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士风文学

从《红楼梦》士人形象看清中叶士风

赵　娅①

摘要：本文通过《红楼梦》中塑造的各种士人形象，分析他们的性格特征，并按照这些士人的行为处世方式，把他们分为四类：端方正派、积极入世的士人；消极逃避、隐逸世事的士人；离经叛道、不合礼法的士人；巴结逢迎、沉溺势利的士人。透过他们不同的行为处世方式，探讨造成他们思想性格各异的原因，从而揭示出清中叶的士风。

关键词：《红楼梦》；士人形象；士风

作为一部公认的文学巨著，《红楼梦》［1］塑造了众多不同的士人形象，它向我们展示了清中叶各类士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及其为人处世方式，通过这些士人的性格特征，我们探究在当时社会这些士人行为处世各异的原因，以及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清中叶士风。

一、《红楼梦》中士人形象的类型特征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士人形象，本文重点从贾政、贾敬、贾雨村、贾宝玉、贾代儒、甄士隐以及众清客等士人形象来探究清中叶的士风。根据这些士人的行为处世方式，可以把他们分为四类。

（一）端方正派、积极入世

《红楼梦》中贾政、贾代儒属于端方正派、积极入世的士人。贾政算不上是曹雪芹浓墨重抹的主要人物，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他是作者塑造的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形象。历来红学论著对贾政的看法似乎贬多于褒，“贾政者，假正也，假正经的意思。”［2］“‘存周’乃‘存粥’”［3］或曰“贾政乃典型的伪君子”。［4］杜贵晨、任明华主编的《红楼男性》中对贾政的评价各有千秋，但如此论断，有失偏颇。贾政诚然是以封建伦理所标榜的传统士人形象出现，他是儒家“礼”文化培育出来的士人。他自幼酷爱读书，虽然未以科甲出身，因皇帝体恤先臣，额外赐他主事之衔，升员外郎。他为人端方正直，谦恭厚道，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始终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他对君王忠诚、对母亲孝顺、对儿子管教严格，是一个封建礼教忠实的信奉者和维护者。贾政与叛逆的宝玉不同，他所追求的是广大士人所走的科举入仕的道路，希望保家卫国，虽然他以特殊方式做官，但是他希望儿子宝玉能够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恨子不成钢，恨宝玉不好好读书，整天混于脂粉堆中。“宝玉挨打”事件，是追求不同，价值观不同的两代人矛盾冲突的结果，更是以贾政为代表的传统封建思想与宝玉为代表的新兴民主主义思想激化的结果。贾政与逃避世事的贾敬不同，他不逃避世事，参与家中的大小事务，是一家之主，虽然是凤姐当家，但凤姐的权力是贾政夫妇授予的，在大事上贾政仍握有大权，在宝玉婚姻之事上贾母仍然把最后的决定权交与贾政，毕竟处于男权社会，封建礼教赋予男子的绝对权威不可动摇；他与巴结逢迎的贾雨村不同，贾政忠诚，在元春省亲的过程中，他恭恭敬敬地给元妃下跪，因为元春是帝王之妃，是皇家君王的象征，而此时的贾政是臣子，必须认真地听从元妃的教诲。封建礼教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的等级制度不得蔑视，必须遵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在贾政脑海中根深蒂固。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封建社会造就了一批批诚如贾政般的忠诚之士。贾政十分孝顺，对贾母是言听计从，从不敢顶嘴。在贾府这个大家庭中，他是正人君子，他不会把丫鬟逼的投井自尽，置金钏于死地的是王夫人，贾政事后听说，十分惊诧：“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权，致使生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患”。②显然贾政作为一个封建正派人物，是决不允许自己家中发生这些有损于家风的丑闻。没想到这件事就发生在自己家中，所以他的言谈中流露出惊讶又反感的情绪。黛玉的死不能归罪于贾政，书中贾母为了给宝玉冲喜，联合凤姐使用“调包计”娶了宝钗，在这件事上，贾母虽然征求贾政的意见，但是贾政孝顺，就算心里不愿意，也只能作罢！总的来说，贾政是一个忠诚于封建伦理道德的士人，在他身上有传统士人的优秀品格！

贾代儒是贾府中“代”字辈的长者，一生以儒学“耆宿”自称，在仕途上不顺利，充其量到老还是个秀才，他不是贾府的嫡系亲属，想做官没有像贾赦、贾珍等人世袭的可能，因皇帝体恤“先臣”而得个做官的机会，因为没有考上举人，一生落魄，虽说读了不少书，但毕竟不能光宗耀祖，获取一官半职，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因深通孔孟之道，被宁荣二公看重，勉强在贾府的照顾下做了宝玉等人的老师。他是八股文的忠实实践者，宝玉两次进学堂，八股文就是向他学的。他是穷儒，为人端正迂腐，一心一意照顾孙子贾瑞，且管教甚严，把心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贾瑞身上，一心盼孙成龙，他知道贾府中纨绔子弟颇多，生怕贾瑞和他们一样，贻误学业，所以不允许孙子多走一步，岂知贾瑞因调戏凤姐被设局受骗，一夜未归，他知道贾瑞没回家后重罚贾瑞，寒冬腊月，打了三四十板，并跪在院中读文章，补出十天的功课。从这里可以看出贾代儒作为一家之长有传统文人的期盼，希望子孙走仕途之路，将来光耀门楣，另一方面把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寄托在后世子孙身上，期盼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是历代传统文人普遍遵循的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①

总的来说，在贾政、贾代儒这一类士人身上，有着深深的封建礼教的烙印，他们继承了封建礼教中积极、美好的一面，作为文人，他们饱读诗书，并要求子孙同样诗书满腹，而且积极投身仕途经济，走一条历来传统文人都走的道路！

（二）消极逃避、隐逸世事

《红楼梦》中贾敬、甄士隐属于消极逃避、隐逸世事的士人。贾敬在书中几乎没有正面描写，通过他人的叙述，我们了解了贾敬，似乎他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其实不然，他的出现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且在他的葬礼上尤二姐、尤三姐首次出场，这里贾敬的故事是作为事情发展的背景而呈现的。他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作为宁府子孙的长辈，他虽进士出身，却无心功名，对尘世感到厌倦，在如此显赫的家世，有官不做，官职让儿子贾珍袭了，他选择了逃避，整天炼丹烧贡，余者一概不放在心上。自己在城外道观住着，与道士们胡缠，幻想能飞升，当上神仙。贾敬难道真想当隐士吗？他是逃避，不敢也不愿面对家事国事，所以借道家的“修炼求仙”寻求心灵的解脱，将茫然无奈、恐惧失望心态化为一系列道家的行为。贾敬的逃避，有深层的原因，清中叶的社会对广大士人非常“谨慎”，虽说这时期社会安定，但是清朝统治者仍然害怕，历来文人在一些大变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清政府对文人的警戒没有放松，动辄搞文字狱，使得士人们人心惶惶，害怕受到牵连，所以一部分文人选择了逃避隐逸，不愿混迹于官场，而是求佛问道，寻求灵魂的逍遥自在。

甄士隐，一个经历了骨肉分离、家遭火灾、下半生坎坷而终于醒悟出世的士人形象。他本是一乡宦，妻子贤惠，女儿可爱，有一个完满的家，他秉性恬淡，不以功名利禄为念，每日以观花修竹、饮酒吟诗为乐，神仙一流人品。为人厚道，乐于助人，贾雨村落魄的时候，他时常接济，并鼓励贾雨村去科考。他本是一个正统而有着美好品德的仁义之士，然而，当他家遭受祸患后，变卖田庄与妻子丫鬟投靠岳父，不善经营田庄，受岳父的侮辱，本性恬淡的他在经历了这番苦难后，更是看清社会人情的冷漠，当遇到跛足道人，听了《好了歌》后，豁然开朗，一切皆过眼烟云，于是出家，从此了然此生。与贾雨村相比，他是真正的士人，是开明的儒者：性情恬淡，深明礼仪，不为功名。他是个逸事高人，对尘世失望，本以为人情温暖，没想到都是假的，当富贵成了虚妄，人情冷漠、世态炎凉，就算亲戚都是这样，不用说陌路人。最后逃避现实，隐逸于道家，了悟人生。

总之，贾敬和甄士隐都感到世态炎凉，对世事失望，最后选择了逃避、隐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悟人生，是自得其乐的士人。

（三）巴结逢迎、沉溺势利

贾雨村属于这类士人，他不算真正的儒家之士，他的行为方式与儒家的价值观念不同，却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提到贾雨村，我们就会想起他的出身、为人和全部行事，就不由得产生一种鄙夷、厌恶以至憎恨的感情，并能明确地知晓这是一个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阴险、狡诈、贪婪、残忍种种恶德的典型。他既是科举出身，饱读圣贤之书，礼义廉耻应该知晓，然而他却忘恩负义，徇私枉法，在处理薛蟠打死冯渊、夺了英莲一案时，他明知英莲是恩人甄士隐的女儿，为了巴结权势，最终胡乱判了此案，使英莲失去了唯一一次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为了讨好荣府贾赦，满足贾赦对扇子的贪求，贾雨村诬陷石呆子拖欠官银，就抄了他的家，没收了他的传家宝物。他的东山再起与多次荣升，多得利于贾政的推荐，后来贾府被抄时，他不但不帮忙，反而落井下石，忘恩负义、无耻至极。这么一个虚伪无耻、忘恩负义，得力于权势的人，没有了传统文人的良好品德。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还塑造了另一类特殊群体——清客。贾府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清客主要是詹光、詹子亮、程日兴、单聘仁等。他们有一技之长，有的擅下棋，有的擅作画，有的擅谄诗等，他们的吃喝花销，全由贾府支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被贾府“包养”。另外众清客还善于揣摩主子的心思，附庸风雅。大观园建好了，贾政面临一个难题：那些景观，理应请元妃题匾额，但她还没有目睹，不好请她“妄拟”；若元妃省亲时没有匾额，园子又显得突兀。众清客出了个主意：先把匾额做在灯笼上挂出去，元妃省亲时请她来定，两全其美。贾政带宝玉进园拟题，众清客心知贾政是想试试宝玉的才能，故意说一些俗套匾额，好让宝玉露一手。贾兰、贾环、宝玉三人拟《姽婳词》时，众清客深知贾政喜欢宝玉、贾兰，拍马屁分层次，看人下菜。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清客善于巴结逢迎，为讨主子欢心，不惜隐瞒自己的才能，降低自己的人格，甘愿陪衬主子。当贾府被抄后，大部分清客因害怕官僚统治的压迫，而躲避祸患。贾府繁荣昌盛之时，他们为讨好主人，赚得丁点便宜而巴结逢迎；贾府败落颓废时，他们“明哲保身”，害怕牵连到自己，逃避躲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众清客的胆小怕事的性格，沉溺势利的态度，明哲保身的人生价值观。总的来说，这些清客熟知贾府的内部关系，深知外面社会的情形，他们善于巴结逢迎，沉溺势利，不是儒家所标榜的真正士人。

（四）离经叛道、不合礼法

贾宝玉是离经叛道、不合礼法士人的典型。他的如痴如傻，疯狂的行动，怪诞的行为，与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完全背离，作为封建贵族少爷的宝玉，首先拒绝家长为他安排的金榜题名、为官为宦的道路，他对“仕途经济”、“八股时文”一概蔑视，对劝他走经济仕途之路的人统统排斥。他不但自己不走“仕途经济”之道，还称热衷于此道者为“国贼禄鬼之流”，对贾雨村的态度，集中表现了他对封建官僚的鄙视和厌恶，宝玉也不想与贾雨村来往，每次贾政叫他出来见贾雨村，宝玉都感觉不自在，好半天才出来。其次，宝玉离经叛道反映在对婚姻自由的争取上，宝玉在爱情面前，选择和志同道合的黛玉在一起，他们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原则，在封建家长制造的“金玉良缘”面前，不愿听从家长的摆布，他几次摔玉，并痛骂什么劳什子就是典型的例子。黛玉用死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宝玉则怀着满腔的悲愤出家了。最后，宝玉的叛逆反映在对传统“男尊女卑”等级观念的否定和背叛，宝玉在他生活的环境里看到了男性贵族的荒淫和腐败，又看到了女子的不幸，于是发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的感慨！他对众生平等，没有因贾环是庶出就对他不理不睬，当贾环把蜡油泼在他脸上的时候，他替贾环掩饰说自己不小心弄的。

总之，贾宝玉力求最大限度地摆脱社会普遍的伦理规范，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寻求自身的情感要求、生活理想、审美情趣。

二、《红楼梦》士人形象折射出的清中叶士风

（一）推崇正义、积极入世的士风(www.xing528.com)

《红楼梦》的写作是在清中叶，这时清朝在政治上已经稳定下来，结束了清初的动乱局面，并且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并将它定为官方哲学，在社会安定之际，儒家思想历来是统治者提倡的治国思想，在此前提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开科取士，鼓励士人进入官场。通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有效地达到了用儒家思想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目的。科举考试始终坚持“择优取仕”的原则，给广大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进入官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条件。像贾政、贾代儒等积极入世的士人，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深刻，注重自己的修养，推崇正义、忠诚、刚直、廉洁等，成为了端方正派的士人，他们标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儒家所标榜的“仁、义、礼、智、信”更是他们信奉的准则，尤其是在“孝”的推崇上，贾政对贾母的孝顺可以说是至真至诚的，贾母的话他言听计从，就算心里不愿意，他也敢怒不敢言。当他打宝玉的时候，贾母的一席话叫贾政无地自容，非常后悔，并留下了眼泪，而在宝玉的婚姻上，贾政也是遵从了贾母的意愿，没有违背。他更是希望宝玉走经济仕途之路，考取功名，将来光宗耀祖，报效朝廷，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这类士人形象我们可以看出，清中叶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下的推崇正义、积极入世的士风。

（二）脱离现实、庸俗苟安的士风

《红楼梦》中贾敬、甄士隐虽然是读书人，但是他们厌倦尘世，选择逃避。在现实社会中，他们已经不适合生活其中，他们是世俗社会中的无本领的废人。从这两人身上折射出清中叶士人脱离现实、庸俗苟安的士风。因为在清中叶文化高压政策下，文字狱的施行，使清初那种因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的风气被强行扭转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清朝的“文字狱”又与明朝有很大不同，它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清洗，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他们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①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文人们又都忌惮清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文化摧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钻进了故纸堆，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风。士人们读书作文动辄得祸，他们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文字狱又败坏了官场风气，官员们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士人们由于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出现了畏惧、郁闷、惴惴不安的心态，整天提心吊胆，惊恐万状，不寒而栗，他们选择了逃避。《红楼梦》中的甄士隐和贾敬可以说就是这类人，他们或许由于这种无形的压力，逃避世事，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三）见风使舵、寡廉鲜耻的士风

从《红楼梦》中贾雨村等人身上可以体现出清中叶士人为了做官，巴结逢迎、溜须拍马、忘恩负义、寡廉鲜耻的风气。嘉庆初，洪亮吉提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5］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概括为“士不知耻”。［6］曹雪芹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站在历史的、社会的高度去反映当时真实的情况，当时社会的风气被曹雪芹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简直是清中叶士风的实况再现。李祖陶在《与杨蓉诸明府书》中的一席话更是把这时的士林风气概括得淋漓尽致：“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神，见蟮而以为蛇，见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②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没落、腐朽，士大夫们渐渐难以保持自己的节操和人格，为了生存，现实的残酷迫使他们失去士人本应有的精神风貌，逐渐走向了没有思想，没有节操，甚至不堪的路。此种庸懦不立、畏怯不争的士林风气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与清王朝文网严密、禁忌重重的士林政策有关，文网笼罩、言路堵塞的政策与现实，必然造就苟且偷安、推诱因循、好谈嗜利、寡廉鲜耻的士林风气；其次清朝的官僚体制又造成士大夫们的无耻。因为臣子的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下级的赏罚升迁由上级决定，于是能否获得皇上或上级的好感就成了能否做好官的关键，上级刚愎自用，喜欢听好话，下级就阿谀奉承，拍马溜须，使得士风大坏；再就是官员的俸禄低，一旦当官就大肆搜刮，官官相护，形成贪污受贿的风气。

（四）一反传统、求新求变的士风

《红楼梦》中宝玉对“女儿性”的追求是一种反传统的追求。他对女儿们表现出一种完全摒弃了肉欲的、粗俗的、野蛮的因素，对她们作一种诗意的审美观照，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态来膜拜女性，因为“年轻”、“清俊”、“秀美”、“聪明”这些特点正是那种至真、至纯、至美的理想人性的形象化表现，这种人性必然带来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和个性意识。这种“女儿性”的人生理想是不容于现实社会的，它与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及价值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社会推崇个人建功立业，显身扬名，光宗耀祖，而“女儿性”人格理想，扬弃功名利禄，追求民主与平等，渴望自由。社会要求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女儿性”人格理想渴望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社会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群体，压抑个人意志，磨灭个性；而“女儿性”人格理想张扬个性，尊重个人意志，渴望摆脱一切束缚。社会虽然理念上“存天理、灭人欲”，可实际上包容淫邪丑恶；而“女儿性”人格理想追求真情至性，拒绝虚伪丑恶。这一切的反传统、求新求变是资本主义启蒙思想影响下的必然结果，新思想要求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不管康、雍、乾时期思想统治何等严酷，文字狱多么盛行，归根结底都阻挡不住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潮流，再加上李贽等进步思想家的要求个性解放等思想的影响，宝玉的叛逆就可以理解了。

自古以来，文学的创作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也不例外，统治者常常用政治手段来干预文学创作，文士也用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时代的社会状况决定士人的生存状态，而士人的生存状况影响其行事方式、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等。士人的一系列行为方式又间接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士风。《红楼梦》中不同类型士人的行为处世方式不同，间接反映了清中叶的士风。清中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程朱理学的推行，出现了推崇正义、积极入世的士风；为了博取功名，士人们争相做官，进而形成了见风使舵，寡廉鲜耻的风气；又由于文字狱的残酷迫害，士人们大都钻入故纸堆，从而社会上又形成了脱离现实、庸俗苟安的风气；在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以及李贽等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反传统，求新求变的士风。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俞平伯.红楼心解——读《红楼梦》随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袁维冠.红楼梦探讨［M］.台湾1978年12月初版自印本

［4］三结合评论组.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5］张家林.清史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

［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邱丽梅.从《红楼梦》中士人形象看曹雪芹对儒家的态度.［J］.学术交流，2010，（5）

赵娅，1986年1月生，女，陕西榆林人，北方民族大学2009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文学。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第128页。

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441～442页。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1月版，第304页。

［清］龚自珍：《龚自珍诗文选译》，巴蜀书社，1994年7月版，第153页。

李祖陶《迈堂文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