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士风与文学研究

北宋党争之士风与文学

赵　飞①

摘要：北宋党争频仍，绵延近半个世纪，在此期间，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一体的北宋士人们皆裹挟进这政治旋涡中，思想行为创作也深深地打上了党争的烙印。本文将就北宋党争这一时期的北宋士人的士风文风进行一番探讨。

关键词：北宋；党争；士风；文风

王水照先生曾经说过：“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比唐人淹博，格局宏大。”②宋代文人与前代文人最大的不同便是他们的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一体的社会身份，这样的身份不但是时代的赋予，更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创作，使得北宋文学呈现出与前世不同的文学特点。而自庆历新政起盘桓北宋朝堂的党争，北宋文人由于这三位一体的社会身份，无法避免更不愿避免。北宋文学也因此打上了党争的深深烙印。

党争，作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产物，历朝历代皆不能免。而北宋党争的层次和内涵，却不是其他朝代的党争可以简单比拟的。北宋党争不单是一场权力之争，更多的是思想之争，学术之争。而正是因为它的这些特点，使得北宋党争不单单作为一场政治背景影响到北宋的文学创作，更是以文士的直接参与，思想的激烈碰撞，对北宋文学的发展起着更深层次的推动作用。

一、北宋党争之背景与原因

（一）政治背景：北宋积贫积弱的窘况和相权、台谏的权力交替

北宋统治政策所带来的积贫积弱的窘况，使得深受新儒学思潮影响、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人们不断建言献策，以至政见不同，相互交争。自真宗朝后宰相权势的明显上升，相权在人事任免、军事、财政上的重要影响力，都使得皇权受到极大威胁，于是自真宗朝后期起，在宋初政治舞台上并无突出作用的台谏，渐渐为皇帝所倚重，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为统治者维护皇权、约束相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被约束的宰相必然抵制和试图控制台谏，二者争权夺势，党争便极易发生。

（二）文化背景：北宋士人重名节尚志气、重师友交游和侥幸告讦的风气①

北宋统治者崇儒重文，加上儒学精神的复苏，使得北宋士人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②。士人们对国家大事都勇于议论，并且由于师承不同，政见不同而互相抵斥，两者相争，便易分而成派。而政见相同的更易联合成党。

北宋师友交游之风盛行，师友相承相持，互相推举奖掖。因为师从不同，思想相异，互相攻讦，便互结党派对立；又因师友相近，极易因相同的政见主张结而为党。

由于统治者希望臣子们互相约束，又因交游之风等的影响，北宋的侥幸告讦之风也很盛，这种风气掺杂在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中，交织在相权和台谏的互相利用、互相排抵之中，时时为党争提供契机，加剧不和的气氛，对党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三）思想背景：王安石、司马光、二程和苏轼的政治理想的异同构成了北宋党争的思想背景

北宋党争至于分党结派，分歧不断，主要还是因为各家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不同所致。因为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迥异其趣，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变法问题上势同水火；王安石和“二程”同中有异，故在变法中先合后分；苏轼与其他数家皆不相同，因此在新旧党争中皆受排挤，始终不得志。②

北宋党争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思想背景下绵延近半个世纪，影响了一代士人的思想和创作。

二、北宋党争影响下之士风

（一）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北宋初期，由于经历五代的混战纷乱，士人们对新建立的赵氏政权并不完全信任，因此更安于隐逸，无心仕进。苏辙曾就此评论：“昔者承五代之乱，天下学者凋丧，而仕者益寡。虽有良才美士，犹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间而效力于官事。”③林逋、魏野、“九僧”，悠闲吟唱，甘愿行吟于山水之中，与梅妻鹤子为伍。而随着政局的稳定以及统治者重文抑武政策的实施，赵宋政权对士人的优厚待遇，使得士人们重燃仕进的热情。北宋士人们对国家兴亡、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被激发，又由于赵宋政权对文士的宽容态度，终有宋一朝，即便文人因言获罪，最多不过一贬再贬，没有因此而丧命的。因而北宋士人对朝政的热切程度，对自我的社会责任感的认知，是以往的朝代所没有的。士人们一改宋初的闲适隐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蹈姿态积极参政，慷慨进言，倾言改革，针砭时政，使得士人们“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①。

（二）畏祸谨言

而当北宋党争进行到如火如荼之时，党派之间的互相攻讦，士人的据事直言，使得许多士人因为党派攻伐，仕途几经坎坷，或者长期沉沦下僚，抑郁不得志。而由于侥幸告讦之风的兴盛，后期的党争愈来愈倾向于从诗文中罗织罪名，打击朋党，如著名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士人们稍不留心，就可能深陷诗祸罗网。向以豪迈闻名诗坛的苏舜钦，见到好友欧阳修的《水谷诗》时，也劝他秘不示人，“畏时讥谤”。②尽管个人对诗祸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诗祸造成的一次次灾难性打击，在当时文人士大夫心理上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于是士人们为保身远祸，渐渐由宋初的积极议论时事变为谨言慎行，不再激切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政治抱负。

三、北宋党争影响下之文风

（一）对文学题材和主题取向的影响

北宋党争在改变着士人的心态和处事方式的同时，也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着士人们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和主题取向。

党争之初，士人因议论时事遭贬而有了更深的社会体验和接近下层民众的机会。如苏轼屡言新法不当，未被采纳，于是辗转外任时，“复作为诗文，离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苏轼文集》卷二十九《乞郡札子》）黄庭坚熙丰间任职下僚，亦多有诗文批评新法实行的失误，执政“听言之道，必以事观之”（《山谷外集》卷十一《按田序》）①。士人们将自己从底层民众中发现的问题付之诗文，希望能借此引起上层统治者的重视。也因此士人们对民众疾苦感受更为真切，因而诗歌中有了更多的反映民生艰难，同情百姓疾苦的作品。像苏轼的《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与苏辙的和作，贾收的《臭中田妇叹》与苏轼的和作，以及苏辙的《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黄庭坚的《上大蒙笼》《次韵邵之才将流民过悬帛岭均田》等。②

而到了党争愈演愈烈之时，政治形势日渐严酷，士人们动辄因诗文获罪，于是为了保身远祸，文学创作的题材和取向便日益脱离政治现实，转而对自然景物的描摹和对日常生活的流连。士人起而参政，诗文议论是因为党争；避而远政，吟咏山水，更是因为党争。

（二）宋诗好议论

宋人之喜爱议论堪称前无古人。以表达政见的奏议文为例，宋人的作品总数远远超过唐人，而且单篇奏议的篇幅也大大扩展了。③当然宋人之喜好议论不光是体现在文章中，更是以好议论的宋诗与重意象的唐诗遥遥相对。宋诗之好议论，不光是受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更是与北宋党争这一大背景分不开的。宋人之议论，不单单是为了追求诗歌技艺的精进创新，以便在唐诗的高峰之后另辟蹊径，更是为了自身的社会担当，发表自身的政治见解。而宋人的党争纷争，在后期更是以诗文罗织罪名，宋诗之好议论不光是受党争影响的产物，更是北宋党争的手段。因而议论之势愈烈。(www.xing528.com)

（三）以诗为词

北宋党争通过诗文罗织罪名已经成了个人或集团之间为了政治利益相互倾轧、相互攻讦的重要手段，如著名的“乌台诗案”和“车盖亭诗案”。随着党争愈演愈烈，党派之间的纷争已不再是最初政治观念的辩争，而成为了无原则的利益倾轧。因此而起的“诗祸”更是数不胜数，以致罗大经《鹤林玉露》中专列有“诗祸”一目。诗祸对士人一次次的打击对于士人的精神影响不可谓不深刻，于是士人们避身远祸，对诗文不再轻易尝试。“乌台诗案”之后，苏轼曾不止一次向人表白:“比已焚笔砚，断作诗，故无缘属和”（《答参寥书》），“某近绝不作诗……独神道碑，墓志数篇耳”（《与陈传道五首》之三）。①但北宋士人被重新唤起的政治热情，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使得士人们的报国之志，时事之感又不舒不快，于是士人们转而寻求诗歌之外的抒发口，词便在这时分担了诗歌的部分言志的功能。词本为“艳科”，是“小道”“诗余”，沉溺于男女私情的苑囿，而北宋士人因为诗歌的言志受到了约束，于是转而求于词，使词跳脱了原本的狭隘取向，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又因为词被北宋士人视为的“小道”，所以没人会从词中检章择句，罗织罪名，于是士人的情感便更真实地反映在词中。士人们的诗歌技艺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了词的创作之中，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四）文人集团的出现

文人集团常常是因为直接的师友过从，因为对集团领袖的服膺，即便文学风格、审美趣尚不尽一致，但却因相互之间的交往，政治观点的一致，而发展成为文学史上特别的一群。而在北宋时期，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各家学说在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时，自然而然地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像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他们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既彼此敬慕，相互奖掖，又经常切磋琢磨，酬唱赠答，因而既享盛名于当日文坛，也由此遭到他人的攻击。①他们因为党争结为一体，又因为党争有了相似的人生经历，可以说同患难共命运，当然就不光在学术上，更多的是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于是他们在政治上同声相契，在文学创作、思想感情上也有了不少共通之处。于是文学创作在这种切磋唱和，提携互进中发展繁荣，也因此成就了一批作家，对后世文人也有积极的影响。

这样党争作为纠缠北宋士人最深的政治时事，影响了北宋士人的士人风气和创作心理。当然这是政治影响文学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北宋党争中，这种影响力表现得更加显著。它不但影响了士人的人生经历，更为深刻地影响到士人的内心，不光是士人们绕不开的时代背景、抒情言志对象，更使得士人的创作也随着受到影响，发生了起转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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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飞，女，河北人，北方民族大学2010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文学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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