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士风对吴文英人格心态与审美心理的影响

试论宋末士风对吴文英人格心态与审美心理之影响

李亚振①

摘要：本文从宋末的社会环境入手，分析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士风与文学之互动关系，从士人风尚的角度探析吴文英的人格心态，将其置于历史与文学发展的交汇点上，从而诠释出梦窗词背后的吴文英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心理。

关键词：士风；吴文英；人格心态；审美心理

本文所涉及的宋末，特指南宋后期宁宗、理宗、度宗三朝，前后近八十余年。宋室南渡之初，曾一度呈现出“中兴”局面，但是自宁宗朝始，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倾轧、矛盾尖锐，远甚于前代，南宋国势迅速衰落。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赵汝愚，将赵及其支持者陆续流放，致使赵汝愚暴死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同时将赵汝愚﹑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定为“逆党”，斥道学为伪学，开列“伪学逆党”党籍，立庆元党禁。后韩侂胄专权，盲目发动“开禧北伐”，在对金的作战中失败，导致金军入境，宋屈辱求和。同时，史弥远设计杀死韩侂胄，并将韩之首级送予金人，签下了宋金间更为屈辱的嘉定协议。此后，史弥远牢牢控制了南宋政局，且于嘉定十年，乘宁宗逝世之际发动宫廷政变，废原储君赵竑，另立自己易操纵的赵昀为帝，即为理宗。理宗朝时，因对史弥远擅权的不满，正直士大夫真德秀、魏了翁等纷纷上疏为济王赵竑鸣不平，继而引发出文化领域的江湖诗祸。大兴文字狱令众多文士多年后仍心有余悸。理宗后期、度宗前期，奸佞贾似道取得相位，排除异己，打击贤良，南宋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黑暗的深渊。

吴文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险恶的时代环境里，他出生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卒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①，这一段时间内党争激烈、权相相争，士人多于夹缝中求生存，少了南渡之初那种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爱国热情，大多数低迷颓败，顾影自怜。士人在一次次政治变动中渐渐消磨了自己的责任感，在腐朽没落的政局中自甘堕落，随波逐流，一时间奔竟、奢靡、变节之风泛滥，士大夫道德沦丧，甚至达到无耻的程度。而那些正直的士人，也不再如前代那样直言善谏，以天下为己任，而是采取躲避、漠然的态度，过起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隐逸生活，即使他们心里仍有挥之不去的入仕情结，却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压抑下去。在宋末士人身上，前辈士人的老成内敛被进一步萎缩，呈现出低迷颓废之相。

一、宋末士风对吴文英的人格心态的影响

（一）宋末的隐逸之风与吴文英的边缘人格

宋末时代，昏君当政，权相专权，造成了“君子在野，小人在朝”的不合理现象，正直之士或遭遇政治迫害，或不满于现实，畸形的社会加深了他们对政权的疏离。而南宋后期加剧的冗官政治使文人入仕艰难，科举之路艰辛而漫长，使他们不得不放弃科考而另谋出路。无论是在官场备受挫折和压抑，还是饱尝科考失利、倍感人生冷暖，末世的晦暗最终都将他们推向了最后的心灵净土——隐逸成为弥漫在文人士大夫间的普遍风气。

吴文英以幕僚和清客的身份潦倒终生，他先后于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入仓台幕，于淳祐九年（1249年）入浙东安抚使吴潜幕，于景定元年（1260年）客嗣荣王赵与芮邸。其中于苏州仓台幕的时间最长，近十年之久。其间，吴文英还因翁应龙的关系出入贾似道府，与权相史弥远的儿子史宅之（云麓）相交谊。吴文英没有入仕，却周游于达官显宦之间，这与其所生活的特定时代背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对国家、社会怀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吴文英亦不例外。在梦窗词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国事的关心，对仕宦生活的向往，更多的是入仕不成的失落。他的心中充满了“铜华沧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的家国之忧以及“浪迹尚为客，恨满长安千古道”的失意悲痛。因此，吴文英对政治有一定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却因为畸形的社会形态、腐朽的科举制度以及个人出身等诸多原因，惨遭时代的拒绝与庙堂的放逐。既然不能入朝为官，梦窗便只能以幕僚和清客的身份“曳裾王门，附声权贵”，处理一些具体的幕僚事物，算是对不能进入仕途的一种弥补。但是他那种向往如苏秦、范蠡一样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业，留名青史的梦想却无法实现了，只能是“灯前倦客老貂裘”的一事无成。梦窗有对国事的关注和忧虑，但是作为幕僚和清客的他毕竟远离政治中心，没有经纬国家的权利，这样的状态是非常尴尬的，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如上层士大夫那样拥有雍容闲雅的心境或是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更多的则是对自身生存处境的伤感和哀怜。于是在隐逸风气的盛行之下，梦窗亦希望在自然山水的抚慰下舒解人生失意的悲哀，寻找心灵的避难所。这其间多少无奈自在不言中。那么梦窗是否真的归隐了？在梦窗词中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决意归隐的表述：

薄絮秋云，澹蛾山色，宦情归兴。（《水龙吟·用见山韵饯别》）化苏轼诗句“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表达对宦场的否定，写自己离开苏州仓台幕后，决意归隐杭州。

总不如、绿野身安，镜中未晚。（《瑞鹤仙·寿史云麓》）将仕途、官场比拟成镜中花，言现在认清仕途的虚幻未为晚矣，应及时退隐山野，享受隐逸之乐。

归隐何处？门外垂杨天窄。放船五湖夜色。（《大酺·荷塘小隐》）以设问的方式写出自己归隐的理想所在——不是门外垂杨那样狭小之处，难以容纳广阔胸怀，而是到范蠡隐居的太湖，月夜放舟，超逸洒脱。

湘浪莫迷花蝶梦，江上约，负轻鸥。（《江神子·送翁五峰自鹤江还都》）用庄周梦蝶之典，写不要迷恋官场仕途，人生短促，荣华如梦，不如早早归隐，实践鸥盟之约。

这样的例子在梦窗词中还有很多，可见在社会风气的熏染之下，梦窗亦有归隐的情结，但是仔细研读，却发现这些作品中真正写自然风光和隐居之乐的并不多，反而更多流露出的是一种对时事的无奈，面对现实，词人无可作为，放任自流，隐逸或许是一味安抚心灵的良药。而更重要的是，在古代潇洒归隐被看做是一种名士风范，文人不得入仕或是入仕不得志，归隐是一种不失身份的体面举动，亦可满足这些文人雅士附雅的心理以及弥补他们在心灵上的缺失。但是梦窗决意归隐却没有归隐，在十年苏州仓台幕僚生活后又先后在杭州、越州等地继续幕僚和清客的生活，毕竟归隐还需要肥遁之资。在仕途上无法立足，却也要面对生计问题。吴文英没有政治背景没有经济基础，如果辞掉幕僚的工作便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因此，梦窗虽有隐居之心，却也不得不面对生活危机。

吴文英胸怀大志却无法正常走入仕途，想要归隐却又囊中羞涩，作为封建文人的他，自幼接受的儒家教育使他不甘心于寂寞的老死田间，他在仕与隐之间无奈的徘徊，在这一天平上左右摇摆，然而这两种渴望又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当然，这种彷徨、苦闷与失落是时代、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和士大夫权力核心阶层与真正的山林隐逸者相比而言，吴文英仕不能，隐不能，两难的境地造就了他无奈的心态和边缘化的人格。一方面，梦窗无法敲开权贵的大门，无法挤入政权中心，成为上层精英士人，另一方面，他既缺乏隐逸的资本，也没有真正老死埋名乡间的勇气。无论其如何挣扎，始终摆脱不了被孤立的命运和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他成了这个没落社会里的“局外人”，似乎自古以来文人雅士所应有的“正途”都没有他的位置，而正是这种“边缘化”的人格，造就了他多变的价值取向，使他不会像姜夔那样以名士、雅士的身份孤高自傲、不合流俗；更不会如稼轩那样尚侠任气、率性直言，因此，他的作品是苦闷的、感伤的、颓废的、繁复的、隐晦的，在末世隐逸之风盛行下他非仕非隐，这是时代凋敝所带来的压力，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阵痛，以幕僚和清客的身份“曳裾权门”实非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吴文英一生都处于不安、焦虑和彷徨的状态。

（二）宋末的奔竞之风与吴文英的矛盾心态

宋末奔竞之风的盛行，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士人道德的沦丧。吴文英所生活的理宗、度宗两朝，士风最为低迷。南宋后期，政治上的最大弊端就是权相专权，理宗时有史弥远擅权，度宗时有贾似道专政，宰相以个人之好恶掌握百官的任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于是一批士人为了能够尽快实现升官发财的愿望，禁不住利益诱惑，主动加入奔竞的行列。原本讲究“修身”的“清高”士人在名利面前成了名副其实的投机者、软骨头，他们见风使舵，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极尽谄媚之能事，奔竞之风最终造成了士大夫人格的扭曲和价值观的沦丧。

由于风气使然，吴文英亦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入到奔竞的行列，他是权贵门上的常客，以词章出入侯门，结交的朝廷显贵有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权相史弥远的儿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度宗的生父嗣荣王赵与芮等，梦窗与他们赋词唱和，过从甚密。在吴文英众多的交游之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他与吴潜、贾似道的关系。这是因为吴潜和贾似道在历史上是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为千古忠良，一为朝廷奸佞，吴文英却与这两位人品天差地别的人物都有较深的往来，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按《宋史》，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人。嘉定十年（1224年）以榜首登第，淳祐十一年（1251年）三月，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开庆元年（1259掂）八月，特进崇国公，判宁国府。还家。致仕离任时，庆元百姓匍伏挽留，热泪相送。可见吴潜是一个公忠体国、节用爱民之人。吴潜曾两度入相，颇有“贤誉”。后却惨遭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毒死于贬所循州。吴潜与贾似道忠奸对立，矛盾早已有之。据《宋史·贾似道传》载：“初，似道在汉阳，时丞相吴潜用监察御史饶应子言，移之黄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属江阃。黄虽下流，实兵冲。似道以为潜欲杀己，衔之。且闻潜事急时，每事先发后奏；帝欲立荣王子孟启为太子，潜又不可。帝已积怒潜，似道遂陈建储之策，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称旨。乃议立孟启，贬潜循州，尽逐其党人。”这段史料讲了吴潜与贾似道的两次冲突：一是吴潜派贾似道驻军黄州，黄州乃是军事要冲，贾似道以为吴潜此举是要将他置于死地，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二是吴潜作为度宗的老师，在理宗面前却极力反对立其为太子，此时贾似道趁机上书，力主立忠王为太子，以迎合理宗之意，又命侍御史沈炎罗织吴潜指挥作战不力、在立储问题上“奸谋不测”等罪名，理宗便下令削去了吴潜的左丞相之职，流放其党人。最终贾似道密使人在循州将吴潜毒死，扫清了自己的政治障碍。

吴潜与贾似道忠奸对立，积怨甚深，形成党派，吴文英一介布衣，本远离权利中心和政治斗争，却在当时奔竞风气的影响下，不自觉卷入其中，饱受心灵的痛苦挣扎。

吴文英与吴潜最先相识，嘉熙二至三年（1238～1239）间，吴文英在苏州仓台幕上，吴潜任平江府知府（宋代称苏州为平江），而吴文英的兄长翁逢龙任该府通判，因这层关系，吴文英得以与后来的左丞相吴潜相识，二人志同道合、相交甚欢，梦窗与吴潜二人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产生很大影响。此期间，梦窗与吴潜二人曾共游沧浪亭，梦窗作《金缕歌·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词，吴潜亦有和章。通过这首词，可以看出梦窗与吴潜二人虽然身份地位不同，却有着真挚的友谊：

乔木生云气。访中兴、英雄陈迹，暗追前事。战舰东风悭借便，梦断神州故里。旋小筑、吴宫闲地。华表月明归夜鹤，叹当时、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溅清泪。

遨头小簇行春队。步苍苔、寻幽别坞，问梅开未？重唱梅边新度曲，催发寒梢冻蕊。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

这首词感慨时事，词的上片从沧浪亭着笔，由悼古写起，缅怀中兴的英雄，伤叹不堪回首的往事，面对物是人非，词人潸然泪下。下片则抒发了二人游园的同忧同愁：“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东君，指的是吴潜，这两韵寓意深刻，词人盼望寒消冻解，国家能够重现春日景象，而把这一希望的重任全部寄托在吴潜身上。但是却是“后不如今今非昔”，国势日渐衰颓，二人面对这亘古长流的沧浪水，空怀一腔愤恨，无语付之一醉。通过此词可以看出，梦窗与吴潜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二人面对眼前景所生成的那种相知相恨之叹，体现了二人的真挚友谊和知己之情。

后吴潜赴越州任职，梦窗也离开仓幕，辗转奔波于苏杭两地，其间，梦窗或因贾似道府吏翁应龙的关系，得以结识当时任京湖制置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的贾似道。吴文英曾在贾似道府酬唱，《梦窗集》中有赠贾词四首，其中有三首作于这一时期。梦窗以词结交权贵，献上的多是寿词或宴饮时即席之作，这在南宋时的上流社会非常流行，而梦窗正是这种场合上的明星。他为贾似道写了两首祝寿词，一首《宴清都·寿秋壑》，一首《木兰花慢·寿秋壑》，都写得非常铺排夸张，以精致巧妙的语言对贾似道曲意逢迎，尤其《宴清都·寿秋壑》中“黄粱露湿秋江，转万里、云樯蔽昼。正虎落、马静晨嘶，连营夜沉刁斗。”说贾似道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指挥千军万马，转战万里，而军营内，夜无刁斗警示之声，晨无战马激搏之嘶，真是一片承平景象。其实蒙古兵早已攻破了襄阳、随州等地。在《木兰花慢·寿秋壑》中，善于用典的梦窗，把贾似道比做劳苦功高的文太师，比做汉朝大将周亚夫，歌颂其治军有功、国泰民丰。在这些词中，我们只能看到一派闲雅高华的情调和伪饰生平的语言。吴文英一生未能入仕，毕生精力钻研词艺，而以词章应对酬唱，是梦窗彰显个人才华的机会，也是其个人价值的体现，梦窗很看重这一点。因此，他准确地揣摩了贾似道好大喜功、附庸风雅的心理，挖空心思构造出繁荣昌盛的太平景象，至于是否失真，似乎并不在考虑之内，因为他要迎合的只是一个权贵者心思。在奔竞风气之下，士人为风所移，很容易失去主观判断能力，不再有个人信念，吴文英成为当时时尚潮流中的一员。梦窗本以词章为谋生手段，曳据权贵，为实现个体价值和满足生活需求，他的“边缘化”人格以及时代的谄谀风气恰似一道催化剂，致使他最终选择了随波逐流。

但是后来吴潜被贬循州，贾似道权利日盛，吴潜被贾似道毒害致死，梦窗亦怀念昔时友谊，毕竟梦窗与吴潜二人乃是同心同德的真正好友，他在《西平乐慢·过西湖先贤堂，伤今感昔，泫然出涕》中，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不敢公开悼念，以羊昙悼念谢安醉中误过西州门而痛苦的典故自况，隐晦的怀念吴潜，慨叹之声，发伤感之情，以寄哀思。而此后吴文英并未停止对贾似道的词章酬赠，他又做《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标榜贾似道风雅、清高，巧妙的取悦贾似道，并在赠贾似道门客翁宾旸的词作《沁园春》中以“玉麈生风，貂裘明雪，幕府英雄今几人”赞贾似道是运筹帷幄的儒将。

前文提过，吴文英以词章曳裾权门，有一点是迫于生计压力，在文人优雅的背后总是隐藏着许多难言之隐，末代的晦暗使儒家典籍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训示变得苍白无力，梦窗以其边缘化的生存状态矛盾的存在着，他忧国忧民，对吴潜始终怀有一种敬重之情，他落魄潦倒，不得不谄媚权贵，以换取与自己才华相应的物质生活，他矛盾地挣扎着，煎熬着，在物欲与高洁间无奈的徘徊。因此，吴文英是一个矛盾的、复杂的，也是最真实的个体，在奔竞之风下的所显现的矛盾心态，是吴文英悲观个性的一种体现，是一个文士受士风所左右，人生轨迹被动转变的心路历程，但最终梦窗仍然潦倒终生，无法逃遁“困踬而死”的结局，这是大的时代环境使然造成了其悲剧一生的命运。

二、宋末士风对吴文英的审美心理的影响

（一）宋末的江湖风气与吴文英凄凉感伤的心境

宋末社会，求仕之路的艰难使得众多士人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他们欲进不能，欲退不甘，只能流落江湖，辗转奔波，饱受羁旅之苦。于是，浓重的江湖风气在宋末文坛弥漫开来，大群奔走在江湖的士人共同构成和推动了这股江湖之风。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委顿江湖的寂寞与无奈，以及流落江湖的奔波劳碌与漂泊无依。而吴文英正是宋末江湖士人的典型，他的人生是众多江湖士人的缩影，他的《梦窗词》唱出了这个时代江湖士人漂泊的无奈。

吴文英的一生是奔波的一生，在梦窗集中，他自署为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其本姓翁，后出继吴氏，梦窗早年离家在南宋都城临安（杭州）生活了一段时间，二十五岁时离杭游德清，三十三岁入苏州仓幕，其间因公事等原因，梦窗亦经常奔波于杭州、吴中、淮安、新邑等地，四十五岁，梦窗离吴赴杭，四十六岁，重返苏州，四十七岁，又返回杭州，五十岁后则一直奔波于杭州、越州两地。纵观吴文英一生，长期处于频繁的旅途奔波之中，当然这种旅途奔波并非闲适地游山玩水，而是为生计所迫，因此在生活和情感的压力下，吴文英的作品充满了浓重的漂泊无依之感、天涯羁旅之恨：

自叹江湖，雕龙心尽，相携蠹鱼箧。（《一寸金·赠笔工刘衍》）

东风不管，燕子初来，一夜春寒。（《诉衷情·柳腰空舞翠裙烟》）

霜饱花腴，烛消人瘦，秋光作也都难。病怀强宽。恨雁声、偏落歌前。记年时、旧宿凄凉，暮烟秋雨野桥寒。（《霜花腴·重阳前一日泛石湖》）

算江湖幽梦，频绕残钟。（《江南好·行锦归来》）

一寸悲秋，生动万种凄凉。（《玉蝴蝶·角断签鸣疏点》）

思渺西风，怅行踪、浪逐南飞高雁。怯上翠微，危楼更堪凭晚。（《惜秋华·八日飞翼楼登高》）

身老江湖，蝶情春飞雁天南。（《声声慢·和沈时斋八日登高韵味》）

在词中，梦窗为我们呈现的其自画像多是一个漂泊不定、旅食他乡、身老江湖的落魄文人形象，“自怜两鬓清霜，一年寒食，又身在、云山深处。”（《祝英台近·春日客龟溪游废园》）“自唱新词送岁华，鬓丝添得老生涯。”（《思佳客·癸卯除夕》）他深深的厌倦这样的生活，将自己说成是一事无成、身心俱疲的江湖“倦客”：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念倦客依前，貂裘茸帽，重向淞江照影。（《十二郎·垂虹桥》）他慨叹自己孤苦无依的困厄命运：“衣懒换，酒难赊，可怜此昔看梅花。”（《思佳客·癸卯除夕》）“窗粘了。翠池春小，波冷鸳鸯觉。”（《点绛唇·和吴见山韵》）他对自己的前景感到迷茫、恐惧，便不停地用回忆与梦幻同自己对话，用年少时的美好温馨消解如今的寂寞：“紫燕红楼歌断，锦瑟年华一箭。”（《谒金门·和勿斋韵》）“玉舟曾洗芙蓉水，泻青冰。秋梦浅，醉云清。”（《花上月令·文园消渴爱江清》）长年的羁旅漂泊意味着动荡、不稳定、不安宁和无归属感，这种无着无依的悬浮状态给梦窗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以至于他在旅途中所见的景色也是满目萧然、凄凉衰败的：“万里关河眼。愁凝处，渺渺残照红敛。天低远树，潮汐断巷，路回淮甸。”（《宴清都·万里关河眼》）“怕上翠微，伤心乱烟残照。西湖镜掩尘沙，翳晓影、秦鬟云扰。”（《惜秋华·重九》）梦窗词完美的将奔波的孤寂凄苦与人生的失意困顿融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所思、所感，幽怨缠绵地抒发开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人阶层漂泊无依、缺乏归属感的境遇所造成的巨大焦虑为话语建构提供了强大的心理驱动力。具体就吴文英而言，宋末日渐衰颓的国势、曾经美好爱情的永逝，都与其浮萍般的生命紧密相连，他如一叶扁舟，游幕江湖，沉沦下僚，扮演的角色仅仅是权贵盛宴上的点缀，这样的生活伴其一生，直至风烛残年，困踬而死。他天生的敏感和多情，将这种浪迹江湖的漂泊之感、绝望迷茫的状态诠释得凄迷感伤，将家国之感、身世之叹、离合之悲三者浑然的融合，这样的复杂情感远非柳永、秦观等盛世羁旅词人所能体悟，它只属于末世的江湖士人，属于奔波一生却布衣终身的吴文英，他的一首《永遇乐·乙巳中秋风雨》将这种凄凉感伤渲染到极致：(www.xing528.com)

风拂尘徽，雨侵凉榻，才动秋思。缓酒销更，移灯傍影，净洗芭蕉耳。铜华沧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算阴晴，浑似几番，渭城故人离会。

青楼旧日，高歌取醉，唤出玉人梳洗。红叶流光，苹花两鬓，心事成秋水。白凝虚晓，香吹轻烬，倚窗小瓶疏桂。问深宫，姮娥正在，妒云第几。

写这首词时，梦窗四十六岁，在苏州。上片将家国之忧打入个人身世之叹。发端写秋景，用“雨侵凉榻，才动秋思”展示了自己漂泊、凄苦、孤寂的生活。“缓酒销更，移灯傍影”一韵写自己愁绪满怀，只能以酒消愁。“傍影”写出陪伴自己的只有灯下的影子，突出了形影相吊的孤独气氛，而此时窗外传来了风雨淅沥、芭蕉簌簌的声音，更添离人心中凄苦。为什么这么愁？人生漂泊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就是“铜华沧海，愁霾重嶂”，梦窗用了铜驼荆棘与沧海桑田的典故，表达了对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忧虑，时蒙古军队不断南侵，宋王朝国势日渐危殆，词人面对这样的形势，虽无投笔奋起的雄心，亦有大厦将倾、人生无常之叹。“燕北雁南天外”说家国之忧、身世之叹轮番袭击着自己，在风雨中，“渭城故人离会”，已经没有熟悉的人了，剩下的只有孤独、寂寞、凄苦。下片写自己悲欢离合的往事，“青楼旧日，高歌取醉，唤出玉人梳洗。”回忆了昔日里曾在苏州发生的那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可是转眼间，“红叶流光，苹花两鬓，心事成秋水。”一事无成的自己已是两鬓斑白，心凉如水，外面风雨停歇，白云凝滞，屋子里炉香将尽，月光黯淡，爱人已不在。整首词充满了人生失意、感伤凄凉的江湖味道。

总之，梦窗词所呈现出的凄凉感伤的心境，与吴文英身处末世、寄人篱下、四处漂泊的生活和心态是分不开的。吴文英的这些江湖词作渗透着时代的伤感和自身的困惑，是词人自己真正的情感与人生的写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末江湖风气盛行之下士人的普遍心态和情绪体验。

（二）宋末的颓废士风与吴文英的变态审美心理

宋末三朝，乃是多事之秋，国家持续衰敝并进一步恶化，呈现出政治腐朽、经济凋敝、思想僵化等特征，宋末社会的种种特征使士人本固有的奔竞、奢靡、变节、空谈、崇虚名等不良风习变本加厉。士，作为社会的良心、道德道义的承担者，却摒弃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支持，传统儒家精神失落，士人阶层整体道德水平下滑，士风主流颓废败坏。另一方面，忠义之士隐居不仕，奸佞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小人得志，正直之士们经历了痛苦挣扎后终是心灰意冷，他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于是在末世之中沉沦，冷眼旁观着帝国最后的夕阳。

宋末残酷的社会现实恰似一抹浓重的暗影投摄在吴文英心灵的最深处，颓废的士风造就了梦窗黯淡的心态以及迥异于人的变态审美心理。在士习普遍颓废不振的情况下，吴文英的心理亦是因社会而波动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时代的忧患意识和抑郁情怀，反映出其在特殊的历史时代里的痛苦乃至于绝望的心路历程。

变态审美心理，是一个由精神病领域借入到文艺创作理论中的专用术语，“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虚实不分，真假莫辨，混淆现实与想象或幻想的界限，把想象或幻想当成真实，把心理的东西当成物理的东西。他们在内心里建立一个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似乎觉得有充分的信心；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们所理解的现实的共同因素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他根据自己的感觉来解释一切事物，而不顾也不了解实际的情况……其实做梦也正是一种变态，不过这是常态的变态。”①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也就是说，艺术是想象的产物，当创作者在文学生产的活动中以非常态的心理关照事物，会使作品形成怪异的审美亮点。

在宋末颓废风气中，士人丧失了原有的社会热情，他们从个体到精神都远离政治中心，在偏安的东南一隅，歌舞宴饮，结社酬唱，逃避着现实的残酷，更逃避着对未来的恐惧。吴文英混迹江湖，身遭离乱，羁旅行役之累，世态炎凉之感，情感遭遇之苦，都使敏感的词人对那颗幽怨缠绵的心灵吟唱不已。面对着国事日非，情感失意，梦窗无法排遣个人内心的痛苦，于是他便把自己编织在梦幻的世界，以获得情感或心理上的某种补偿。吴文英以变态审美心理将缕缕情思寄托在自己的词作中，将平生的失意和悲观融入到自己所营造的梦幻世界里，因此他的那些如梦如幻的作品留给人的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感觉。

梦窗精于写梦，据初步统计，在现存梦窗词三百四十一首作品中，“梦”字出现的频率高达一百七十六次（不包括虽写梦境但是却无“梦”字的作品），梦窗如此钟情于写“梦”，这在以往的词人中是罕见的。吴文英的梦幻心理，“可以看做是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虚无’心理，其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态度，一般来说可以表现为两种情况：达观和悲观。因觉梦幻而达观或努力达观，前者是‘道’、‘佛’的境界，后者我们在不少文人的作品中也屡见；因觉梦幻而感梦幻的可爱，苦苦地寻梦、找梦，则难免落入悲观的渊薮。”①事实上，在吴文英的词作中，我们很少能看到词人因幻梦而达观，更多的是词人于梦中的沉醉与怅然若失。梦窗执著于梦幻的写作，虽然充满了一种破灭感，呈现出悲观的心态，但是他却又屡屡主动地去寻求过去遗失的美好，其结果是梦窗对现实、对未来更加失望，转而再回到梦中寻找寄托和慰藉，这样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于是他做了一首又一首的词，也做了一个又一个难圆的梦。

吴文英词中占很大比重的伤逝感怀之作，大多是为纪念苏州和杭州的两位姬妾，其中一个因故被迫遣去，另一个盛年亡故。在这些感伤的作品中，充溢着词人生离死别的生命之恋，那些过往的温馨总是如梦如幻地映现在梦窗情感的窗口，挥之不去，令吴文英久久沉浸，伤怀不已。如其长达二百四十字的自度曲《莺啼序·春晚感怀》：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时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萎，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在这首词中，吴文英回忆了与杭州亡妾共同生活的那段难忘时光。在梦幻的境界里，词人似乎又回到当年的西湖，与爱人初时的邂逅相遇到后来的生离死别，都写得感人至深。

全词共分四节，开篇便在“残寒”“病酒”中散播沉闷的气氛，渲染沉郁的心境，晚来的燕子飞过，带来已是暮春的消息，清明时节，乘着画船，看到的是两岸的杨柳依依，亭台楼榭。在泛舟的过程中，自己的那颗离恨的心也慢慢荡漾开来，随着晴烟风絮，慢慢飘散。

在紧接着的第二节中，词人的思绪飘回了那年的西子湖畔，开始了如梦的回忆：那年常常在西湖边欣赏杨柳堆烟的美景，在柳树下系上坐骑，那个时候，连尘也娇、雾也软，偶然与爱妾相遇，她的真情，她的美丽，吸引着自己穿越百转千回的桃林，随她而去。可是仙境般的热恋生活转眼成空，接踵而来的就是洒泪相别。分手后，斜阳空堤，仅剩鸥鹭。从初相逢到惜别，整个故事恍惝迷离，昔日之情历历在目。

忽然间词人似乎大梦初醒一般，醒来后发现，自己又如当日一样停留在西湖之畔，只是今日的故地重访，人已去，楼已空，一切已无当年的影子。忽然间，词人心中微微一颤，仿佛又看到了爱人的眼睛，而那场梦又继续开来：初相遇时，她那双眼睛顾盼多情，使人难以忘怀，她的清秀的眉宇，使苍翠的远山都感到羞愧，相爱的人在渔灯闪耀的春夜荡舟湖上，可是如今她如香似玉的生命却已经枯萎，而分别时含泪题在墙壁上的诗已然暗淡不清。在这一节中，吴文英抒写了如梦如幻的心灵颤动以及生离死别后的迷离恍惚，今昔交错，大开大合，大喜大悲，荡气回肠。

紧接着，词人写了自己的伤悼之情，自己如今已是半鬓白发，可是仍然难忘昔日的恋情，站在高亭上远眺，望不到伊人身影。每日望着爱人留下的遗物发呆，那昔日里所赠的手帕，还留有离别时的泪痕。相思的悲情，只能寄予琴声，伤心奈何，此恨无期。

在这首《莺啼序》中，吴文英如痴如醉地沉迷于往昔的梦幻，梦境复杂深曲，与现实交错辉映，缠绵悱恻地抒写了词人心中那股浓重的苦恋相思之情，饱含了对幸福爱情的热烈追求与渴望，又充满了那种好景永逝，今不胜昔的无限哀伤。

在颓废风气之下，梦窗词亦呈现出颓废感伤的艺术特质。通过吴文英虚实相生、如梦如幻的笔法，将这种感伤情怀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反映了词人的真情实感，读后感人肺腑，动人心肠。吴文英凭借其迥异于人的变态审美心理，在词体创作领域开创出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以炫人眼目之态屹立词坛，奠定了吴文英在词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结　语

宋末士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人格心态与审美心理，进而影响到文人作品风貌，吴文英词作所呈现的复杂性、梦幻性、矛盾性等诸多特征，是词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受时代风气所左右，自觉或被动作出的选择，进而折射到文学领域的一种表现。正是由于宋末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士风的影响，才会产生这种与衰世相应的别开生面、戛戛独造的梦窗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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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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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田玉琪.徘徊于七宝楼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钱鸿瑛.梦窗词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李亚振，男，回族，河北廊坊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2008级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关于吴文英生卒年的推测颇多，目前主要有下列几种说法：1200～1260（夏承焘说），1205（-7）～1276（杨铁夫说），1205～1270（陆侃如、冯沅君说），1212～1272（-6）（陈邦炎说），1207～1269（谢桃坊说）。另有吴文英生年1204（-5）（朱德慈说）、1227（何林天说），吴文英卒年1268（孙望等主编《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页），本文采用吴文英生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卒于度宗咸淳四年（1268）。

吕俊华.艺术与癫狂［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页。

田玉琪.徘徊于七宝楼台—吴文英词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