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为了善，为了真，为了人人的永久，为了你(上帝)的心的联合天国，为了灵魂的自由，坚确地立定并且努力地忍受。
———印度人的祈祷
一
泰戈尔是印度精灵的结晶，他所喊出来的，就是印度人的内心里所要喊出来的，印度人的悲哀和快乐、希望和失意、怀疑和信仰，都在他的书里可以找到。印度人精神的饥饿和不安定，都要他去拿他的诗和音乐去安慰、去抚摸。泰戈尔是古印度人的儿子，今印度人的母亲！
二
要打破一切虚伪的、形式的、无用的东西，另建一精神的宗教以适合于内心的欲望，是印度一切改革家最急最大的问题。泰戈尔就是这种人，他在种种宗教的内面，淘去陈腐的、迷信的废物，找出共同的一个神来。在他看来种种崇敬的外表虽不同；而深在宗教经验的心大都是相同的。所以泰戈尔对于宗教的使命是在执著单一的宗教，抛弃种种的宗教。他的宗教是纯粹的，是自由的，不受一切教会的规律、人为的方式所阻碍，无论哪一时哪一地。人都可以在他的宗教里找到满足。他的宗教观是对于神的确信对于人生的挚爱。
三
泰戈尔在现在印度认为最有害于国家生命的源流的，是阶级制度了。固然，他也知道阶级制度在印度的价值，并且他还承认那立于阶级制上最上层的婆罗门人所抱的理想是不错的。他们以为最高尚的人是用牺牲和纯洁的心思才力去找求精神的理想的，他们判断人生的价值不用财富的多寡的，却拿灵魂的发达为标准。所以泰戈尔也知道阶级制度在印度是根据于自由，终结于自由，他的目的是在博爱。但是这种制度使个人都安于社会制度给他的位置，固定他们生命的活动性，不但使他们对于一切压迫无条件地服从，并且对于强权反生崇拜之心。所以他说：“要印度人的再生，第一件就在拿去这种情形。”打破这固定的门户，拉倒那关闭的墙垣，让神的光明涌进来光照我们。
四
泰戈尔以为印度人现在比一切都重要的是在保守他们的灵魂，保守他们爱好和平、崇敬神的天性。他的眼光不放在经济的方面，他是放在精神的幻想方面。他以为印度如能灵魂上自由并且能保守他精灵的个性，那么其他一切东西，都可以加上来。
现在的印度已渐渐受了西洋人物质的侵掠和占有的影响，一般有志之士，都想在物质方面谋所以补救之方，而不知内心已失调，外面之修补，一点也不能救药的。泰戈尔说这批人所付的代价就是灵魂。他对于印度的现状是很悲观的。他彻头彻尾是在主张精神方面的发展，生命的发展！
五
“我生生死死都情愿在印度，不论她如何贫困、悲苦和哀愁，我最爱印度。”他是印度的热爱者，因为印度重直觉而不重智慧，重宗教而不重科学，重自由而不重指导，重生命而不重占有。他不表同情于那般一味盲从新的人以为古的东西一切都不中用的，在他看来进步与更改是在保守古时的理想并且建筑在这理想上。保存了印度式的灵魂，那么西洋一切好的可贵的都可采取。西洋与印度的理想是可以调和的，只消印度人以其精神的理想为根据。印度的精灵虽已在睡眠状态，但尚没有死；虽是他的心房的跳动渐渐地缓下来了，但是还没有停止；他虽受种种的摧残而精灵的灯光尚没有熄灭。所以泰戈尔虽对于现状有些悲观，但是他确信印度的将来，他拿他爱国主义的生命的火焰鼓吹他的国人努力去创造对于祖国的虔敬，对于他进步的热情。
六
泰戈尔对于印度现代的教育方法根本反对。这样教育完全受物质主义的支配，抄袭西洋的。他的声音不过是回声，他的生命不过是一个引用的记号（quotation），他的灵魂不过是一个脑子，他的自由的精神不过是物体的奴隶。泰戈尔谓现代的学校“不过是特别造来为磨成一式的结果的工厂”。人类的个性和心的变化多端，他都不管的，灵魂的发展和自由思想的进步的自由是没有的。宗教和艺术、道德和精神方面，完全浸到科学的公式和社会的法律里了。
泰戈尔觉“教育的目的是拿真理的合一授给人。本来人的生活很简单，人的各种不同的元素是完全和谐的。但是当理知从物质的和精神的分离以后，学校教育只完全注重在人的理知和物质的方面了。我们只注意把知识灌进儿童的脑子里，而不知这种片面的注意适足以加强三者的分离。”至于如何可以培养精神生活呢？很简单，只消让灵魂很自由地很自意地去表现他们自己罢了。他在Bolpur地方自己设立了一个学校，他拿近代的教育方法和古印度教养灵魂的理想并合，实行他宗教的艺术的理想。
七
泰戈尔反对把艺术和工业分开，就是反对把“用”和“美”分开。机械一天一天代替印度的手工业了。他并不反对机械的介绍进来，他反对的是机械的精神和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西洋人产生工业主义的恶果，只因为在工业上消灭艺术、人生上消灭宗教的缘故，如其印度而亦走此同一方向，则工业主义之产生亦在所不免。如其采用印度人的精神，那么工业和宗教就会在一起行动，印度可免工业主义之祸。
假使工业和艺术不分离，那么工作就是艺术的表现，工作就会有兴趣、有快乐，人类创造的精神和表现的欲望就可在工作里满足，每一个工人就会懂得他所做的不但贡献用者身体上的需要，还给了他自己精神的幸福。
八
但是印度人对于艺术是什么，艺术的真功用是什么，大都忘记了。在泰戈尔看来，艺术就是生命的表现，他的功用就在解放人生。艺术可以使我们刺入那包藏了“永久”的帷幕，并且显示给我们看。可是现代的艺术完全受了物质主义的影响，没有中心，没有永久的价值。除了满足兽的欲望之外，没有什么了。其实也怪不得他们，在这物质主义、金钱万能、人类变了机械的时代，当然产生不出什么艺术。(www.xing528.com)
要艺术与生命的再生，需要一番宗教的运动。宗教是生命的呼吸，而艺术亦唯和合了宗教才能伟大。古印度人在一切物件、形式、表现、运动之内看见美和看见神一样。假使这种精神恢复了，那么一切生命都要变成艺术的，并且使我们在多方面发展艺术的可能性。
九
“来世”与“命运”之过甚其辞，也是阻止印度向上发展的缺点，他们把来世和命运看得太着实了。所以就看轻现世及现世的种种努力。禁欲主义等都由此见解而来的。
在泰戈尔看来这都是不对。只有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现世的热爱，才能实现神的天国。所以宗教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灵感，是放在现世里和不公平战争的战士的手里的势力。这不是逃世，是入世，是为人类的幸福之大竞争；这不是生命的灭绝，是生命的大发展。
命运只能约束人类的肉体，并不能及于精神。精神是自由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心灵关闭了，和世界全体分开，而完全受希望与恐怖的支配，是不自由的；反之，当他知道他在宇宙里的位置并且在他的生活里实现出来，那么他是自由的。他的自由的增减，要看他的不自利心的增减。所谓命运，不过是人类的退缩的别名罢了。泰戈尔是不相信命运的。
十
泰戈尔对于印度的政治，以为即使印度有好的政府的各种便利，印度尚不能称为自由。因为自由不是离开人生，或者杀却官能，却是自我的扩大，人格的扩张，并且是官能和欲望的散开。要达到这目的，除非我们有了自管的权，因为“一个人做自己的主人翁的权，是人的权利中的最大者了”。
印度现在没有这个权，这权被人家夺去了。夺这权的，是英国人，但是泰戈尔并不怨恨英国人，他以为一个国家的受难一定有可以受难之因。印度人的物质主义和自私自利心的发达，就是所付出的代价。印度上级人如何对下级人，所以英人也如何对待印度。所以如果我们的社会生活里欢迎残忍的强暴，我们决不能问人家要绝对的政治自由。
所以印度人现在所急需，不在争外面的问题，而在找求他们自己的遗产，去赎回在世界上的真地位。这遗产是什么？是“人生的简单，神视的分明，心地的纯洁，和宇宙的和谐并在创造里无限的人格的意识的理想”。要恢复这遗产去救印度的堕落，泰戈尔又以为非宗教的复生不可！
印度人是要自治的！如其英人因此而施以压制手段，泰戈尔也不肯屈服。他说：“他们越是束紧他们的索子，我们越是要咬断这索子；他们的眼睛越是变红，我们的眼睛却越是张开。现在是你们去工作的时候了，不要再做甜蜜的梦了；他们越是叫喊，我们的睡梦也可以更快更好地治好。”
他希望英国再不要有那做世界的主人公的迷梦。这是不能的。一国的文化、风俗、人情都不相同，你怎么能够把他活活地吞下去呢？他以为印度现在所希望的不是吹毛求疵的批评或商业的利用，却是知的同情和实在的指导。
十一
泰戈尔是宗教式的理想家，他对印度大喊：败比不名誉要尊贵得多，忧愁比恨怒要好得多，受苦比使人苦要好得多；让我们学习受苦而不恨，牺牲而不失望。让灵魂除了永久的正直以外不向别的鞠躬，这就是泰戈尔对于印度的使命。
十二
但是我们不要误会泰戈尔只知东方的好处而不知西方也有好处。他最喜欢西方人对于社会服务的热心。他称赞西方人的有规则、有秩序和自由。他说：“……欧洲人告诉我们对于共同的善的义务比对于一家一族的更重要；并且那使社会免于动乱的规律的神圣，因此得到进步的连续，和保证在人生的各地位里一切人的公平。尤甚者，欧洲把经过数十世纪的牺牲和成功所得到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艺术和文学的思想里的自由———的旗帜，高扯在我们的心前。”
他以为西方文明的缺点即在于重视物质过于精神，政治过于宗教，权力心过于和平心。这政治的趋势表现在许多方法里。泰戈尔以为这样的文明是死的不是活的，情性的不是谨慎的，机械的不是精神的。这次大战争就是对于欧洲人崇拜错误理想的惩戒。
战后的欧洲一定需要采取东方的理想，就是那精神爱、美和自由。而这理想的代表者就是印度。所以泰戈尔很荣耀地说道：“是的，你的光明和欢喜是潜在东方去解放世界的灵魂。”
传布东方文明，泰戈尔自告奋勇地一力担任下来。他断言东西文明沟通之后的世界便是和谐的世界，但不是一致的世界。假使世界变成了一个模型，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泰戈尔主合各民族之长以成一民族；不主以一民族的文明支配全世界。他主张把各国的国民性尽量发挥而这发挥又不碍到世界的谐和。他说：“我们要切认只有经过种族的个性的发展，我们才能达到普遍性；并且只有在普遍性的精神的光明里我们才能完成个性。”
各国的国民啊！你们把你们的个性的礼物拿出来，贡献在人道的祭坛的前面吧。泰戈尔这样绝叫；而他自己呢，早已决心把印度人的礼物奉出来！这是泰戈尔对于世界的使命，也就是印度人对于世界的使命呵！
此篇根据《泰戈尔之哲学》第四、五章
原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1922年2月10日
张闻天，革命家、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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