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的研究

北宋前期隐逸士风和隐逸文风略论

张仲英①

摘要：针对北宋前期士林的隐逸之风大盛的情况，以《宋史·隐逸传》中的隐士为主要标本，兼涉其余，分析其主要特点，枚举其形成原因，并评析隐逸之风在文学上的体现，以期对北宋前期隐逸之风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

关键词：北宋前期；士；隐逸士风；隐逸文风

北宋立国后，皇室秉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推行文官治国，优待文士，士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北宋前期的主流士风经历了由颓废消沉到激越高昂的变化过程，然而在此期间甚至终有宋一朝，隐逸之风在士人中一直长盛不衰，隐逸文风也蔚为大观，形成了堪称独特的隐逸文化。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北宋前期士林隐逸之风盛行的主要特点

（一）人数众多

《宋史·隐逸传》共收两宋时期隐士四十八人，其中约有二十三人为北宋前期人，另书中未有传记但在有传诸人中涉及的隐士还有杨悫、杨璞、田诰、张荛、许勃、韩退、郭京等多人。这当然还不是北宋前期隐士的全部，如著名的隐士潘阆等书中未收。由此可见北宋前期隐逸之风的盛行。苏辙对此现象曾有评论：“昔者承五代之乱，天下学者凋丧，而仕者益寡。虽有良才美士，犹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间而效力于官事。”①社会上出现了“士不求禄，官不充员”的现象，直到真宗咸平年间，仍然是“州县阙多员少”②。

（二）身份各异

北宋前期的隐士身份复杂。我们仅以《宋史·隐逸传》中所收的北宋前期23人为代表看一下他们的出身或身份：戚同文为世代儒者之家，种放、李渎、代渊出身官宦家庭，陈抟、徐复曾举进士不第，何群、连庶曾中进士，万适曾任下层官吏，魏野家中世代为农，林逋、高怿、孙侔、章詧出身贫寒且为孤儿，孔旼为孔子46代孙，王樵、张愈、黄晞、周启明、陈烈、刘易、姜潜、邢敦不详，但均少年博学，应为书香门第子弟。另外，还有一些士大夫如前朝的官吏不仕者（陆龟蒙、罗隐、司空图、杜荀鹤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因罪而遭贬谪者（如苏轼）、辞官归隐（如韩世忠）或罢官归隐者（如王安石），等等。由上可见，隐士跨越了各个阶级，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反映了隐逸之风波及之广。

（三）形式纷呈

隐士们隐居的形式各不相同。隐于乡间，如戚同文，居于“闾里”，生平不至京师。魏野“不求闻达。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大多在乡间多为善行，教化乡里，体现了隐士之“士”的真义。戚同文，“筑室聚徒，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纯质尚信义，人有丧者力拯济之，宗族闾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多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由是深为乡里推服。”陈烈“从学者常数百。贤父兄训子弟，必举烈言行以示之”。隐于林泉，如陈抟，先后隐居武当山、华山、少华山。种放，“山居草舍五六区，啖野蔬荞麦。”林逋“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代渊“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间。”他们大多息交绝游，以文章学问为业，以徉徜山水为乐。隐于江湖，如杨璞“每乘牛往来郭店，自称东里遗民。尝杖策入嵩山穷绝处”。孙侔“自誓终生不求仕。客居江、淮间”。著名的还有潘阆，遨游于大江南北，放怀湖山，随意吟咏。他们大多四处奔波，远离仕途，与知己往来酬唱，自得其乐。著名的词人柳永一生浪迹，也可以看做是这一类隐士。隐于宗教（见下文“近隐”），隐于官场（见下文“吏隐”）。

（四）非隐隐逸

实际上，还有一些不同形式的隐逸，我们姑且称为非隐隐逸。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类隐。一些士大夫在行为本质上与隐士并无区别。比如一些人爱穿道装、野服、败履，一些士大夫多以“居士”、“处士”、“退士”、“先生”、“山人”、“道人”、“叟”等隐士气和宗教气极重的名称为号，并且经常效仿隐士的徜徉山水、诗酒琴棋等行为。二是近隐。即为僧道之士，和一些客居庙观及信奉宗教与僧道往来较多、亲近佛道的甚至出家的士人。比如“九僧”等人。他们虽然没有称为“隐士”，但行为方式、生活状态、思想倾向及创作风格与隐士所在多同。三是吏隐。即所谓的“中隐”，即士大夫担任官职，公事之余，流连于园林之间，既得隐逸之趣，又可以得出仕之益，“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与隐者同”。于是，士大夫中兴起造园之风，营山造水，种竹养鹤。如李建中“尤爱洛中风土”，前后三次请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他在洛阳，筑园号“静君”，喜欢游山玩水，题咏自称“岩夫民伯”。四是心隐、羡隐。主要是指一些士大夫并无“形隐”，即形式上的隐居，但从其创作和言论中可以看出，其心境充溢着隐逸情调，或者向往隐居生活。比如梅尧臣、苏轼等。王禹偁自承“平生诗句多山水”，寇准更是与隐逸之士往来赠答，其自身也是“晚唐体”诗歌流派的重要作家。五是间隐。即一些官员由于仕途的起落，退即隐，进即仕，或者在出仕前、致仕后有过隐居的经历，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反映了士人在“隐”与“仕”之间的矛盾和摇摆。

二、北宋前期士林隐逸之风形成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为士人的隐逸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官方和民间的尊隐传统对隐逸行为起了导向作用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地积淀、丰富和完善中，形成了尊隐传统。经过商周、春秋、魏晋等隐逸高峰期，产生了微子、箕子、商山四皓、老莱子、颜回、伯夷、叔齐、诸葛亮、陶渊明、范蠡等著名隐士，这些隐逸明星的号召作用，再加上李白、苏轼等一代代的文化巨擘不遗余力的致敬，隐逸传统不断得到强化，在文人的意识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隐逸文化。比如，很多历史古迹，如子陵滩、桃花源；风俗习惯，如寒食节。再如大多朝代修史时，都会专设隐逸章节，都是对隐逸文化的弘扬。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等，他们的思想都有隐居的内容，孔子所谓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所谓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甚至庄子、老子、墨子等本身就是隐逸之人。尤其是道家哲学基本上就是隐逸哲学。这样，可以隐居的理由很多，只要符合其中的某一些，就可以隐逸不出。这就为士人的隐逸思想和行为提供了理论根据。

虽然从古至今，统治者都把“野无遗贤”作为统治的最高目标，但是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尊重隐士便成为“德政”的一个标志。隐士不问政治，也不会对统治构成威胁，既可以用隐士点缀太平，又可以借隐士教化百姓、激励风俗，有利于统治。事实上北宋的许多隐士也起到了教化、纯正风俗的作用。所以，历代君王大都有意识地继承了“尊隐”的传统。北宋皇帝也是这样，征召隐士、封赠名号、赏赐财物的现象不绝于书。如李渎、魏野、陈抟、林逋等都接受过征召或赏赐。这当然对隐逸的行为是一种很大的激励。在中国神话甚至民间传说中，隐士一直受到推崇，比如许由、巢父等。可能因为大多隐士行为、志向、风骨、言语等某一方面都有特别之处，引起了百姓的向往和追慕，他们的许多轶事和传说都受到民间的传诵和推崇，这实际上也对士大夫的隐逸行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宋代的理学要求人们注重精神境界，清心寡欲，以静养心，很多方面与隐逸之风暗合。于是，一些信奉理学的人受此影响走上了隐居的道路。

（二）朝代更替，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天下无道等原因，构成了部分士人隐居的外部条件

一些士人在由五代入宋朝代更替之时，看到士人在五代的不良境遇，心有余悸，观望、徘徊，不愿入仕。而入宋后，尽管朝廷优待文人，但仍然把文人看做附庸，进行各种形式的控制，所以文士同样面临着动辄得咎的环境。尤其北宋的党争是相当激烈的，士人官吏中的相当一部分比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是经历坎坷，几经贬谪，锐意尽失。政治斗争失败，人生起起落落，都会在士人敏感的心灵上造成影响，使他们容易忧谗畏讥，明哲保身。而“屏迹绝交游，则流辈不能加其是非；摄人心入虚无，则鬼神不能窥其征兆；退藏于密，故几于道”①。正是明哲保身的思想。北宋也出现过政治昏庸、奸臣当道的时候，于是，孔子的“天下无道则隐”就引起了士人的共鸣和践行。

（三）崇尚自由、性爱山水、淡泊名利或者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宁愿避居山林修身养性或钻研学问，是一些士人隐居不仕的思想根源

一些士人具有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追求自由，崇尚田园生活，“性本爱丘山”的品质。如许洞“所居唯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林逋隐居西湖孤山，终身不娶，所居多植梅畜鹤，因而有“梅妻鹤子”之称。一些士人因为种种原因，亲近佛道，甚至皈依宗教。余贵林先生概括得很好：一是因政治高压而皈依宗教，二是以学禅为谈柄，无聊生活的点缀，三是害怕死亡和失去财富等，四是因仕途不畅，五是厌世。实质上是过上了隐逸的生活。还有一些士大夫，因为北宋重文轻武，文人中享乐之风盛行，他们感到了声色犬马后的空幻和虚无，而且经历世事变换，感到贫富无定势，贵贱如飞花的不稳定感，在佛道义理中寄托身心。

一些士人品性高尚，追慕圣人之道，为了不受干扰地修身养性，就避居田园，或者寄情山水，以此砥砺身心。有的士人致力于学问，隐居不出，摒除杂念，钻研考证，著书立说，授徒讲学，传播文化。如万适“不求仕进，专以著述为务，有《狂简集》百卷、《雅书》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诗》二百首、《经籍挞科讨论》计四十卷”。戚同文、种放、黄晞、周启明、代渊、章詧、邓考甫、张举、刘愚等皆是著述较多的隐士。

很多士人隐居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他们不耐“案牍之劳形”，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不甘“久在樊笼里”，忍受不了官场的乌烟瘴气和琐碎繁杂的冗务，像陶渊明那样主动远离喧嚣，走向宁静。真正的隐士是淡泊名利的，他们超凡脱俗，看透了生死荣辱，走向乡间民间山水江湖间，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宋史·隐逸传》里的人绝大多数是绝意仕途的真隐士。如，戚同文绝意禄仕，陈烈屡召不拜，孙侔为禄养举进士，母病革，终生不求官;林逋能够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有诗自道“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魏野能毅然辞去皇帝征召的殊荣。这些都说明宋初许多隐逸之士对世俗功名利禄的欲望早已淡泊，隐居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需求。

（四）因为自身境遇不佳或尽孝教子，甚至是“以隐干禄”的思想或者追慕时尚，是一些士人选择隐居不仕的个人原因

北宋隐士中有一些是因为科举不中或沉沦下层、“穷则独善其身”而隐居的。有人一试不第即负气而隐，如苏丕，“有高行。少时一试礼部不中，拂衣去。居弭水之滨，五十年不践城市。欧阳修言于朝，赐号冲退处士”。更多的人则是因屡试不中而隐居。有些士子隐居不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养亲尽孝，或者教养子弟。如孙侔“事母尽孝，志于禄养，故屡举进士。及母病革，自誓终生不求仕，客居江淮间。”戚同文、王樵、陈烈等亦如此。

一些隐士并不是真的看淡名利，而是把隐士的身份作为沽名钓誉、引起注意的工具，希望借此以退为进，得到晋身之阶，走“终南捷径”。“托言数术，以先生处士自号，秃巾短褐，内结权幸，外走州邑。甚至矫诬诏书，傲忽官吏。”①如陈抟、种放，就经常往返于宫廷与山林之间，受到时人非议。宋代，“诗人类以解官归隐为高，而谓轩冕劳贵为外物。”②隐居成为一种风尚。这样的人也许所在不多，但也是隐逸之风盛行带来的副作用和注脚。

正如韩愈所说，“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也。”③不管北宋前期的隐逸士人们其目的、动机、原因有什么样的不同，隐逸终究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是士大夫阶层对社会责任的集体退避，说明这些士人精英们对治理国家、布化王道失去了兴趣，当然隐逸者其自身的灵魂深处也是痛苦的。当然，隐逸行为的核心还是追求自由，本质还是抵抗现实。隐逸之风的盛行客观上固化了北宋“积弱积贫”的现象，使宋朝不断向更深处衰落。

三、北宋前期隐逸士风影响下的文学

北宋前期的隐逸之风在士林中的盛行，不仅影响了士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由于其隐逸形式不同，生活环境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文学创作的主体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风格。

（一）隐于山水者，内容多为吟咏山水自然之趣，闲适清静之乐，风格清雅超逸，尚雕琢

他们避居山林，远离世俗烦扰，得到了心灵自由，但也由于物质匮乏而生活贫寒窘迫。创作内容大多为描绘清邃幽静、美丽天然的山林景色和淡泊宁静、怡然自得的隐逸生活，抒写亲近山水、清闲适意的乐趣，清雅的情趣、孤芳自赏的清高。但也有生活清苦、惆怅失意的苦闷。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魏野、种放、林逋等，因其创作风格相近，形成了北宋诗坛著名的“晚唐体”诗歌流派。

他们的创作注重拓展新的意象，写景状物精细，字句精练新颖，讲求语言的工巧和字句的锤炼，经常为了一个字或一句话而冥思苦想，苦心推敲。从总体上说，他们的创作也体现出意象单调、形式呆板、色彩单一等不足。如惠崇的《池上鹭分赋得明字》中“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两句，据说他曾“默绕池径，驰心杳冥以搜之”（见僧文莹《湘山野录》）。又如魏野的《书友人屋壁》:

达人轻禄位，居处傍林泉。

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

闲惟歌圣代，老不恨流年。

静想闲来者，还应我最偏。

体现了一种恬静的怡然自得的境界。被司马光评为:“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务也。”最为著名的是林逋的代表作《山园小梅》：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全诗造句新奇，意境优美，但也反映出格局狭小的特点。

（二）隐于乡间者，内容多为田园之乐，人情天伦，风格平实质朴，欢快自然

宋初有较多的乡野隐士，如汪藻所云:“当唐末五代干戈纷扰之时，衣冠散处诸邑之大川长谷间，率皆即深而潜，依险而居。殆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雄长其地，以力田课童仆，以诗书训子弟。”①他们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隐居于山村和乡间，享受着田园和天伦之乐，甚至有较大的社会交往范围，或者与朝廷大臣酬唱，或者在乡间举办教育，醇正乡俗。

他们的文学创作内容自然以乡居生活的乐趣和人情世故的体验为主，充满了质朴自然、纯真欢愉的气氛。其风格以清新质朴、不事雕琢为主，一些唱和之作也以轻松、超然、真挚、平和的情感为主。

如魏野的《春日述怀》:

春暖出茅亭，携筇傍水行。

易谙驯鹿性，难辨斗鸡情。

妻喜栽花活，儿夸斗草赢。(www.xing528.com)

翻嫌我慵拙，不解强谋生。

充分描述了田园生活的怡然自乐。诗人的眼中和笔下，生活是美好安详的，淳朴自然、依山傍水的茅亭，驯养的麋鹿斗鸡，妻子的喜悦、儿童的稚趣，生活安逸而充实，弥漫着强烈的泥土气息，洋溢着幽淡和平的生活情调。

再如潘阆《送孙学士两浙转运使兼简杭州知府张侍郎》云:“晓帆迭迭飞，夜橹连连鸣。贪吏诫守廉，饥民苏念生。岸花有异态，沙鸟无娇声。钱塘太守贤，好共致升平。”用语平实，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之情。

（三）隐于江湖者，内容多为羁旅漂泊之叹，风格缠绵悱恻，深沉哀婉

他们或者客居，或者浪迹，居无定所，既有自由自在的乐趣，也有漂泊无根、浪迹天涯的苦痛，创作多以羁旅漂泊、思乡怀人、感世伤生的情思为主，也有一些描写旅途风物、民生疾苦。风格大多低沉苍郁，惹人愁绪。

如潘阆《秋日登楼客次怀张覃进士》：

闻说飘零亦异乡，登楼吟望益悲凉。

当时欲别言难尽，他日相逢话更长。

蝉噪水村千万树，雁过云岫两三行。

明朝策蹇还无定，空倚危栏到夕阳。

柳永的《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都是描写羁旅漂泊的所历所见和自身的凄苦心境。

（四）隐于宗教者，内容多为禅道之思，妙体天心，风格含蓄隽永、妙趣天成，耐人寻味，言简意远

这类隐士以佛道之士和亲近佛道的士大夫为主。他们寄身于庙宇禅堂，寄心于哲理禅思。以劳苦身心、淡泊无欲为目的，心如止水，枯守寂泊。他们或者出于教义讲传的需要，或者出于酬答唱和的需要，或者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其创作内容除了与隐士一样对自然山水和清苦生活的吟咏外，还有一些对人生空幻、教义哲理的体悟。

比如，著名的诗僧九僧，就多往来于南北各地，有时结社吟诗，有时则与仕宦作家往来唱答，品评对方的诗作。《宋诗纪事》卷九一载，钱易称赞惠崇的诗“步骤高下，去古人不远;释子之诗，可相等者不易得”。同卷又载，王随曾为惟风诗作序，称:“持正大师一章一联，皆出乎清新，发乎俊逸，赋象可以披图画，腾英可以润金石。”柳开弟子张景也曾为简长诗作序，称:“上人之诗，始发于寂寞，渐进于冲和，尽出于清奇，卒归于雅静。”如简长的《夜感》：

无眠动归心，寒灯坐将灭。

长恐浮云生，夺我西窗月。

惠崇的《池上鹭分赋得明字》：

雨绝方塘溢，迟徊不复惊。

曝翎沙日暖，引步岛风清。

照水千寻回，栖烟一点明。

主人池上凤，见尔忆蓬瀛。

北宋还有许多士大夫，由于宦海沉浮，人生起落，为追求精神的解脱而入佛道的。宋初名臣王禹偁的儒家道统思想已经包含有道家思想了，甚至还包含着释家思想。他在《日长简仲咸》中曰:“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又言“禅者，儒之旷达也”。正是这“三教合一”思想的影响，使王禹偁写出了大量的具有隐逸情调的诗作。如《泛吴松江》“苇蓬疏薄漏斜阳，半日孤吟未过江。唯有鹭鸶知我意，时时翘足对船窗”。再如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又经历了丧子之痛，思想上彻底归于佛教。在《次吴氏女子韵二首》中写道：“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拟寒山拾得诗二十首》之一：“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可见其深受佛教思想与偈颂影响。再如苏轼的思想更是融合了三教思想。他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充分体现了其在禅宗道学等方面的用心和造诣。

（五）隐于官场者，内容多为去留之争，矛盾挣扎之悟

有些官吏没有致仕，但或因不如意、或因羡隐、或想退休，也高唱隐逸之歌。他们的创作中充满了对隐逸生活的称颂和向往，反映了身心在进退去留之间的挣扎和矛盾斗争。

范仲淹羡隐之作《纪送太傅相公归阙》云:“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师傅养高年。同榜几人登将相，满朝今日羡神仙”。欧阳修在诗作中也反映了其羡隐的思想倾向，说：“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渔艇。”寇准虽为一代名臣，但平常喜欢与惠崇、魏野、林逋等隐逸之士来往，且多有诗赠答，他的诗作喜写山林之思，含思凄婉。例如《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宦情羁思，感慨深切。还有苏轼可以说是把白居易以来的“中隐”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并把这种思想发展到了极致的人物。李泽厚概括:“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①

综上所述，北宋前期的士林隐逸之风，其影响不仅波及政治，也影响了文学，形成了独特的隐逸文化。如同一股细流，汇入了传统文化的大河之中，奔流而下，一直渗透到今天的我们的心理和性格之中，我们的每一次探究，其实都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回望，一次丰富，我们乐此不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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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海鸥著.宋代隐士隐居原因初探.求索，1999，4

［3］马茂军著.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4

［4］余贵林著.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中州学刊，1993，2

［5］张玉璞著.“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文史哲，2005，3

［6］李蕊芹.论北宋文人的隐逸思想.求索，2007，6

张仲英，女，山西，北方民族大学2009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文学方向研究。

苏辙：《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林阙:《古今源流至论》。

晃迥：《昭德新编》卷上。

脱脱：《宋史·谢绛传》。

王懋：《野客丛书》卷九。

韩愈：《韩昌黎集·后二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浮溪集》卷一九《为德兴汪氏种德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