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士人的反思：《桃花扇》解析

从《桃花扇》看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反思意识

厉　倩①

摘要：明清易代引起了士人的心灵震撼与情感沉痛，反思历史、痛定思痛的时代心理影响到了当时文学的各个方面。孔尚任的《桃花扇》通过对被称作“国家良心”“栋梁之才”实则满口空谈，虚弱无能的士人的批判，总结历史经验、诊断社会病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超越了狭隘的朝代、民族、忠奸观，对几千年来塑造并钳制世代士人思想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桃花扇》；明清易代；士人；反思意识

明清易代，巨大的历史变革引起士人们心灵的震撼，他们将一腔忧思发奋为文章，形成了反观历史的思潮。诚如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里所说：“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他创作《桃花扇》的目的并不止步于此，更在于通过对被称作“国家良心”“栋梁之才”的士人的批判，总结历史经验、诊断社会病灶。他超越了狭隘的朝代、民族、忠奸观，对几千年来塑造并钳制世代士人思想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反思与批判，肯定了社会大众的力量。

一、《桃花扇》对士人的批判

在封建社会里，“能够协助君王实现‘治国平天下’这一重任的只有士大夫阶层，他们有知识、有修养，是社会的栋梁之才。”①如果连研习儒家经典，专心于循道而行的士人们，在德行修为上连君子也达不到，又何以能够承担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孔尚任在《桃花扇》中通过对士阶层的批判，表现了对整个上层统治阶级的失望。

（一）不堪其用的复社文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向来居四民之首，他们是社会的栋梁，是各种谋略和政策的制定者，也是道德舆论的制造者。所以，在文学作品里，他们总是作为完美的正面人物出现。《桃花扇》塑造了一批复社文人的形象，他们关心国事，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在他们身上也存在诸多缺点，其中尤以侯方域为代表。他关心国事、正直善良，作为一名复社文人，他始终站在反阉斗争的行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明朝摆脱统治危机，但他又有自命不凡、缺乏决断、胆怯畏难的缺点。

《桃花扇》中，侯方域一出场便感慨：“……江南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一副清高自诩的面貌，但接下来与陈贞慧、吴应箕的一番对话便彻底暴露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三人约好同去赏花，侯方域更是要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消遣春愁。可见这些在众人面前标榜“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复社文人，私下也不过是饮酒赏花，探访佳丽。

第七出《却奁》中，阮大铖意欲借侯方域拉拢复社文人，东山再起。面对政治死敌的利诱，侯方域表现出的迟疑、动摇的态度甚至不及一个妓女的气度胆识。婚后第一天，当他还沉溺在温柔乡中，李香君便清醒地对妆奁的来源提出了疑问。当得知妆奁、酒席的钱均出自阮大铖时，他对阮大铖的称呼立即从“阮胡子”变为了“阮圆老”，并轻易答应帮忙疏通关系：“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作为复社文人，侯方域并不是不知道阮大铖的人品，《听稗》中，他就曾口口声声地批判依附阮大铖的柳敬亭，但是在利益面前，他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侯方域当时科举失利且独居南京，确实从财力上无法梳栊一个妓女。有人替他出钱，而他坐拥美女，这样的美事何乐不为。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打起了马虎眼，佯装不知阮大铖的为人，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顺便也卖了杨龙友一个面子。

新婚第二天得知出资的竟是自己的死对头，如果侯方域具有足够的气节胆识，他完全可以义正词严地拒绝。李香君在关键时刻脱衣拔钗，于是侯方域只好对杨龙友说道：“弟非不领教，但恐女子笑耳。”这番辩解更显得没有骨气，堂堂一个复社文人，用这样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理由来拒绝，但这恐怕也是侯方域此时真正的想法了吧。可见，在却奁事件中，“侯方域自始至终都没有站在被当时朝野视为清流的复社文人的立场上自律。”①

俗话说得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个人对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处理方式很难与他在政治生活中的态度、作为不相关联。第二十出《修札》中，兵部尚书熊明遇听说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抢南京，便托杨龙友恳求侯方域代父修书一封，劝阻左军东下。侯方域义不容辞，欣然命笔。信是写成了，可是派谁去寄呢？侯方域推脱道：“小弟轻装薄游，只带两个童子，那能下的书来？”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这样一封密书，最佳的寄书人无疑是此信的执笔者侯方域了，但他却一再推脱，以出门在外，无人服侍为理由，活脱脱一副公子哥相。在需要付出实际行动之时，他畏惧旅途的艰辛，产生了胆怯之心，做了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国难当头，《桃花扇》中其他复社文人有的抱着“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的心态留恋声色；有的忙着窝里斗，写“留都防乱揭帖”，公讨阮大铖之罪。《哄丁》中，阮大铖前来参加祭祀孔子的丁祭，本是以逢迎妥协的姿态希图求得复社文人的谅解，但是以吴应箕、陈贞慧为首的复社文人先是对阮大铖进行了一番言语攻击，之后更是大打出手，挑起争端。秦淮灯节，阮大铖买舟半夜游赏，不料恰巧遇到复社文人的聚会，他于是命人歇了笙歌，灭了灯火，意欲回避。怎奈陈贞慧、吴次尾却不放过：“好大胆老奴才，这贡院之前，也许他来游耍么！”“待我走去，采掉他胡子。”阮大铖这个人从历史上来看，政治立场本就摇摆不定，姑且不论其人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复社文人显然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而是死扣着内部问题不放。“对奸党要打击，但也要注意分寸。疾恶太甚，不给奸党改过自新的机会，实际上是驱使他们走向大恶，面目更为狰狞，报复心更趋恶化。”①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引论》中也这样批评道：“魏党的跋扈，祸人误国，固不足道；但东林太存意气，在形如累卵的时局，他们还闹家务，还存门户之见，置国事于不问，这也太不像话。”②南明灭亡后，陈贞慧、吴应箕才恍然大悟：“日日争门户，今年傍哪家？”国都没有了，哪里来的门户，哪里来的家呢？

（二）奸权误国的士人

《桃花扇》中的反面人物以阮大铖、马士英等阉党余孽为代表，他们是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着重谴责的对象。历史上的阮大铖是词章才子，著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和》等十余种传奇戏作，诗文有《咏怀堂全集》。后世一些大家对阮大铖的文学才华也予以了肯定，陈寅恪在遗作《柳如是别传》中曾谈论阮大铖：“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他周围能够聚集柳敬亭、苏昆生一班清客艺人，说明阮大铖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侦戏》一出中，就连意气的复社文人陈贞慧对阮大铖文采也不禁叹服：“真才子，笔不凡……论文采，天仙吏，谪人间。好教执牛耳，主骚坛。”“是南国秀，东林彦，玉堂班……”

在《桃花扇》中，阮大铖人未登场，其人品便借由复社文人之口一锤定音：“阮胡子漏网余生，不肯退藏；还在这里蓄养声伎，结纳朝绅。”他第一次登场便遭到与祭文人的羞辱打骂。如果一个人始终站在某一阵营，那么不管正确与否，这个人总不至于太可憎；如果一个人本来属于某一阵营，而后由于种种原因转投另一阵营，那么这个人也称不上可耻；如果一个人游走于两个阵营间而又不隶属于任何一个，那么也不能说这个人可耻，顶多说他比较圆滑；但如果一个人把玩政治当做走钢丝，走得不漂亮还这边人头上踩一脚，那边人头上踩一脚，那你就侮辱了大众的智慧，即使你不可耻，你也会被这两边的人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很不幸，阮大铖就是最后一种。其实，阮大铖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曾与东林领袖左光斗、杨涟、高攀龙等关系密切。但他这个人心胸比较狭隘，并且做官的瘾很大，左光斗曾意欲推荐阮大铖出任吏部给事职中一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东林党内部是存在分歧的，杨涟等人深知阮大铖人品不行，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他是不够资格的，于是职位没了，梁子也就此结下了。阮大铖不仅将怒气发泄到了杨涟、左光斗等人身上，更是波及了整个东林党。他背叛盟友，背地里结交阉党，首鼠两端。但是，阉党的危机很快就到了，崇祯帝即位，开始着手整治“逆案”。于是，阮大铖被列入了逆党，永不叙用。接下来，便如我们在《桃花扇》中所见，阮大铖被迫隐居南京裤子裆巷读书做诗，从表面看起来好像寄情山水，不问世事，但实际上，却不甘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资本，希图以文化创作引起各界注意，结纳朝绅，东山再起。

文庙丁祭遭到了复社文人的羞辱之后，阮大铖在心里暗暗赌咒：“啊呀呀！气死我也！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啊！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在讨好复社文人无门的情况下，阮大铖找到了他政治舞台上死灰复燃的另一颗棋子，这颗棋子就是马士英。《辞院》中，阮大铖谀附马士英，以私书中有暗号为由陷害侯方域勾结左兵，致使了侯方域匆忙远走，投奔史可法。他一心钻营，把品性不端的福王当做自己重返政治舞台的筹码，与马士英狼狈为奸，设朝登基，排斥异己，更是厚颜无耻地向马士英邀功：“莫忘辛勤老陪堂。”一旦得势，谋得一官半职后，他立刻摇身一变，露出阴险毒辣的本来面目。《逮社》里，阮大铖以“通恶少复社渠首”莫须有的罪名，大肆网捕复社文人，以泄私愤：“切莫剪草留芽，但搜来尽杀”，意欲置复社清流于死地。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听到左良玉发兵的消息后，阮大铖因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劝马士英：“大丈夫轰轰烈烈，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宁可亡国，也要堵截左兵。当然，阮大铖有自己的打算，倘使北兵南下，国家真亡了，他无非也就两条路：要么跑，要么降。而这两种选择，无论是哪一种，都将注定阮大铖在历史戏场中，逃脱不了那几笔粉抹。

历史上，人们总将马士英与阮大铖放在一起以“马阮”并称，唾之骂之，“作为南明弘光朝的内阁首府，马士英推荐重用了阉党欲孽阮大铖，使得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权迅速土崩瓦解；《明史》又将马阮同列入“奸臣列传”中；一曲《桃花扇》更使他丑名远播。”①但综观历史，马士英人品并没有如此之恶劣，近代有不少学者试图为马士英翻案，也足以证明《桃花扇》对马士英这个人物的涂抹其实未必公正。在《桃花扇》中，可以说甚至奸诈狡猾的阮大铖都比他更恪尽职守地尽到一个权奸角色，马士英连当权奸的本事都没有，不过是凭着他的小跟班阮大铖在一旁出谋划策，而下个命令完事的主。这个蠢货不但在政治上没干什么好事，而且又贪又色。《迎驾》中，他一心想着京城失守后如何捷足先登，拜相封侯，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坐上军政大臣之位后，马士英卖官鬻爵，排斥异己。北兵突破长江，他在潜逃之时还不忘感慨一番：“高官贱卖没人买”，想乘着最后再赚一笔，真是有够贪婪。《拜坛》中，他完全把追悼思宗烈皇帝的祭祀当成了春假，伙同阮大铖罗列黑名单，大肆网罗复社文人。逃难之时，他还舍不下财帛美女，随身紧带。这样一个鼠目寸光，满脑子只有个人利益的街头无赖式人物执掌国家大权，这个国家怎么会不亡。

（三）世故圆滑的士人

除了复社文人、阉党余孽这两类士人形象，《桃花扇》中还出现了一类官场上的典型士人。杨龙友世故圆滑，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据统计，他在《桃花扇》中共出现了十五回，仅次于第一男主角侯方域，可见频率之高。细考察杨龙友出现的关目《却奁》《寄扇》《骂筵》等，无不对情节的推动、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关键作用。“作为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阮大铖的盟弟，这种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使杨龙友热衷于功名利禄。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能诗善画、风流儒雅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结交文人画士，与秦淮名妓之间亦多有来往。这种兴趣多样、两面结交的状况使他形成了左右逢源、世故圆通的士大夫处世哲学。”①也正因为如此，孔尚任才会把杨龙友划为间色，成为正色与戾气相互关联的纽带。

历史上的杨龙友诗书画皆佳，犹工于绘画。吴伟业就曾把杨龙友、邵瓜畴等九人合称为画中九友，钱谦益、吴琦等人对杨龙友亦是推崇备至。弘光小朝廷覆灭后，杨龙友依旧在沿海一带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清斗争，可见《桃花扇》对于杨龙友的粉抹也是有欠公正。历史上的杨龙友交友广泛，与阮大铖的亲眷关系属实，与李贞丽等人交往甚密也不假。为了在创作中尽量俭省人物，便将一些对于剧情发展起关键作用而又分散的事件集中于一个人所为，同时借这样一个人物委婉地批评了明末清初那些骨头欠硬的士大夫。

“乃凤阳督抚马士英的妹夫，原作光禄阮大铖的盟弟……”人未登场，人品已定，总是摆脱不了与马阮千丝万缕的联系了。果不其然，《侦戏》中，杨龙友这个狗头军师便给阮大铖出了个馊主意，让阮大铖出资替侯方域梳栊李香君，他对自己的点子无不自得：“别个没用，只有河南侯朝宗，与两君文酒至交，言无不听。昨闻侯生闲居无聊，欲寻一秦淮佳丽。小弟已替他物色一人，名唤香君，色艺皆精，料中其意。……包管一举双擒。”为什么杨龙友对于调和阮大铖与复社文人间关系如此之尽心尽力，要来管这场闲事？之前笔者曾提到过一类人物，他们游走于两个阵营间，而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杨龙友就是这类走钢丝的人。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任何一个阵营的崛起或倒台对他绝对没有影响。

阮大铖失势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时，杨龙友愿意为其出谋划策；侯方域落难时，同样是这个人赶来通风报信。他两面讨好、圆滑世故，《辞院》中，阮大铖挟机报复，陷害侯方域私通左兵。杨龙友见替侯方域开解不成便借机脱身，先一步赶来通风报信并替侯方域出谋划策，建议其投奔史可法。即使在兵荒马乱的逃难途中，杨龙友还是把自己的一匹马给了落魄至极的马阮二人。凭着其两面讨好的处世之道，杨龙友也绝对是《桃花扇》中的头号政客。

这样看来，貌似杨龙友这个人在《桃花扇》中玩政治玩得风生水起，他不像复社文人，重视虚无的名声节气；他也不像阮大铖马士英之流，贪权重财。那么，杨龙友这个人的软肋到底是什么？清兵南下，弘光政权摇摇欲坠，杨龙友弃官潜逃。第三十六出《逃难》中，李香君孤身一人，杨龙友道：“如今大乱，父子亦不相顾的。这情形紧迫，各人自裁量，谁能携带。”言下之意即弃香君于不顾。杨龙友在关系到自己利益时摘下他平日里伪善的面具。即便在逃难途中也把自己的马匹给了狼狈不堪的马阮二人，杨龙友也怕连累自己，赶紧躲开了。可见杨龙友这个在政治上、生活中的好好先生，在不威胁到自身利益之时，他可以两面讨好，两边帮忙，一旦危及自身利益就马上换了一副面孔。

无论是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复社文人，还是阮大铖等权奸，或是杨龙友这类八面玲珑的士人在内忧外患之时，他们所想的都是个人得失，他们“私官、私恩、私仇”，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二、《桃花扇》中对传统士人精神的反思

中国古代的士人们，“以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以参与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以‘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他们以学习和传播儒学知识作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方式。”①在历史的漫漫长河里，士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沦为了孔儒传统的卫道士。孔尚任作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从小便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却清醒地意识到儒家文化的没落之势，并对此作出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和批判。

（一）对君权至上意识形态的反思

在儒家看来，君权是至高无上的，是绝对的唯一的天理。“既然君主在国家治乱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思想家们都希望君主成为圣明之主。但在实际上远非如此，多数君主是残暴之徒。”①却很少有人将矛头指向他们，很少有人在痛批奸臣的同时会思考任用奸臣的那些君主们。究其原因，无非“愚忠愚孝的奴隶道德浸入骨髓”②。儒家文化关于忠君的要求提出得很早，“孔子早就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认识成为所有入仕为臣者必须恪守的戒条，从而一再被后人重复。”③特别是进入宋代之后，“君为臣纲”更是成为了儒家理学的核心思想，甚至将其提升到了本体论、宇宙论的高度予以论证。所以，在各种认识对象中，最难认识的要属君主了，因为认识君主容易招灾。《桃花扇》突破了以往历史剧“奸臣误国论”的旧套，在抨击奸臣的同时，也追究了君主的历史责任。

弘光皇帝在《桃花扇》中出现的场次不多，一共合计四回，但仅在这四回中，便生动反映了这位短命皇帝的丑恶面貌。半个国家都陷落了，他却只知花天酒地，选优享乐。第二十五出《选优》中，弘光皱着眉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阮大铖以为弘光为国事担忧便问道：“想怕流贼南犯”，“想愁兵弱粮少”“正宫未立，配德无人”“叛贼倡造邪谋，欲迎立潞王耳”，一连猜了四次，从国家大事到后宫选妃也没能猜中弘光的心思。最后弘光竟然说道：“只因你所献《燕子笺》，乃中兴一代之乐，点缀太平，第一要事；今日正月初九，角色尚未选定，万一误了灯节，岂不可恼。”“一年能有几个元宵，故此日夜踌躇，饮食具减耳。”强敌压境，弘光却一心想着采选优伶。按照南明当时手头所掌的兵力，再加上占据江南富庶的地理条件，如果君臣一心是完全能够与清兵相抗衡的，但弘光小朝廷不到一年就旋即灭亡了，除了马士英、阮大铖，更与朱由菘本人的昏庸无道脱不了干系。

《吕氏春秋·求人》概括了自古得失天下的途经：“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就是说，以君主为中心的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臣子如果只好溜须拍马而在关键时刻不堪其用，那么这个统治集团就存在很大的隐患，弘光政权即是如此。在《桃花扇》中，侯方域就曾向史可法陈述福王“三罪五不可立”的理由，大概就是说朱由菘这个人的品格不行，不能够担当一国之君的重任。但本来重兵在握的史可法却在关键的立储问题上没有当机立断，犹犹豫豫，使得马士英有机可乘，取得内仕太监和江北四镇的支持，迎立了福王。弘光一登基，便暴露出了他在政治上的无能，面对南明这个烂摊子，他显得很无奈。如果此时朝中能有如张居正类似臣子稳定国政，南明兴许还有得救，至少不会瓦解得如此之快。但实际情况是，马、阮凭着这迎立的第一功掌握了南明的军政大权，他们一上台便相互勾结，排挤东林党、复社士人。“在阮大铖、马士英之流的糖衣炮弹下，弘光迅速堕落，不再理朝，将大权交出，自己则到后宫寻欢作乐，当起了昏君。”①

第三十六出《逃难》中，弘光这个无愁天子一看情势不对，跑得比谁都快，更是厚颜无耻道：“千计万计，走为上计。”还不忘带上嫔妃美女。身为一国之君，正值国家危难，弘光不以身作则，反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逃跑，可见这个皇帝心里装的哪有什么家国百姓。如果说崇祯在起义军攻入京城后的身殉社稷多少还显出那么点骨气的话，弘光的逃跑真可谓连脸面都不要了。第三十七出《截宝》中，落魄的弘光逃至黄得功处乞求收容，黄得功道：“今日下殿而走，大权已失；叫臣进不能战，退无可守，十分事业，已去九分矣。”而弘光却只愿苟且偷安：“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弃与不弃，只在将军了”，可见自古以来“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是有的。

孔尚任在剧中重现了弘光邪恶昏聩的行貌，客观上暴露了“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的宋明理学君权理论的荒谬：弘光这样的皇帝受到了不仅有马士英、阮大铖这样的奸臣，还有像史可法、黄得忠这样的忠臣的拥护。那么，这样的君主到底值不值得人们如此忠心耿耿呢？《桃花扇》最后，作者孔尚任为忠奸两类臣子安排了不同的归宿，弘光皇帝却是“阳数未终，皆无显验”。尽管孔尚任意识到了宋明理学君权至上理论导致的必然结果，但却找不到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因此只好避重就轻地略去了对君王的审判。(www.xing528.com)

（二）对贵贱尊卑等级之论的反思

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上层士人已失去统治者的优势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属于“微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歌妓乐工等市民阶层则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孔尚任《桃花扇》中正是由于作者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失望，而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这些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层，尤其歌颂了那些地位卑微的歌妓、说书人、乐工等救危扶困、匡扶正义的侠肝义胆。①封建等级社会中，他们的身份地位是非常低下的，甚至没有政治发言权，不问国事，远离政治似乎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在国家危难之时，他们一肩挑起挽救国家、社会的重担。“孔尚任用生动的形象，对传统的贵贱尊卑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①

柳敬亭原是阮大铖门下的优人，在得知阮大铖的罪行后，“不待曲终，拂衣散尽”，比较侯方域在小恩小惠面前的气节丧尽，柳敬亭不食奸臣之粟的鲜明是非观，使得这位艺人的形象顿显高大。《听稗》中，柳敬亭借用《论语》中“申鲁三家欺君之罪，表孔圣人正乐之功”的典故表白自己才出阮家，不愿另投别处的道德操守以及不与奸臣同流合污的政治立场和决心，赢得了复社文人的敬重。《修札》中，左良玉欲引兵东下以解兵中缺饷之急，杨龙友请侯方域代父修书，书信写完，却没有合适的送信人。关键时刻，柳敬亭挺身而出，主动要求携信投辕：“不必着忙，让我老柳走一遭何如？”当问及书信中的意思时，柳敬亭更是一语中的：“防贼自作贼。”于是，在《投辕》中，柳敬亭上演了一出单枪匹马，智闯兵营，舌战左良玉的精彩戏码。利用士兵们对粮草的急切盼望，柳敬亭谎称自己是解粮官兵，混进森严的兵营。面对性格乖张暴戾的左良玉，柳敬亭更是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智说左良玉，说到激切处，更是佯摔茶盅，假装进入左良玉内地寻吃，巧妙地讥诮其错处：“心若做得主呵，也不叫手下乱动了……”一番机智辩说，一句不提撤兵之事，却叫左良玉自明理亏，意识到就食南京的荒谬。

与柳敬亭相同，苏昆生在得知阮大铖阴险为人后，也毅然决然地离开阮府，转投妓院，教李香君唱书。在他看来，“做这美人的教习，强似做那义子的帮闲”。《逮社》中，复社文人遭到阮大铖的迫害身陷囹圄，苏昆生冒着生命危险向宁南侯左良玉求救。为了进入戒严的军营，苏昆生夜半唱曲，冒死求见。以苏昆生与复社文人的交情，他本可以不管这桩与自己没有多大干系的闲事，但他没有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以是非对错为标杆，凡是遇到需要帮忙的事，便尽心竭力，古道热肠。《截矶》中，左良玉兵败自尽，人马溃散，英雄末路，无人送丧，只有苏昆生一人守着左良玉尸身哭祭，苏昆生的悲痛，不仅仅是对英雄生命的惋惜，更是对良将不再，国家前途渺茫的悲叹。

南明灭亡后，柳敬亭、苏昆生两位艺人心怀对故国的眷恋再也没有出山，而是凭着自己的本事以砍柴、捕鱼为生。他们分别创作了《哀江南》《秣陵秋》感慨南明往事，唱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哀音。值得玩味的是，《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中，作者孔尚任借徐青君之口，对士人、知识分子的一番揶揄：“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再一次暗暗地把那些国之栋梁的士人与柳敬亭、苏昆生类倡优艺人做了一番比较，“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徐青君的这一番话何尝不是对士人骨气的调笑嘲讽呢？

“‘男尊女卑’观念是儒家女性观的基调，历经几千年而不衰，儒家由这一基础不仅衍生出女性的‘三从四德’，而且鄙视妇言，否定妇人见识，甚至将女子的见识与小人的见识并论。娼妓则更是处于卑微地位的女性群体中的最底层。”①《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爱憎分明，气节高绝，虽然出生烟花之地，却似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是非观念和进步的思想意识。

新婚第二天，李香君便保持清醒的头脑，向杨龙友询问妆奁的来由。当得知妆奁、酒席费用出自阮大铖之手时，便立刻拆穿了阮大铖此举的阴险目的，义正词严地指责见利动摇的侯方域：“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炎附势，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地也？”更是脱衣拔钗表明其不与阉党为伍的决心，以清醒的政治头脑，鲜明的政治态度影响了侯方域。《骂筵》一出中，李香君被选入宫中唱戏，宴会上，面对阮大铖、马士英一伙权奸，她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丑恶面目，公然斥责马士英、阮大铖的种种罪行：“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对寒风雪海冰山，苦陪觞咏。”“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腥何愁冻。吐不尽鹃血满胸，吐不尽鹃血满胸。”香君“犀利的言辞，如匕首和利剑，一刀一刀地割下奸党面皮。这种尖刻言语出自一位娇弱女子之口，岂不令那些须眉之物汗颜？”①作者这样来写一名烟花女子的豪言壮语不正讽刺了那些成天空讲治国，一到关键时刻却不堪其用的文人吗？

《守楼》一出中，杨龙友替香君做媒，劝其再嫁田仰。在杨龙友看来，侯方域出走避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香君一个弱女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香君却毅然拒绝：“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我立志守节，岂在温饱。忍寒饥，决不下这翠楼梯。”说罢，倒地撞头，血溅香扇，以死来明证自己决不再嫁，誓死守节的决心。李香君对爱情的忠贞何尝不是她政治操守的忠贞，在江山易主的时代背景下，香君作为普通大众中的一员建立另一种精神丰碑供人们去敬仰，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人的需要，她的形象甚至比许多文人雅士更高大。

张燕瑾在《历史的沉思——〈桃花扇〉解读》中这样谈到孔尚任对于儒家贵贱尊卑等级观的质疑：“封建社会是男人的世界，士大夫就是男人的代表，在社会结构中他们处于中心地位。可以说是男人，是士大夫支撑着封建的大厦。但是，没有柳敬亭、苏昆生们的传檄、寄书、献说词……他们能做成什么呢？”①那些为士人们所不齿的，处于社会下层，位卑职贱的人们支撑起了整个男权社会，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是他们一肩挑起了挽救国家的重任。

桃花扇底送南朝，《桃花扇》真实再现了动乱年代的众生百态，揭示了南明灭亡的原因。在抒发兴亡之思的同时，孔尚任也对被称为“社会的顶梁柱”的士人进行了批判，对士人精神中君权至上的思想意识与贵贱尊卑的等级思想进行了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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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倩，1987年3月生，女，浙江海盐人，北方民族大学2010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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