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揭示晚明士风

举世皆醉的欲求——从《金瓶梅》中看晚明士风

乌兰其木格①

摘要：《金瓶梅》呈现了晚明行将易代的末世气象。身处王纲解钮、礼崩乐坏的时代，士人的人生理念、人生追求、生活趣味、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鄙弃传统家国天下的担当意识，也不以道德修持为己任，转而追求世俗化的人生。纵情放性、人生自适成为士人阶层风行的时尚。《金瓶梅》作者正是敏锐地捕捉到士林的这一巨变，冷静客观而又入木三分地予以揭示出来。

关键词：《金瓶梅》；士林；欲求

中国古代之士人，一直与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最重要的人生出路就是入仕。十年寒窗后，期望“货卖帝王家”，这是士人毕生追求的理想人生目标。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是政权的掌握者和参与者。但是，由于科举制是一种人才的选拔，在残酷的竞争下，必然有大量的士人不能进入政权的中心，成为游离于仕途边缘的人，由此他们选择了坚持人格的操守，独善其身。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他们都秉持一种风骨和担当的责任意识。历史的洪流演进到晚明，士人的面目却不再那么高洁修雅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幻灭使他们把人生的寄寓从仕途经济转向了市井曲巷的声色犬马及对财富的贪婪欲求。在恶浊世风的浸淫下，他们与世俗和光同尘，畸变为财色生活的奴隶。有感于此，《金瓶梅》的作者让魑魅魍魉的士林人物一一粉墨登场，揭露了他们丑恶、贪婪的人生欲求，达到深刻指斥黑暗社会之目的。

一、金钱的万能

诚如作者所言，世上钱财乃众生脑髓，最能动人。在《金瓶梅》的世界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在积极地为金钱奔走。这是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畸形社会。那些有幸进入仕途的士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地收受贿赂，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为了得到不义之财，他们可以寡廉鲜耻，可以卖官鬻爵，可以草菅人命。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被他们弃若敝屣。

西门庆的发迹变泰充分诠释了金钱的万能魔力。他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后来靠勾结官府敛财发迹。精明的他又凭借不惜血本的贿赂权奸蔡京，得以由商而官，平步青云。小说不吝笔墨地描述出他给蔡京几次送礼的情状。第十八回，因为杨戬案的牵连，派家人来保、来旺给蔡京送了五百两银子，并在蔡京儿子的指点下，又给具体经管人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韩邦彦贿赂了五百两，就将一桩罪责不小的公案轻轻松松地化解了。果然是“钱到公事办”！两位当朝大员，为了收受钱财，可以置国家的法度于不顾，官僚机器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蔡京更是将官职明码标价地进行交易，当西门庆派来保和吴主管给他送去价值不菲的生日礼物时，兴高采烈之余，他慷慨地安排西门庆当上了执掌刑狱的理刑副千户，不仅如此，还不问青红皂白地使吴主管和来保两个奴才也成为官府中人，拿国家的职权来送“人情”。在蔡京眼里，为了满足贪婪的占有钱财的欲望，什么都是可以发卖的。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劣迹斑斑，有好几条人命官司在身的西门庆却当上了执掌刑狱的理刑官，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不法，收受贿赂、滥施淫威、包庇残忍杀害主人的苗青，让他得以在杀主之后，毫无顾忌地侵吞主人的家产和霸占主人的妻妾。如此胡作非为，被巡按监察御史曾孝序调查清楚后，据实奏了他一本。得知消息的西门庆马上用“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打点了蔡京。果然是“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事情的结局竟是秉公执法、忠心耿耿地维护王朝的法律秩序的曾孝序被罢官流放，“窜于岭表”。可见，腐烂的官场正是孕育西门庆一类暴发户的促发剂和纵容他们逍遥法外的保护伞！

其实，在《金瓶梅》所暴露的浑浑噩噩的士林丑态时，唯一一个以正直面目示人的就是曾孝序。这一人物正与晚明一些耿介忠诚的士林不断谏诤的史实暗合。明代后期，臣工的谏诤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后代所称道。然而，明代高度集权的皇权却往往抑制言路，《明实录》对谏诤之臣“打著了来问”的记载不胜枚举。更有诸多人物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有明一代，慷慨赴难的谏诤之臣比比皆是，如嘉靖朝的杨继盛、沈炼等。曾孝序正是士林中坚持良心的清正官员，但是在权奸蔡京的陷害下，惨遭失败。忠于职守、嫉恶如仇的官员无罪而被罪，而贪赃枉法之徒却平步青云，世事颠倒，难论黑白。《金瓶梅》的作者艺术地再现了这场残酷的忠奸斗争，对士林人物客观地进行透视，使我们得以窥见晚明这个腐败不堪、无法收拾的末世王朝的种种罪恶。

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亲自去东京给蔡京庆寿诞，长长的礼单上是这样写着的：“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汗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双，明珠十颗；又梯己黄金二百两，送上蔡太师做贽见的礼。蔡太师看了礼目，又瞧了抬上二十来杠。心下十分欢喜，连声称‘多谢’不迭。”重礼之下，蔡京与西门庆一拍即合，收西门庆做干儿子。从此，这桩钱权交易就更加的牢固和持久了。蔡太师充当西门庆的后台，保证他宦海的风平浪静；西门庆则是蔡太师的金钱之源，保证他长久地获取不义之财。同时，作者通过西门庆在太师府的所见所闻，也充分暴露出蔡京豪奢无比的生活。首先是他居住的府邸，雕梁画栋，恍如仙宫般的富丽堂皇；其次是他养了一班共二十四人的家乐，凡是他早膳、中饭、夜宴都要奏曲；最后，在他的书房中，共有二三十个美女，簇拥在他身边。其奢侈精致的享乐生活让西门庆这个见多识广的富豪也瞠目结舌。

资深的朝廷大员如此，刚刚进入仕途的新贵们也未能免俗。新科状元蔡蕴侥幸得到了“状元”的桂冠后，马上迫不及待地投靠了蔡京，如跳梁小丑一般也做了蔡太师的“假子”。寻求到政治靠山后，金钱实利的好事也降临到他的头上。经蔡太师府的大管家翟谦的牵线搭桥，他得以在省亲的途中，堂而皇之地去西门府打秋风。一进西门府，他就肉麻地吹捧西门庆是“贤公”“阀阅世家”“清河巨族”，表白自己“久仰德望”“晋拜堂下，为幸多矣”。享受完羊羔美酒、观戏听曲的款待后，一向假装文质彬彬、风雅有余的他竟厚颜无耻地公开索要银两，直到西门庆给了他满意的答复后，才放下心来。次日一早，西门庆送给他“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面对厚重的馈赠，蔡蕴又恢复了他的惺惺作态，假意推辞再三，昨晚索要钱财的嘴脸仿佛从未出现。然后即信誓旦旦地对西门庆表白“倘得寸进，自当图报”。蔡状元还未真正掌握权势就先进行了权钱交易，贪图钱财的急迫心情可以想见。不久，做了两淮巡盐御史的蔡蕴又一次到了西门府，并将新任的宋御史也一同带来，得到了西门庆更为隆重的接待，一顿酒席就费够千两金银。俗语云“拿人钱财，替人办事”，蔡御史豪爽地承诺：“四泉有甚事，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毫不犹豫地答应给西门庆早支盐引一个月，让他把握先机，获取巨额利润。接着，西门庆又请蔡蕴为苗青之事向宋御史“借重一言”，他也尽心尽力地替西门庆办得妥妥当当的。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人情，完全建立在钱权的交易之上，各取所需而已。

此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其他官员也大有人在。如安进士、宋御史、李知县等人，都在西门庆的金银攻势下一个个俯首称臣，积极地为西门庆办事。他们丢掉了士林的操守，置朝廷命官的脸面于不顾，大搞权钱交易，破坏纲纪，甚至草菅人命，而主导他们这样做的根源就是对金钱的贪婪欲求。

那么，没有挤进仕途的在野士人是什么样子呢？《金瓶梅》的作者同样写出了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种种秽行。明代，科举制度一直存在一个尖锐的矛盾冲突，即“科举名额——包括贡生、举人和进士——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加，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小”。这势必使大量的读书人落榜，不得不放弃举业，谋求其他的出路。明代曾兴起一个普遍的社会运动“弃儒就贾”，大量的读书人选择经商作为终生事业，当然还有当幕僚或开私塾等出路。好在时代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谋生途径的选择，这一部分士人逐渐地融入到市民生活中，他们不再讳言利，亦更重实利。比如当时的祝枝山、唐寅、文征明、桑悦、都穆等士人都曾公开地卖文卖画来获利。他们这一群体，已经不同于传统士人之讳言金钱了，他们是有着某些商人意识与商人行为的名士。

《金瓶梅》中的温必古即是混入世俗社会的一个下层酸腐秀才。作者在他一出场时即颇为嘲讽地写道：“虽抱不羁之才，惯游非礼之地。功名蹭蹬，豪杰之志已灰；家业凋零，浩然之气先丧。把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将致君泽民的事业及荣华显亲的心念，都撇在东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三年叫案，而小考尚难，岂望月桂之高攀；广坐衔杯，遁世无闷，且作岩穴之隐相。”这段韵文真是绝妙地道出了温秀才的低劣人品。作为西门府一个经管来往书柬的小雇工，应该说，雇主西门庆对他的待遇还是比较优厚的，为他专门收拾了一所书院，将他的家眷也接来同住，每月有固定的束脩，还将家里的小厮画童儿派过去侍候他。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小厮画童儿便将他的秽行一一地揭露，原来表面上谦谦君子的温必古背地却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不仅用卑劣的手段玩弄小厮，而且还变态地打探西门庆妻妾们闺房之事。财迷心窍的他居然厚颜无耻地让小厮偷银器家伙儿给他！其人格的低下和粗鄙与市井鸡鸣狗盗之徒简直没有什么分别！难怪孟玉楼说他：“怎生这等没廉耻！”无独有偶，另一个水秀才与他也是一丘之貉。虽然他没有进入西门府，但是通过应伯爵的介绍，我们对其寡廉鲜耻的人品、人格还是隐约可见的。

综上，士林人物在激烈的社会变革和唯利是图的黑暗世风中，保持自身修持操守的已经凤毛麟角，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顶礼膜拜和永不满足的贪婪占有。基于此，他们种种的恶德秽行也就变成司空见惯之常态了。

二、色欲的贪求

一部《金瓶梅》集中展示了人性的不同欲求。雅如士林，俗若市井都各有其欲求，但他们又有共同之欲求。共同之欲即是对财产和金钱的渴求，对性欲满足的要求。晚明时期，王学的广泛流行既为人们挣脱重重束缚，形成独立自主的人格提供了生长园地，亦不可避免地为道德的崩溃和迷失提供了温床。人性无约束之张扬，情欲之泛滥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社会强加于他的往往是压抑，而人性的弱点又常失之于放纵，在压抑与放纵之间徘徊迷惘的芸芸众生最终酿成的大多是扭曲而变态的人性。据史料记载，明代中后期，确实有许多士人在放纵与迷失，享乐与恐惧中度过。著名的如屠隆，他终其一生，未脱离开情欲的纠缠。他追求快意人生，及时行乐，但其内心乐过而悔。他不断地记述自己的愧悔心情，“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清真寂寞之乡，愈久转增意味”。另一个颇有放纵声名的为名士王稚登。他一生的旨趣落在自我情欲的满足上。他少年时，已是一个浪荡不羁的狂士，凭借富有的家财，到处拈花惹草，但是在其内心中又忧虑过度的放纵会伤害身体，有死亡之恐惧。于是他们找到了禅宗来调和放情纵欲与纯净心灵的矛盾。在抛开窒息人性的伦理纲常、对抗名教心防的同时，又假借禅宗内典、色空之论巧饰生命本能的情欲。晚明放情纵欲的思潮与风尚，从反对道学的层面看，它无疑是进步的。但是这种思潮和风尚一旦走向反面就向着另一个极端发展——极度的放纵。极度的放纵又把人变成非人，带着更多的动物性和非理性，这是晚明时代困扰士人的一个无法解决的人生困境。

《金瓶梅》中的士人即是极度纵情淫滥的。

蔡京的生活豪华奢侈中透出淫靡的气息。通过西门庆进入太师府的所见所闻，隐性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蔡太师周围皆是妙龄美女的簇拥，他在这里过着偎翠倚红、风流快活的生活。同时，他还蓄有家乐班，随时用来愉悦自己的生活或者在贵客来临时歌舞囿酒。蓄声伎这种风气在晚明上流社会非常普遍，可能与当时官员们不敢公然违背朝廷不许狎妓宿娼的禁令有关，但是，纵情放性的内在欲求又使他们不甘寂寞，于是就想出了蓄声伎来调和这样的矛盾。如此一来，既不违禁，又能满足私欲，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办法。作者通过西门庆的眼睛，揭示了蔡太师风流放纵的生活。

当蔡蕴第二次进入西门府时，西门庆除了用美酒佳肴用心款待外，还安排了两个妓女陪他饮酒取乐。这位蔡御史也来者不拒，与妓女们下棋饮酒玩乐之后，公然和其中一个妓女董娇儿春风一度。其间，还附庸风雅地在董娇儿的湘妃竹泥金面扇儿上题诗一首。我们知道，明宣德年间朝廷曾有一次关于娼妓制度的大改革，废除了唐代以来的官妓制，严禁官员狎妓宿娼。明初也确曾严厉地处理过多起官员宿娼事件。但是，这一禁令放置在晚明，已经形同虚设。史书上就记载皇帝带头“幸妖妓”的事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级官吏也公开地狎妓，士人普遍地以与名妓交往为幸事，千金买笑、纵情放性被时人视为风流佳话。如此世风下，出现了以《板桥杂记》为代表的品评名妓、专叙妓业的笔记，将晚明士人狎妓的习惯和趣味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流风所及，概莫能外。洞悉世风和士风的作者深刻地揭露了这样的事实。比如，蔡蕴为妓女董娇儿题诗即是士人狎妓习惯的一种。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风气是士人们的“断袖之癖”。热衷此道的人数众多，上自帝王公侯，下至庶民百姓，都趋之若鹜。而士人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引领着这一风尚。晚明名士张岱在《自为墓志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年少的生活：“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他堂而皇之地宣称自己“好娈童”。据记载，晚明一些大都市出现了专为同性恋服务的卖淫场所——男院，而且生意甚是兴隆。因为有这一嗜好，好多士人居然因此而丢官。比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时任礼部主事、名士屠隆曾“泛舟置酒，青帘白舫，纵浪泖浦间，以仙令自许，在郎署益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甚欢。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时隔仅仅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也因同样的原因被弹劾罢官。耐人寻味的是，时人对此丝毫没有道德上的鄙夷和批判，而将其视为蔑视世俗、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而吹捧。直到明末的钱谦益还对此称羡不已，认为是士林的一段美谈。(www.xing528.com)

《金瓶梅》中出现的一些士人也有此癖好。比如进士安忱和蔡蕴一同到西门府时对西门庆的娈童书童儿一见倾心。对面如傅粉，唇若涂脂的书童儿又是赏酒又是极口的称赞他“此子绝妙而无以加矣！”更是不避嫌疑地拉着书童儿的手，亲昵地坐在一起饮酒取乐。安进士的纵情好色和好男风的一面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猥琐下流的温秀才更是狂热地迷恋娈童。值得说明的是，他有自己的妻子，而且妻子就和他住在一起，他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双性恋者。晚明的一些士人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同性恋者，因为他们对异性也同样有强烈的占有欲。同性恋和异性恋在他们看来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他们既好美女又好娈童，追求人生的自适和放情。温秀才的可恨之处在于他自己的私生活淫靡腐烂，却又对妻子进行非人的控制和压制。他只要一出家门，就将妻子锁在房间里。妻子唯一的外出就是回娘家看看，还不能留宿，不到晚上就得回来。她每天只是傍晚的时候被允许出门倒马桶，其余时间一律都被束缚在房间里，真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囚徒。难怪潘金莲一针见血地指出：“他那老婆也是个不长俊的行货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没见个天日儿，敢每日只在屋里坐天牢哩！”如此严酷地对待自己的妻子，俨然一副道学者的嘴脸。但是他自己却丝毫不讲士林的修持和操守，不仅无赖透顶地打听雇主房帷之事，而且逼迫小厮与他行苟且之欢。为了满足他变态的淫欲，对小厮先是利诱，将其灌醉达到奸淫之目的。如若小厮稍有反抗则采取威逼的手段，甚至还动手打骂，活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无耻流氓。积压的委屈和怨恨让小厮画童儿起来反抗，将他的流氓无赖行径一一地告诉了主人，最终撕下了温必古“温文尔雅”的伪饰，暴露了他丑恶卑劣的嘴脸。震怒之下的西门庆也无法容忍他吃里爬外的行径，将他赶出了西门府。但是我们知道，像这样秽行恶德的人还是会继续为害的，只要他的假面具不被识破，他就有继续行骗的市场。恶浊的士风之下，这样的士人是不乏其人的！

《金瓶梅》的作者对沉浮于波涛汹涌的欲海中的士林群像的具体生动的描绘，揭示了晚明奢靡淫荡、物欲横流的社会对正常人性的挤压。人们的心灵世界因此而陷入一种混乱迷惘的境地，走向了人性的荒野之中。士人的纵情放性是这种颓败风气影响的结果，是当时世俗社会流行风尚的真实映现。

三、享乐的贪求

晚明社会，是一个享乐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此种风尚之形成，与商业之繁荣、商人奢靡的生活关系至大。商人声色犬马的生活，不仅引导着商业、服务业之发展，亦引领着城市生活之风尚。这种风尚，亦直接带到士人群落中来。奢靡享乐，作为观念，作为趣味，作为风尚，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蔓延。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二年八月，陕西道御史赵文炳上疏称：“未有小民奢侈而不困窘者，亦未有居官奢侈而能清介者。迩来繁华僭逾，风俗大坏，则去奢崇俭，诚就时急务。但大臣不行，何以表百官；京师不行，何以示天下，则皆宜身先节约以为众庶倡。”看来，晚明从上到下形成的奢侈享乐之风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全社会性的问题。具体来说，反映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享乐世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华美服饰的贪求。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了一道关于服饰的诏令。事无巨细地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一代服饰的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人，只能享用本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否则将触犯法律，被罪入狱。但从明代中期以后，这些禁令已经形同虚设，僭用已习以为常。服饰越来越追求华美，凡衣必用绮纨制成。于是，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形成一种互相攀比之风。名臣张居正，性喜华楚，穿衣必“鲜美耀目，膏沐脂香，早暮递进”。据说，有时候，一顿饭的工夫他可以更换衣服好几次。《金瓶梅》中，西门庆给蔡太师送礼，总是费尽心思地送一些奇巧华美的衣服和衣料，比如蟒袍、龙袍、狮蛮玉带、金镶奇南香带和各种各样的布料等。送给蔡状元和安进士的礼物也是金缎、色缎、领绢等名贵布匹。小说中，对这些士大夫的穿戴也不厌其烦地细细描写。士林如此，下层市井细民也同样如此，豪家如此，贫人亦不例外。甚至家无担石，也要想办法穿得华丽。典型的如贫穷落魄的常时节，刚刚得到西门庆的周济，就迫不及待地去买了许多新衣服来穿。西门庆家里众多的妻妾和奴婢们在世风的熏染下，贪求华服美饰。小说对她们的服饰细致地一一呈现。通过她们的服饰打扮，映衬出深刻的意蕴。潘金莲还是武大郎妻子的时候，穿戴还是很寒酸简朴的，只是白夏布衫儿，桃红裙子，蓝比甲，一副标准的寒门小户之妻的打扮。但是，当她后来成为豪富西门庆的宠妾后，打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一个标准的贵妇。在书中第十五回中，李瓶儿请西门庆众妻妾观灯夜宴之时，她们都盛装打扮，一个个花枝招展：“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娇绿段裙，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段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灯笼儿。”她们的装束完全僭越了明朝的禁令，仿照宫里妇人的打扮，难怪路上行人把她们错认为是公侯府里的宅眷。此时的潘金莲今非昔比，在奢靡成风的西门府她蜕变成为养尊处优、只知打扮邀宠的贵妇。主子如此，下人也不甘贫穷，和西门庆有染的仆妇和伙计之妻们也公然穿金戴银，服饰华丽。西门庆勾引她们上钩的诱饵往往多是一些漂亮的衣服、华丽的布匹和奇丽精巧的首饰。当她们满足了他的淫欲后，这些女人就会开口讨要这些东西，并且迫不及待地穿戴出来，招摇过市。仆妇宋惠莲和西门庆通奸的媒介就是一匹蓝缎子。收用如意儿的第二天早上，西门庆把李瓶儿的四根簪子赏给了她。西门庆身边的女人，得到衣服首饰后都很满足，这些都足以说明晚明之人对华服美饰的狂热追索。

服饰如此，饮食亦然。《金瓶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时人的饮食状况。西门庆家里即使是一餐普通的早饭，也必定将各种佳肴美味摆满桌子：“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烂下饭：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粳米投着各种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丰富奢侈得让人惊叹。西门庆与士大夫们的交往，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即是大大小小、连绵不断的各种宴会，那些官吏们也无休止地要求在西门府中大摆筵席，甚至，有时候一席之费，多达千金，可谓奢靡无节。不仅如此，这些无行的官吏们吃完了还要拿走各种各样的食品与精美的食器。通过写饮食，入木三分地嘲弄了官吏们的贪婪可鄙。

西门庆家的饮食，主食可谓花样繁多，名目繁多的各种果馅饼，水面、寿面、喜面、汤饭、匾食等；酒的品种亦多，最贵重的乃为金华酒，西门府上到主子，下到得宠的奴婢都可以经常喝上金华酒。其次还有葡萄酒、荷花酒、菊花酒等；菜肴更是数不胜数，烧鹅、烧鸭、猪头肉、螃蟹甚至是作为贡品的鲥鱼也常出现在他家平常囿酒的餐桌上。《金瓶梅》中的各种茶也令人眼花缭乱，数不胜数，果仁泡茶、六安茶、吴月娘扫雪烹雀舍牙茶等。“据有人统计，小说写到的菜肴约有200种，其中禽类41种，畜（兽）类67种，水产类25种，素菜24种，蛋品2种，糕类12种，面食类30种，饭粥类12种；另有汤类7种，酒类31种，茶类19种，干鲜果品21种。”这样一本细账，真是令人惊叹，作者写饮食，下足了功夫。说明了当时社会生活奢靡的风气之盛。

饮食的豪奢之风，首倡在宫廷。成化以后，皇帝和后妃们过着穷奢极欲的颓废生活。据说，宫廷中有一种豆腐，其原料是用百鸟的脑髓制成。一盘豆腐，需花费近千只鸟脑，可见奢侈至极。士大夫也不甘清贫的生活，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们可谓费尽心思，刻意求精，无所顾忌地挥霍。名臣张居正的一餐饮食，摆在面前的肴品已经超过百味，还觉得没有可吃的东西。士大夫不仅为应付官场交际而举行宴会，即使家居、游宦途中也不忘宴饮享乐，他们每日心心念念的，就是口腹之欲。彼时，士大夫中还相当风行鞋杯行酒。《金瓶梅》第六回就有这样一段描写：“少顷，西门庆又脱下他（按：指潘金莲）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吃鞋杯酒，用今人的眼光来看，未免有些污秽放荡，令人生厌。但在晚明，却被士林推崇有加，将此看做风雅潇洒之事。史载，明隆庆年间，何良俊到苏州，在河下遇到王世贞。当天就在友人家夜宴。何良俊袖中正好带着名妓王赛玉的一只绣花鞋，醉中就拿出来行酒。第二天王世贞就在扇上书长歌以记之，士林将之传为美谈。流风所被，遍及全国，人们争相效尤，形成时尚。《金瓶梅》的作者显然对文人中流行的这种放浪形骸的习俗相当熟悉，所以在小说中细致地给予呈现“吃鞋杯耍子”的场面。

观戏听曲的享乐。《金瓶梅》描摹了许多关于人们欣赏戏曲和歌曲的场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西门庆家凡遇到婚丧嫁娶，大小宴会都必定有乐工、妓女或唱曲的女伎来弹唱囿酒。比如乐工李铭、郑奉；妓女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歌女郁大姐、申二姐等均是西门府的常客。西门庆更是将家里四个美丽漂亮的大丫头春梅、玉箫、迎春、兰香从婢女中挑选出来，聘请乐工李铭指拨、教演她们弹唱。家里来了贵客，就让她们打扮好在席前献唱。明代的士大夫蓄养家庭乐班是诗酒风流生活必不可少的点缀。如李中麓，家中“戏子几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童歌者数人。”与此相同，另一个文人潘允瑞，为筹建家乐班子，不惜钱财和工夫，多次亲自到苏州选购演戏的小厮。这些演戏的奴仆中，也有少数是自己上门投靠的，而有些则是从往来于苏州、上海之间专门贩卖优伶或奴仆的中间人手里买来的。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他家的家乐班，生旦净丑俱全，共有二十余位演员，可以演出许多大型的剧目，以致当地的知县也曾多次借他的家乐班演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家庭戏班，就是绍兴张氏家族的戏班。自万历以后，张岱的祖父就开始蓄养声伎，组成了很多家乐班子，如：可餐班、武陵班、吴郡班、苏小小班等。《金瓶梅》的作者将这种世风深刻地反映在文本之中。如朝廷大员蔡太师蓄养着一个二十四人组成的家乐班。蔡蕴和安忱进入西门府时，西门庆专门聘请了一起苏州戏子来伺候他们。席间，先演唱了一折《香囊记》，然后蔡状元和安进士吩咐他们各唱了一套曲子。从他们点唱曲子的娴熟，可推测出他们对当时的戏曲是非常熟稔的。

综上，《金瓶梅》将晚明纵情放性、追求人生自适的世风艺术地予以深刻的揭露，此种风气，不唯士人阶层，且遍及市民社会。士林和市井百姓共同的欲求就是最大化地享受现实人生，并往往放情竭意，穷欢极乐，生活流于放佚淫靡。士林的世俗化和庸俗化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价值至晚明已处于享乐自适的浪漫洪荒中而风雨飘摇。末世王朝，造就了末世的芸芸众生。洞达社会的兰陵笑笑生只能在《金瓶梅》的世界中发出悲凉苍白的感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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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理.世纪末的困惑——论《金瓶梅》与晚明文人的价值失落［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8

乌兰其木格，女，蒙古族，内蒙古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