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晚期士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分析

北宋中晚期士风与文学

宋　华①

摘要：北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导引下，理学的萌生及勃兴深刻地影响了政局的变化，进而带动了士风的转变，导致宋代集政治家、文学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士人群体心态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取向以及文学思想，因而形成了“诗尚老境”“词尚风雅”的文学趋向，奠定了有宋一代文学创作之基本格调。

关键词：北宋中晚期；士风；文风

士风，即士大夫的风度与风气。简而言之，即是指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有一定共同性的行为特征和精神风貌。宋初以来，士人通过科举取士以及恩荫等途径入仕，享受高官厚禄，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其显贵荣华程度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经历宋初一百余年的积淀，宋代士人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特点渐趋形成。真宗后期开始，伴随北宋积贫积弱现状的显现，士人精神从宋初的循默保守中苏醒，首先从学术思想的阵地展开摒弃释老、复兴儒学的斗争，并促成了仁宗庆历年间的“庆历新政”，以及文坛上诗文革新运动，尽管最终庆历改革失败，但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为理学的勃兴提供了条件，遂而至中期以后有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然而，基于士人政见不同而导致的“朋党”之争，加上北宋台谏制度强化以及变法内容的先天不足，“熙宁变法”以失败告终，并由此带来了政治上的“新旧党争”以及学术上的“蜀洛之争”，这深刻影响了北宋晚期的政局及士风。但与此同时，文学创作则因士人的人格挺立而具清旷特质。徽宗以后，随着党争的变异，政治环境一改中期的“议论争煌煌”而成“党同伐异”，加之统治者的纵容，政治环境空前恶劣，宋初以来奔竟之风及隐逸之风成为士风总体趋向，士人心态在昂扬奋发之后暂时收敛了锋芒，士人注意力转向探讨性理之学，以期以儒道之醇厚扭转政局之颓势，文学创作称赏格高，讲究学问功力。总之，北宋中晚期士风的变化，受到政局变化与理学思潮的催动，同时也深刻地作用于理学的发展与政局的变化，并渐次奠定了宋代诗学的理趣及老境美和宋词的雅化，尤其是宋词的发展奠定了宋代文学与唐代文学分庭抗礼的地位，并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文学发展趋向。

一、北宋中期士风与文学

北宋中期一般界定为自神宗即位的1067年至徽宗即位的1100年。自960年建国至此，北宋已经历四位君主，走过107个春秋。士人在“重文轻武”基本国策以及科举制度的福泽下，纷纷以寒士之身进阶，享受着梦寐以求的荣耀和显贵，同时他们也在这种经历自身努力上达九重的仕进过程以及君王的礼遇中，充分地建立了自信。虽经历了“庆历改革”的失败，但面对日益凸显的“三冗”弊端，国家的积贫积弱现状的不断显现，士人们显然没有放弃改革的追求，纷纷有经世致用、救弊兴国的热忱，在这一点上首先占据主动的是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以改革财政为核心的熙宁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王安石奏请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与其中的一部骨干分子着手于制定变法条例，他们被称为新党。然而变法条例一经制定颁发即受到持有不同政见的旧党的反对，以司马光为首，对新党的变法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抵抗，后来由于神宗的支持，伴随旧党的遭贬地方而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消极抵抗。熙宁九年，王安石隐退，变法不得不在尴尬中垂死挣扎。不久神宗去世，太后临朝，旧党得势，新党遭到无情的贬逐。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入主朝堂，几乎将王安石的新法废除殆尽。这遭到虽与王安石不相沆瀣但也同样持有变法热情的苏轼的不满，尽管苏轼在抨击和反抗中被贬逐，但由此“蜀洛之争”展开，这原本属于学术之争层面的问题被扩大到政治改革上，甚至成为后来南宋党争的一个重要层面。总之，围绕变法，士大夫“议论争煌煌”，纷纷以学术、诗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面对动辄而来的贬逐，甚至文字狱的灾祸，迫使士大夫的心态又趋于内敛，文学创作也从议论时政转而向安顿内心。

仁宗后期以来，士人不畏权势，正直磊落，积极入世。士风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党争的过程中，不断趋向内敛的。以苏轼为例，他在王安石变法之前曾以策论五十篇献宰相富弼，其中有“均户口、较赋役、教守战、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①。但随着熙宁变法的展开，苏轼不满王安石的一些举措，屡屡做诗讽刺，终因在《湖州谢上表》一文中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先被舒亶、李定等人弹劾，于元丰二年七月，又由李定等人罗列其诗文编织四大罪状，言其诗文讥讽新法酿成乌台诗案②，之后苏轼被贬黄州，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转折点，也即是由此而从倾向安顿内心的思想追求、文学创作转向了探讨生死、找寻生命价值，以及在审美关照中获得精神超越和解脱一途上。①这与其时的理学路径相应和，致力于打通儒释道三家之藩篱，试图建立一种以儒家为核心、兼容释道的新型学术思想，尽管最终走向不尽一致，但二者共同影响了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和文学创作。

在士人们的创作内容由社会现实问题转向人生问题的同时，文学的抒情功能得到更多的重视。既然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难以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就只有到内心世界中去寻找，在物我合一的审美关照中去体验，如此或可能得乐忘忧。于是清旷文风由是而出。所谓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仍然以苏轼为代表，其早期作品经世致用痕迹明显，如前期的密州诗词，“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用词表达了自己请求抵抗西北敌人、立功边疆的情怀。这样的内容还很少有人写入在宋初用来应歌应社的小词之中，苏轼继承欧阳修，将“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发挥到了极致，并在词的创作方面“以诗为词”“以文为词”，扩大了词境，将言志功能入词。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创作思想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虽然后来又有召还京师的经历，其作品中趋向自然、转向人生体悟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虽仍旧怀有积极永世的热忱，但更多的是“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渐臻达豁然老成之境。苏轼的文学创作这种前期以豪迈为主、多轻雄之气，后期则平淡自然、含蕴清远旷达的意味的特点，反映出当时大部分士人的创作倾向，体现出士人在政局变动与命运颠簸面前持守自我的价值、寻求安顿内心路径的特点。

苏轼以后，以“苏门四学士”为首的苏门文人群体，成为北宋中期的文坛主导力量，他们秉承了苏轼的文学思想并有所发扬。然而诚如张毅先生《宋代文学思想史》所言：

苏、黄等人的清旷实为当时援佛道入儒的三教合流的时代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所要成就的是一种虚静高洁的心灵和淡泊雅逸的人格。①

清旷的文学创作思想实际上也是理学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文学创作中的理性精神觉醒于庆历前后的诗文革新运动，本为一体，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士人对人生和人性都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一部分士人倾向于追求道德伦理，主张除情去欲，甚至有“作文害道”的主张，一部分士人则倾心于对自然之理的探索，肯定人的情感，并主张以形象来表达思想。伴随着元祐以后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的分道扬镳，创作主体的心态发生变迁，呈现出追求理趣和老境美的特点，并强调学问功力。如黄庭坚《书陶渊明诗后寄王吉老》：

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同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但恐嚼不破耳。②

黄庭坚以对陶诗的钟爱道破了他对淡泊情思的追求，且说明血气方刚的少年之时无法领会陶诗的美妙，及至经历世事，方知淡泊佳处。这个经历世事，正是新旧党争的交相倾轧，士人在变动不定、动辄遭贬的仕途生涯中领略了命途之艰险，方知霸气外露的经世致用热情实乃少年之态，面对艰难时世，唯有儒者之安贫乐道与佛道之顺应自然才是和谐生命之本。

可以说，正是理学促成了北宋中期以后的诗尚老境、词尚风雅。尽管元祐以后，蜀洛二学之争几乎已至冰火不容境地，但二者对以士大夫为主的创作主体的影响实则交相呼应，难以轩轾，仕途贬谪失意的愁苦与力求解脱的旷达情怀共同作用于文学创作，使北宋中期以后文风渐趋老成，作品注重体现多种生活体验，或旷达奔放，或萧逸自然，开创了与唐诗兴象分庭抗礼的宋调风骨。

二、北宋晚期士风与文学

北宋晚期，即是指徽宗即位的1100年至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俘北上，北宋灭亡的1127年之间这段历史。徽宗即位以后，于1102年改元崇宁，以其要绍述熙宁新政为志，标志了北宋后期一个新的政治转折的开始。是年七月，徽宗拜蔡京为右相。蔡京掌权以后，首先对以前的政敌展开残酷的报复，八月，司马光等旧党弟子二十一人都受到牵连，不允许他们在京城为官。九月，在蔡京的唆使下，徽宗下诏将在元祐与元符末年曾任宰职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一百一十九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史称元祐党人碑。此后又“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指导思想屡次打击元祐党人，以至于后来无论是新党旧党，只要与蔡京相左，统统都是奸党。南宋王明清曾云：

意异者，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殆三百余人。有前日力辟元祐之政者，亦叨其名，愚智混淆，莫可分别。①

与此同时，蔡京还千方百计地消除旧党对学术思想的影响，崇宁二年四月，徽宗下诏，禁毁范祖禹《唐鉴》和司马光、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和著作。在科举考试中，若是元祐而非“绍述”者，也一律废黜。这是北宋历史上最为黑暗腐朽的时期，政治上除了对职官制度作了象征性的改革外毫无建树，国内农民起义不断，边事上不仅面临辽朝的勒索，还加上金的强大威胁，可谓内忧外患，国祚式微。尽管以蔡京为首的奸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制元祐党人及其学术思想，然而对于早已根植于士人思想之中的苏黄情结，并不是一纸诏令、几起文字狱就能够抹杀，士人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从苏、黄那里习得的疏放清旷、简静自处再次成为人生选择和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基于作家个性的不同而有相异，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家不出于黄则入于苏。

然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士人受到黑暗势力的引诱，放弃了儒家的社会责任，或奔走于权贵豪门，谋取富贵；或消隐于朝堂之外，消极避世。奔竟权门者如一生仕途失意，晚年与蔡京交游的毛滂，其在《忆秦娥》词中表达了上述生活状态：

醉醉，醉击珊瑚碎；花花，先借春光与酒家。夜寒我醉谁扶我，应抱瑶琴卧。清清，揽月吟风不用人。

这首词中所描写的士人醉生梦死的状态，不仅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也代表了一大部分士大夫的生活状态。他们在醉生梦死的同时，其实内心掩藏着更大的虚空，灵魂游于物外，身体寄给富贵，在京城过着“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的失语生活。不独普通士人，北宋晚年，谏官也已经集体失语，除徽、钦二帝即位初期，谏官们一直奉行着“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弹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暗默，以为得计”的行事准则，君相闭目塞听，权臣贪图享乐，士人心灰意冷，遂而一部分士人有了隐逸之志，在文学创作上也更趋于内敛。

这一部分士人的创作表现在整体上较少涉及政治题材，目标转向对生活状态的描摹以及个人心性体悟的抒发。诗歌上以自中期以来成为文坛领袖的黄庭坚为代表，诗风尚理趣，老成自然。词的创作则以周邦彦为代表的致力于婉约词格律、语词之雅化大晟词人为代表。

诗歌的老境美继苏、黄的创作以后定型下来成为宋诗的总体趋向，这固然受到文学内部规律的影响，同时也是士人在接连不断的文字狱事件以后畏祸心理的外化。以黄庭坚在徽宗以后的创作为例，诗作的内容较少涉及政治题材，诗体的言志功能稍退，代之以学苑闲情，茶、竹、书斋生活被越来越多地纳入诗歌范畴中，成为诗人们吟咏的主体。如黄庭坚有“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①的怅惘，“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②的悲慨，陈后山亦有“花絮随风尽，欢娱过眼空。穷多诗有债，愁极酒无功”③的无奈。从诗人语义凄凉的叙述中，不难感受他们深藏内心的浓郁忧患，这其中也包含了一种挺拔顿挫的沉郁。元祐党人碑建立的第三年，黄庭坚去世以后，其弟子承其衣钵，抒情内容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南渡以后，吕本中做《江西诗派图》以黄庭坚为宗，共推苏黄，尽管诗歌成就远不如苏黄时代，但深刻地揭示了在黑暗社会环境下，士人深度内敛的心态，正如张毅先生所言：

就更深一层次的情感表达而言，老境美所反映的是一种人世沧桑变化的凄凉和强乐还无味的凄凉，它源于当时士人心理情感中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同时也使诗歌创作呈现出瘦硬清崛的风骨，表现出了宋代士人傲然挺立的人格精神，成为后世追拜的典范。

在变动频仍的政治环境下，士人的情感体验变得复杂而多变，基于宋人好交游喜燕集的特点，加之中期苏轼对词体的改造，到北宋晚期，小词创作在士大夫日常生活中已经必不可少，尤其是当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情感寄托，产生诸如人生如梦、世事虚空一类感慨的时候，词这一以抒情为业的文体就得到更多的关注。晚期以后，词已经同诗一样，能够表达带有士大夫色彩的浓郁的感伤和旷远的凄凉以外，贺铸的一部分词即是此中代表。他的词在婉约以外，尚有一种挺拔顿挫的沉郁风格。然而，基于宋末政治环境的恶劣，以及词体本身的琦艳特征，词之创作仍旧是以抒写男欢女爱、离愁别绪、伤时感喟之类为主流，但已经表现出了与唐五代不同的尚雅风调。以周邦彦为代，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建造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宕阔、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且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以一首的《少年游》为例：(www.xing528.com)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全词在在寥寥五十一字中，非但写了故事，建立了的场景，且写对话，读来如见词中之人，且闻其语，使人身临其境般，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态，且风调闲适，实为以雅化俗之佳作。同时，作为北宋晚期词坛的领袖人物，周邦彦也在儿女之词外，有寄寓士人情怀的作品，以其《兰陵王》为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词以“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立意，原因是“隋堤上，曾见几番，浮水飘绵送行色”，通过细密的思致表现出“倦客”的缘由，结合“长亭路，年去岁来”表达一种久客京师的羁旅之感。全词只写眼前景物，而不写羁旅淹留的感慨，而激恻愤懑之情却隐隐可见。正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所言：

……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①

直到末尾才有“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仍旧不道破，给人一种饮恨状态下的情感吞咽之感，可谓情深虑远。以周邦彦为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的词人，在当时以区别于苏门词人的创作为旨，作词讲究谐音律，润辞色，词思细密，婉约正宗词在北宋晚期得到进一步发扬，但因其内涵中已经包有士大夫在恶劣政治环境中的忧患意识及内敛心态，而显得含蕴蕴藉、沉郁顿挫，有欲言又止的感伤参入其中，体现出北宋晚期士人内心深敛内置的悲怆和欲说还休的苍凉。

小　结

综观北宋中后期士风与文风关系，可知二者同受北宋政局影响，中期熙宁改革促成了“开口揽时事，议论正惶惶”的士风，文坛上的诗文革新运动也深刻影响了士人的创作，同时伴随新旧党争的展开，士人遭受文字狱打击，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创作风格倾向于儒释道合流，呈现出清旷特质。然而熙宁变法的失败，新旧党争性质的转变，到北宋晚期，士风呈现出奔竟的衰颓以及隐逸的消极，但因理学的作用，士人群体仍道德挺立，具有傲岸不与时俗的个性，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遂转向学术思索与文学创作。除了在诗词创作上有所创新以外，还转而向诗话的写作，价值三教合流的深入，理学已经普及到士人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呈现理趣美。随着周邦彦等大晟词人的创作成熟，小词的创作出现反初迹象，婉约正宗词得到发展，格律更为优美，意蕴更为深远，直接影响了南宋雅词的出现。因而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探讨北宋中晚期士风与文风的互动，对于理解宋代文学中诸如“清旷”“理趣”“尚雅”等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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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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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诸葛忆兵.北宋词史.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6］孙虹.北宋词风与文学思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宋华，1985年4月生，女，内蒙古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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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清：《挥尘录后》卷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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