，都是圆满的显示。犹如倾听音乐，虽然仅听一节，立即领悟其完全的曲调。其实缺点，不是圆满的负面，有限不是反对无限，因为缺点只是显于一部分的完全，显现于有限的无限。明白这个道理，所谓生与死、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都可以由此而知。

泰戈尔不承认“死”是一种障碍，因为死也是生活的负面景象。譬如，我们的眼睛，虽然每秒每分都要开闭眼帘，终算眼睛是睁开的。倘若我们使观察的探海灯，不住地照到死的事实上去，那么，世界就要像是藏尸所了。但是在生活世界里，死的观察，是不能占据我们心中的。因为生活的全体不以死为意。虽死是时刻不可避免的，当生活时，仍然在死的表面上笑、跳舞、游戏、建造、积蓄并爱人。我们只看到一个死的单独事实时，那时就垂头丧气，以为死是最可怕的了。岂知生活的全体中，死不过是一部分。譬如从显微镜中来看一块布，这块布就好像是一张网，我们只是注视这布的大孔，不见布的全体，自然由想象中生出恐惧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死不是最后的事实。死看起来似黑的，像天空似青的一样。死并不玷污生活，也像是天空不使其污点染着鸟翼一样。这是证明死是生活全体的一部分，恶也是善的全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应该取较宽的眼界，看到生活的全体与善的全体。于是才能抛弃假相而就真相，从恶到善，以善当做人类积极的要素。

但是我们要问善是什么？我们道德的性质是什么意思？泰戈尔以为当人们晓得有更大于现在的自我时，才了解到道德的性质。人既自觉有较大于现在的自我，就必定希望实现其较大之我；要实现这较大之我，必须抑制供媚于现在小我的种种物质的欲望，并要对于未来的生活，较现在的生活，尤为倾心；更要牺牲现在的种种不良的嗜好，以求尚未实现的未来，又实现之一日。于是才能实现真理，成为伟大。这种真理，纵是作恶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不服从；因为不稍顾真理的不会强的。譬如，一队盗贼必须赖有道德，才能结团体。他们可以掠夺全世界，但不能彼此相掠夺。所以世间所成为不道德都不是绝对的。恶亦如是，因恶之中有不恶的。不过我不可自限于狭小的范围罢了。故我们于时间既晓得为未来而牺牲，于时间更当晓得我们常为自己所限制，难得真的我，必须把自我以外的较大的我，现在以外尚有未来的我，时刻求其实现。总之，所谓善的生活，必破除时间与空间的范围，而生活于全体。过善的生活，就是过普通的生活———过道德的生活。快乐是为一个人自我的，但善是关系于全人类的幸福而始终的。从善的观察点来看，快乐和痛苦有不同的意义。一般为了要使他们的生命得较高的价值，常避乐寻苦以达他们的目的。这样，苦乐就不成为绝对的了。这好像我们从海里汲一桶水，便会觉得水的重量，若使我们置身于海中时，虽然有千万倍的水，由头上流过，也并不觉得。由此就晓得在自私的平面上，快乐与痛苦都有全重量，若在道德的平面上，就没有了。所以释迦的教训是要培养这道德的势利到最高度，并使我们生活的范围不限于浅狭自我的平面上。果能如此，我们便解脱了快乐和痛苦的束缚，自我所空虚的地方，也充满着从无量爱里跳出来的一种不可言状的愉快。

但是我们的个性要强，因越强越久越普遍。在个性里有所谓普遍，应实现这普遍才是。倘我们只注意自我的范围里，不管把我们关在牢狱里面；因为人类最深的欢乐，是在渐渐地同万物愈联合愈长大。否则，我们单独的欲望与普遍定律———宇宙法则相冲突，我们就要受苦了。泰戈尔的意思，以为到处所惹起的冲突与纷扰、倾覆社会的均衡与各种的不幸，无非我们的自我生活———单独欲望在那里作祟。遂至我们为维持秩序起见，必须创造阻压，组织专制的形式和暴戾的制度，人道到此就被遏抑了。所以我们必须顺应宇宙普遍的法则，使这法则实现于我们自身。我们要幸福，必须使单独的意志，顺从普遍意志的主权，而且在真理中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当我们达到这种地步时，我们里面的有限与无限的调和是圆满的。佛说“皆大欢喜”就是这个意思。

（四）尊重自我

泰戈尔虽然主张自我应当解脱，然非否定自我；故他极为尊重个性。“我是绝对的单一。我是我，我是不能比较的。这宇宙的全部重量也不能压碎我的个性。从外表看，个性是渺小的，但是在实际上，个性却是伟大的。因为个性能够坚持他所固有的去抵抗外力的引诱和侵略。”由此看来，印度的思想，并不是以自己寂灭、自己否定，认为人类最高的目的。印度所否定的自我，并非真的自我、自由的自我。印度所以尊重个性，因为个性是根据宇宙之生命。“若是这个性毁坏了，就是形体上的物质没有丧失一点，一个原子也没有散乱，那种结晶在个性里的创造乐（creative joy）是已经消灭无余了。如其我们抛弃这种特性———个性———便是绝对的真破产。因为只有这一点东西，我们可以成为固有的，倘若失落了，就如丢弃了全世界一般！个性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只有经过这个个性，我们方能够明白这宇宙，比较昏沉沉睡在那愚昧的境遇里，要真确得多了。”

去保存自我的分别相（separateness of this self）是我们一种恒久的奋斗和痛苦。在事实上看来，就是这种痛苦，能够衡量自我的价值。价值的一方面是牺牲，牺牲所以表示已经耗费的多少；价值的另一方面是达到，达到所以表示已经收入的多少。若是自我对于我们毫无意义，不过是痛苦与牺牲；那么，自我对我们有什么价值，我们也用不着，而且也不情愿去从事这种牺牲。在这种状态之中，人类的最高目的便是自我的消灭，那是无可疑了。

观此，可知泰戈尔所谓自我即是无我！因要自我有价值，应尝痛苦与牺牲，形体消灭，而真自我方能显露。这无我的思想，不但佛教，基督教亦如此。基督教以死为脱离于不真的生活，与佛教所谓涅槃是无差异的。印度以为人类真的解放，在人自脱于愚昧，能遮断人的真观，使人类以自我为真实，以为自我中存有许多意义。这便把自我看错了。所以泰戈尔说：“自我譬如线，生命譬如织机，线必定要在机里穿过，才能成为布。若是粘住这根线不肯放，哪里有做成衣服的布呢？如其一个人苦心孤诣安排自我的娱乐，他好像在炉里生很大的火，却又不预备面，去烤面包；火烧着，喷出许多火星来，一会儿又慢慢自熄了。又好像那种无情的兽，吃了它自己的子孙，以后自己也死了。”(www.xing528.com)

我们唯有揭去愚昧的幕，方能认识真自我。所谓真自我，就是超乎自我界限的理想，使我们不至桎梏在自我的狭小范围内，认自我本身做最后的目的。自我譬如油灯，以火燃之，就有光辉射出来；没有光辉，便失去灯的真正意义了。“灯里盛满油，高高放在灯台上，却不去燃烧，这是很鄙吝的，并且这灯与四周的事物也隔离了”。灯牺牲它的油，放出光辉，以全灯之目的，犹之佛陀之舍弃假自我，以求真自我。灯之牺牲并非徒然的，为要放光才去牺牲。光好比我们的真自我，非备尝痛苦是求之不得的。这种牺牲名曰“爱”。“当我们寻出佛陀所讲的涅槃情形是由于‘爱’，我们便道涅槃是爱的最高点（highest culmination of love）。因为爱的本身是目的。无论何物常在我的心灵中提出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举出一种理由来答复。但是当我们说‘我爱’，便没有地位可以容得下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了；因为‘我爱’本身便是最后的答复。”故为爱牺牲假相的自我，非以死为终的牺牲，是要求无限的生。并且这种牺牲必然自足。生于真的自我，是无异生于广大的爱；而且爱是我们真正的使命。“我们在圆满的爱中，就找到了自我的真自由。天下只有为爱而做的事情，才是愿意很自由地去做，虽然引起了很多痛苦，也不为意。”我们之生，由于神的爱；抛弃小我不过将爱还于神罢了。我们既知为神所创，那么，我们的不死也和神的不死一样。死是假相，不过无限的生的一个界限。佛以死救人，所谓死并非寂灭，乃是永生。所以我们欲得真自由，应脱种种物质的束缚，以广大的爱做我们的引线。“自由只能在爱的工作里可以得到。”“创造是从真欢乐的充满量里推演出来的，创造是他的爱；爱便创造了宇宙万象。”我们倘若没有真牺牲———没有真爱，就无从发现真自我；真自我既幽闭，而灵魂的蒙昧也不能去，此时恶就成为我们的阻碍物了，所谓个人与宇宙的大和谐———从有限中实现无限，都不可能了。

（五）由爱与动作而实现人生

要发现真自我必由于爱，因爱可以参透一切，借之以实现人生的真价。知识和理性是假相，立于宇宙因果律支配之下，居于有限和必然的世界。爱则仅是，爱是究极的，能融合万物。爱又称做乐，乐有自由之意；又可说爱就是自由，也就是乐。《大经典》说：“凡一切生物都是由欢乐而生，被欢乐所维持，向欢乐前进，而入可欢乐。”可知此间一切都由神的爱和乐而生；神乐充满，由是赋万物以一切形态，犹如诗人兴趣充满，发为诗词。形态就是限制的，也就是法则。一切事物都有法则，不过这种种法则是假相罢了。法则是我们所应顺从的，所应当知道的，但是我们徒知法则，终没有什么益处，我们应该超越这种种法则，因为法则不是究极的东西，也像是文字不算是文学，韵律不算是音乐一样。自然界的万物，存在都为法则所支配，然而我们心中都贮满自由与欢乐。譬如一朵花在自然界中，因为受了因果律的支配，所以旦夕以开花结果尽其职务；花的忙碌，非我们所能详细知道的。但是如果这花映入我们的心里就变成美与和平的表现，生出自由与欢乐。由此可知自然界里的一切都有反正两面———二元性，一面拘于自然法则，做自然的奴隶；他方面乃生于欢乐与自由之中。我们若观察自然的表面，只见事物一概是受束缚的；一到内部去观察，就明白原来内部尚有自由和快乐。在此二元相中间，法则与必然是假相的，自由与欢乐是真相的。真相生出假相，是由爱的分离。我们的自由是由神之爱而生；固神之爱洋溢，乃取别一形式，而生我们的自我———这就是神的另一种自我。神以爱造人，好像诗人以兴趣作诗。诗人以所作的诗，必须用法则表现出来，神以另一自我所造我们的自我，也不能没有法则。宇宙万物都以神之爱，与神相分离；所以我们以这爱的分离，返之于神的自我之中。换言之，即返于梵，这是人生的目的。我们所谓超越法则，并不是抛弃法则；法则固然应当承受，但是承受之后，应脱于法则之外。

泰戈尔是极主张爱的，他以为没有爱，就没有同情，因此做人的根本消失了。“我们忙得发狂似的，用宇宙的势力取得更多的权利。我们从宇宙的储藏室中得到衣食，又去掠夺其财富，由是宇宙就变成我们极剧烈的竞争场了。试问我们只为这物质而生活吗？我们只扩张我们的所有权，使世界成为一件容易流过的商品吗？若我们完全的心灵专注于利用世界物质时，世界就会失去对于我们的价值。我们以鄙陋的欲望，使世界变成低贱；到了末日我们不过鼷鼠似的，在世界上果了腹，失去世界的真理，这好像贪心的小孩从珍贵的书籍里撕去数页而吞下一样。”

泰戈尔极反对把人生看成是机械，无论何种国家不尊重人生的较高价值，文明永远不会发达。人有最高的灵魂，这灵魂只有爱能真实了解。所以我们应由爱实现人生，没有爱，无论何种文明都是假的。不但对人应以爱，即对宇宙万物亦如是；不然，就看不出万物生存的真理了。

泰戈尔说：“有一天我坐一只船，客与于恒河中流。这时正是秋天美丽的晚上，太阳刚刚下山去，天空的静穆中，装满了不可描写的和平与美丽。广阔的河流，微波不兴，反映着天空斜阳变化的红光，格外好看。数里荒旷的沙滩，被光线射着，像大洪水前一个硕大无比两栖爬虫类的鳞甲在那里闪闪发光。当我们的小舟很舒徐地荡过险阻的岸边，这岸边便是鸟类繁殖的巢穴，那时一只大鱼跳出水面，立刻下沉，秋晚的天色衬着，愈觉得动人。这鱼好像暂时揭开许多彩色的屏风，在屏风的后面显出一个充满生命快乐的静寂世界。这鱼是由神秘的深处出来，做了一种跳舞的动作，且使它自身的音乐加添于垂晚光景的寂静和音中。我仿佛觉得从别的世界来了一个友谊的欢迎，使我心中触着一闪的快乐。那时把舵的人突然用一种清晰而带叹息的声音喊道：‘呵，好大的一条鱼！’他的幻想立时实现，好像这一条鱼已经捉得，预备做他晚膳的肴品了。他只能从欲望里看到这鱼，所以消失去这鱼的生存的全部真理了。”

泰戈尔这一段说得极透彻动人，我们可以从此领悟到爱的重要与人的真价值了。

爱能调和一切，所谓自由与必然、欢乐与法则、有限与无限，凡此种种矛盾，都可以在爱里消灭；爱与乐之间，因为爱也可以得到平衡。譬如情人要得自己于爱之中，乃时时投身于爱而不顾。所以爱可算为自己的，也可说非为自己的。泰戈尔一面主张自我的存在，一面又主张无我。无自我固无所谓爱，然仅仅有自我也不足以行爱。这是泰氏哲学的精义。

爱当与动作相结合，因人生的真义，非由动作便无从实现。观此可知印度所谓涅槃思想，不是不活动的。《大经典》说：“你唯有在动作中，可以生活一百岁。”动作实为欢乐的表示；欢乐与自由，必借动作而始显。神的快乐，乃生万象，可见神是为生而动作；宇宙万象就是深之动作的结果。所以“经典”上称作婆罗门信徒中的领袖，是“一个活动的人”。“凡深信婆罗门的人，他的欢乐在婆罗门里的人，必定在婆罗门里也有他的完全活动———他的饮食、生活和善行。正像诗人的欢乐在诗里，艺术家的欢乐在艺术里，勇者的欢乐在勇气的运用里，智者的欢乐在真理的认识里，永久地在他们的活动里求表现。可见婆罗门信徒的欢乐是在每天的大小工作的全体中，在真理中，在美中，在秩序中，在善行中，对于无限求有所表现”。

我们已知人必然自觉有较大于现在的，方能自知道德的性质。要求这较大于现在者的实现，除了动作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人必须借动作才能觉到较高较大的自我，才能发挥真性，而脱于无识的愚昧。倘若我们的心灵只严闭于中，必至窒息到死。故心灵唯有自破范围，在动作以及行为上尽量发展，才能得到自由。与此可知动作是破除无识与发展真自我的唯一好方法。

（六）美由爱而实现

泰戈尔说：“凡我们不能于事物中取得欢乐，这事物就是我们心灵的一个负累，无论如何是应当除去的。或者是有用的，但是暂时或者一部分对于我们有关系，等到效用一失，便成为烦恼了；抑或这事物像流浪人一样，在我们的认识界边徘徊片时，就飘然去了。所以无论何物必须对我们是一种欢乐，这才是完全属于我们的。”

这样看来，使我们能够生出愉快的事物，必定是美的。美就是和谐，若使我们强为区别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无异滥用美识，去寻烦恼。但是当我们的实现（our realization）未圆满之前，我们必定有所区别于其间。“……人生科学（science of life）便在有生与无生之间，创出一种严密的区别而开始。待到科学进步，这有生与无生的界限，就愈来愈模糊了。在我们觉悟的开始，这种相反的界限未尝没有帮助，但是到觉悟渐深之时，那些痕迹，便渐渐消灭。”我们与美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只觉得光怪陆离，看不出她本来的面目；但是到了姻缘成熟，彼此的冲突都没在和谐中了。譬如，不和的音调，都被合拍的节奏纠正了。我们认识美可以分为三期：起始将美离开其四周，接着便仅仅得到其全部里的一部分，最后我们才在各方面实现其和谐。到了此时我们的美识已经扩充到无限了，我们也有力量解脱自乐和欲念的要求，无论观察何种事物都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美观；所以能由那不能使我们生出愉快的事物，看出美来，因为美是在真里面。“我们能够多了解一分这物质世界里的和谐，我们的生活便可多享受一分创造的喜悦（gladness of creation），而且我们的美的表现在艺术里也愈普遍。因此我们在灵魂内有了和谐的觉悟，世界精神幸福的了解也成为了普通的那在我们生活中的美的表现，也在善和爱里直向无限而趋。”“我们应晓‘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我们应在爱里实现这世界，因为爱产生世界，维持世界，并且呵护世界。”人唯有借爱，才可以找出万物的美；能在爱里实现人生，同时美也到我们的眼前来。我们心灵若被私欲蒙蔽，就很难看到真理，也就不能爱，不肯爱，美就立刻远离我们了。万物都是和谐的，唯有能用爱，才懂得什么是真，同时就会觉得这和谐的乐趣。我们感到美的欢乐是不言而喻的，泰戈尔说：“昨天晚上，黑暗中万籁俱寂，我独自一个人站在空地里，听见一种令人意远的歌声。我回去睡觉，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最后的思想，尚留在心里。我想就是我酣睡的时候，生命的舞蹈仍旧在我睡着的身子上，和那一闪一闪的星光合着节拍跳动。我的心也要冲动，血也要在经脉中微跳；我身体内无量数的活原子，也要和造物者所鼓弄的弦声合着拍微颤咧。”我们能感着这样美的欢乐，我们的灵便与宇宙的灵相和谐了。

（七）无限的实现

印度人的目的是求与梵———婆罗门合为一体。所谓梵，就是神，神是无限的，且为万物之母。我们必先解脱物质，弃自我，投身于爱，才能达到婆罗门。爱必须牺牲，必受痛苦；没有牺牲和痛苦，不足以显示爱的深浅，也不足以言爱的普通。故实现到无限，必是牺牲。所谓梵是普遍于宇宙之间的。泰戈尔说：“我们寻求婆罗门，不可像我们寻求别的物体一样；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以寻求他，这是无可疑的。我们不必跑到杂货店去买晨光，我们睁开眼睛，晨光就在眼前；我们只需放弃自身，去寻到处皆有的婆罗门。”但我们虽能达到无限，然而不能超过无限，也不能因此不求无限的实现。譬如，“鸟在空中飞翔，振动两翼，即觉得天空是无涯的，但是它的两翼永远不能使它超于无涯之外。鸟的欢乐，就在这里。在鸟笼里的天空是有限的；虽然鸟所需要的无不必多，然而要有十分足够的天空以供鸟类生活的全目的。因为鸟不能在必需的限制里得到快乐。鸟必要觉得它所有的无限量地比过它所需要的、所知道的更多，然后才觉得欢悦”。泰戈尔的这一段话语透彻，我们观此即知无限的实现是为人所不可免的。

人是不完全的，他可以等待完全。他在他的所“有”（is）里，是微小的，在“将有”（to be）里，是无限的。“将有”实开我们的前程。我们不可以现在所“有”而自足，否则，即永远拘于现在的状态，人生的真正意义也就消失了。所以我有“将有”才有无限与自由的希望。所谓梵，一方面是进化，一方面是安全。我们一方面为创造与进化，一方面就是无限的实现。换言之,“将有”或进化向无限前进，无限即在进化和“将有”之中。所以泰戈尔举出“本在”（being）与“转化”（becoming）二义，其实“转化”也有不变的本在意义。这本在和转化虽然一齐出现，却先转化而存在。犹如河流将成为海，其流时虽可以说是海之实现，然而海实已先存在。又如唱歌，人未唱之前，其实歌早已存在，但唱时亦是歌之实现，可知这歌并非作歌者的歌，也非唱歌者所唱的歌，而是由两者相合，歌乃成立。所以仅仅有“本在”不能成为宇宙，仅有“转化”也不能成为宇宙，两者合一，宇宙乃成。

“渡人呵！你渡我到彼岸吧！”我们于事物纷扰之中，往往听到这呼声。我们的心，像小孩一样，每到不满足的时候，都有“非此”的感想；但是“非此”必有“彼”，所谓“彼”是什么呢？所谓彼岸又在何处呢？在我们的“is”之外吗？不对，就在我们活动的真理中，就在欢乐的海洋中，并没有此岸彼岸之分。我们在有限中一方面走“转化”的路途，一方面已达于完全无限之地。这好像川流将成为海，其存在的一端就是海，又如歌的一字一句都含有歌的全体活气。所以我将入于梵，就在梵之中，我们于梵中得到“is”的信念，却应当存着“to be”的想象。换言之，即常住于神，求无限的新生命。

三、泰戈尔的教育思想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精神教育”或者“爱的教育”。泰氏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于孟买城设立一个学校，叫做Shantiniketan。他说：“教育之目的就是以真理的合一灌输于人（The object of education is to give man the unity of truth）。”小孩子们坠地的时候，母亲给他们以乳，同时他们也由食乳中知道了他们的母亲。因此灵肉的两个方面，同时得到全备的供养。我们含生入世，与大真理相接触，是在人与世界的真联属，是直接的爱，不是因果律的关系。所以在儿童的心灵中应灌输以个人与世界是和谐的思想，使他们的心灵与万有的心灵相感接，才不至囚于物质，与自然相分离。可惜“我们的学校都用一种高傲、藐视的态度，弃置这个理想。强要把儿童由充满着上帝创造的神秘，充满着人格的暗示之世界劫出来”。不顾到儿童的个性，只用一个模型，使得不同的儿童生出同一的结果。因此纯真的儿童无形中都受害了。“我们入世，是来接受这世界，并不只是知道这世界。我们得了学问，也许可以成为强有力，但我们要达到圆满是用同情。最高的教育并不是只供给我们以知识，是使我们的生活和万有生存相和谐。但是我们所遇见的不但同情的教育在各学校里完全受藐视，而且极受压抑。在我们的童年，习惯这样染成了，学问也这样灌输了，卒至我们的生活和自然相隔绝，且我们的心灵和世界自始至终也就居于相反的地位。由是我们所冀望的教育的最伟大遂被忽略了，我们不得不弃去我们的世界只得些无用的知识。我们教儿童地理，把他的土地夺了，教他文法，把他的语言也汩没了。儿童想念叙事诗，但是他只得了编年纪事的历史……”儿童本爱好自然，教育者偏要使他们离开，由是他们与宇宙的接近就被阻了。又因为社会的需要，社会的因袭，每个人都要专治一业，遂至心灵受了窒塞。然而儿童的时期，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自由———就是不受社会职业习惯的束缚，不受专门知识的必要之自由。不幸这样的教育也无人领会！

泰戈尔极主张淡泊的生活。他的学生都不穿鞋子，他以为人类之有两足是供人践履土地之用。自我们发明了穿鞋子以来，两足的原来功用就废了。双足与土地的接触，也是与自然接触的一种方法，土地绝不肯加以损伤，且像是情人一样极希望爱人的接吻。他说：“我毫不踌躇地说，儿童的足不可不受教育……”泰戈尔不是反对穿鞋子，他曾说：“我晓得在实际的世界里，鞋子固然应穿，马路应修设，车马应用。但是当儿童在受教育的时期应不应教他们知道世界并不全是客室，自然界的事物，我们的四肢都宜于接触吗？”

淡泊的生活就是清贫，有人疑泰氏提倡中世纪的清贫主义。但是泰氏说：“……就教育这方面，我们应当否认清贫是人类所受到的最先的教训，而且是最好的训练吗？”纵然是富家子弟，坠地时都是不带一物而来，且学习做人也是从初步起点。清贫能够使我们和人生以及世界有完全的接触，因为富侈的生活是物质的生活，肤浅的生活，只能游荡于世界的表面。虽富侈对于肉体先有快乐与骄傲，但于人的教育则是毫无益处的。泰戈尔的学校，器具简单，陈设朴素，就是要扫除这富侈的恶习。

精神生活是泰戈尔教育的中心思想。他说：“起初，当生活是简单的时候，人的所有不同的元素都是完全和谐的。但是一到了智力和精神分开，学校的教育就是注重智力和体育方面。我们奋力将知识灌输给儿童，不知道这样注意，就把精神和智力两方面分散了。我们生于这充满无限神秘（mystery of the infinite）的大世界，我们不能随着物质的潮流而漂移，于飘荡中接受我们的生存；也不能看人生像梦境一样，应当时时清醒。”“我们的教育目的，就是人之最高目的———灵魂的充量成长和自由。只使我们达到超越死和束缚的生活，只让我们遇见神，能为最后的真理而生活，这真理能释放我们……而且给我们富有，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内部光明的富有，不是权力，是爱……愿我们这教育的目的能达到这样的地步，给我们一种力量，使我们在生命中，这种精神解放有正当的用途，而且贡献这精神智慧于全世界。”所以儿童早年的教育不在读书，全在于精神的发展，他们的功课应当是自然的———直接与自然界的人物相接近，使他们和自然的精神相调剂。泰戈尔说：“我相信教育的目的是心灵的自由（freedom of mind），这自由只有经自由的路径，方有成效———虽然自由有危险和责任如生命本身一样。我晓得———虽然他人忘却了———儿童是活泼的，所以为他们心灵的健康和发展起见，他们不宜只有学校，而应该有一个世界，世界的引导精神就是直接的爱。”印度古感灵者有言：“倘若天空里不被爱充满着，谁能活动、奋斗，而且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呢？”

四、泰戈尔的艺术论

泰氏艺术的发生是由人类知识和情感的余剩，以及内部心灵的需求。故他说：“我们有心灵，心灵要寻求粮食。心灵亦有其必需品，对于事物必求出理解。当心灵不能寻着一种合一的原理，使事物的繁杂化为单纯时，就遇到了事实的繁复，因而困扰。人不但须知一切事实，且当知能够减轻一切事实数量的重负之法则。在我们的心中另有一个人，不是物质的，是人格的人。他有所爱憎，且要寻找能满足他爱的需要。”“科学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乃是一个势力的抽象世界。我们能得智力的助去利用他，但不能借助人格来实现他。”“另有—个真实的世界。我们能看见它，感觉它，我们可以用所有的情绪和它交涉。这世界的神秘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分析或者衡量它。我们只能说：‘你在这里。’这世界是科学所不过问的。然而艺术寄居于此。所以倘若我们能答‘何谓艺术’的问题，就知道与艺术有关的世界是何物了。这个世界就是人格的世界，因为我们感觉这世界，无异感觉自身，艺术产生于此，应该适应心灵的要求———所谓要求即人格的表现；换言之，即人类的心灵向‘无限’前进，以求不朽。但是倘若人类谋衣食之不暇，囚于物质需要的范围之内，艺术又从何产生，人格又何以表现呢？”

泰戈尔说：“人与禽兽最显著的差别，是禽兽全部被拘在物质需要的范围之内，其大部分的活动都在为保存自己与保存种族。像做买卖的小贩，从他自己的生活商业中，没有余利；他所得的大部分应付给银行的利息。他的资财，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人类则像是经营大商业的巨商，他所得的利益超于他的需要而有余。”“禽兽须有知识，他们的知识都用在了生活的目的上，不能再前进了。禽兽必须要知道环境，因而才能求得庇荫身体的地方和充饥的食物，而且必须知道四时的寒暖。人类对于此种种事情，自然也必须知道，因人类是免不了生活的。但是人类的知识，除去消费在衣、食、住、行的范围外，尚有剩余。这剩余的知识可以自己享用，所以才能很骄傲地说，为知识而求知识。”于是各种科学就由此剩余的知识来了。不但人类的知识有剩余，人类的情感也是，将盈余的知识和情感发泄出来，就是艺术。但是情感表现于艺术多于知识。因为艺术的对象必须经过情感的洗礼，与人格融为一体，而后艺术的创作品才有价值。我们的生命有无限和有限两方面，我们的心灵的粮食越丰富，就越向无限的方面发展；艺术即人类心灵向无限的方面进行而达到不朽的象征。我们于是才能在世界建筑一个乐园，不但给自己居住，而且引他人也来同住，同时“美”与“真”的问题就接踵而至了。

五、结论

上述各节全是泰戈尔学说的中心思想，由此可知他的哲学特点是在与人与宇宙的和谐，换言之，是求精神生活。所以他在教育和艺术两方面都主张人类的精神应由物质里解放出来，以达到无限。其次就在他提倡爱与牺牲以及活动，以此三者是人生之正路，人于无限所必经的。

此文虽然归纳了泰氏大部分的思想，然不精确之处，在所不免；读者若发现有谬误，实愿承教。将来泰氏来华倘能聆其言论，且研究有得时，当再作一文以补本篇的缺点。

原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4号，1923年7月25日

王希和，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