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

唐代隐逸之风与山水田园诗研究

王艺璇①

摘要：隐逸是一种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质素，它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特别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建构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士阶层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隐逸与出仕共同构成了士阶层完整的文化传统，隐逸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士人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生活内容、审美情趣。唐代隐逸风气兴盛。隐逸之风不仅构成困扰唐人难以释怀的情结与传统，决定着其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境界，而且对其审美心态、艺术趣味亦产生影响，对造就闲适内敛的唐人心态和高古闲淡的唐诗风貌功不可没。本文第一部分阐述了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部分勾勒了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情况。第三部分论述了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关系。总之，唐代的隐逸风尚对唐代文人心态、唐诗的主题取向、审美风韵以及隐逸意象的凝定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唐代；隐逸之风；山水田园诗

隐逸是一种针对仕宦而产生的概念与行为，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士人阶层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都有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是一项既古老又年轻的领域。说它古老，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隐士和隐逸诗，自此隐风就一直吹拂在中国大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诗歌一直与其相依相伴。说它年轻，是因为直到目前，对隐逸风尚及其对诗歌的影响作系统专题研究的专著仍凤毛麟角。唐代文人多有隐逸行迹，或学业山林，或隐居待时，或愤世归隐，不一而足。另外，唐代文人多与处士、征君、逸人等隐逸之士交游唱和，所以他们的很多诗作都与这些内容是息息相关的。本文将从三方面来论述唐代隐逸之风与诗歌的相关方面内容。第一章阐述了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二章勾勒了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情况。第三章论述了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关系。总之，唐代的隐逸风尚对唐代文人心态、唐诗的主题取向、审美风韵以及隐逸意象的凝定都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一、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

先秦儒、道两家为隐逸铸造了理论精魂，魏晋名士又将其进一步落实在现实社会人生，并形成隐逸是“高尚的、怀道的”传统，唐代承此余韵。

然而，唐代的一统政局毕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唐代士族势力衰落、庶族地主地位抬升使唐代政治也有别于前此的门阀政治，唐代隐逸的经济基础既不同于上古的巢居穴处，亦有别于南朝士族文人的大庄园，而是园林别业普及到中下层文人阶层。另外，佛道思想在唐代也得到很大发展。唐代的这诸种新气象都推动着隐逸既愈加炽盛，同时又带有自己时代的独特面貌。要把握唐代隐逸风尚与唐诗的关系，必须对影响唐人思想倾向、行为选择的隐逸风尚作一全面的了解。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唐代隐逸从来就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合力使然。

（一）唐帝王对隐逸的优容政策

在唐一代，隐逸风尚遍及朝野，即使在朝显贵也对隐逸有着深情的向往。唐代隐逸的兴盛深受当时政治力量的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尚隐政策下交织衍生的种种风气，促使隐逸广泛地进入文人生活中。

唐代皇帝对隐士的优渥，是刺激唐代隐逸发展的强大动力。皇帝的好尚对一个时代的风气有重要影响。唐室政权的建立得到一些隐逸高人的倾力相助，而且历史上确曾有一些隐士如四皓礼请出山参与政治的美谈，所以唐王朝对隐士高人十分尊崇。

唐代统治者尊崇隐逸首先是出于求贤。为巩固和稳定一统的政治局面，仅以“抑贵游，登寒峻”取士授官是不敷所用的，而隐士又是官吏潜在的后备军，所以唐代统治者每每征召、族扬隐士，以表乐善求贤之意。在《唐大诏令集》里有许多这样的诏令。高祖曾颁《授逸民道士等官教》，求贤搜隐并加以礼敬。太宗也是“征求草莽，置骚招聘”，主张“山数幽隐，尤须征召”，力求做到野无遗贤。

因为连藏身掩迹在野的人都能得到奖掖礼遇，说明君王礼贤下士不遗余力。

隐士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是社会风尚优良的指向标，所以唐代统治者征聘高人隐士，除了惜才求贤的实际需求外，还有喻示太平盛世、教化风俗之意。事实上，唐朝立国既久，已不需再借重江湖林野的隐士力量，然而对隐逸之士仍不断予以征聘，其用心已转入另一方面:以此显示政治清平、君恩遍泽。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是“为政以德，德治天下”。作为这种政治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就是儒家的“仁政”理想，它要求君王道德高尚，教化天下。隐士疾世惩俗，激浊扬清，或洁身自好，守道不仕，或逍遥山林，与世无争，其谦让之节正是道德教化的最好工具和样板。

所以统治者往往利用隐士进行教化，“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唐代帝王当然也不甘落后，其用心诚如陈贻掀先生所指出的，在平常时候退隐江湖多少总有点不满时政的意味，因此，征聘隐士可助朝廷制造深得人心的假象。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聪明之处正在于他们淡化了原始隐逸的精神抗争因素，而将其纳入道德教化范畴，肯定其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从而使隐逸成为其宣扬盛世明德、巩固社会统治秩序的有效工具。

总之，在帝王奖掖隐逸的政策下，无论是以入仕为目的，或是已得政位的人，都以隐逸为尚。隐逸在欲仕者、在仕者及隐者之间快速滋长繁盛。

（二）科举制度对隐逸风尚的影响

在唐代，士族门阀势力逐渐衰落，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日渐成熟，政治领域内的这一重大转变，反映在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关系上便是科举制度。《通典》卷14《选举》二曰:“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耀之。”而到了开元、天宝间，“万方砒平，仕进者以文讲业，无他蹊径。”科举的创立与发展，一方面是广大士人政治地位的法律确认与社会参与能力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地位的实质下降与社会参与能力的萎缩，使士人相对独立的意识不得不屈从于科举的指挥棒。

科举制成为唐代中下层士人的重要晋身之阶，此外，取人之路尚多，“制举”就是重要的一途。所谓“制举”，就是天子“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技，莫不兼取。”唐代统治者出于重才求贤的心理，热衷于招隐征逸，而形式之一就是开制举之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唐代士子也奔竞于试无定期的专举隐士的制举科。他们多具有强烈的功名心，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入仕好机会，于是纷纷走上了以隐逸之高名应制举的捷径。这种邀名取誉的隐逸难免鱼龙混杂而流于虚伪。

当然，也有大批的科考失意人相当一部分托庇山林而隐居。如张彪“初赴举，无所遇。适遭丧乱，奉老母避地隐居篙阳。”方干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皮日休咸通七年射策不第，也曾经隐居鹿门。有唐一代，像张彪、方干、皮日休这样因失意而隐归的大有人在，尤以孟浩然、罗隐最为典型。他在《书怀贻京邑故人》中表现出对家世儒风及个人才华的自负以及强烈的用世之心，然而唯一的一次应举经历却使他大受打击。

总之，在科举考试制度与帝王鼓励隐逸的双重政策交织下，山林中丘园养素者日渐增多，这时的隐逸较少与现存政权对立，而是入仕不得的弃子，所以隐逸很少像前代隐逸那样否定社会政治，隐逸或为入仕作准备，或几度科考，不得已而隐。这也是时代所赋予隐逸的新内容。

（三）唐代思潮的炽盛与隐逸

要了解唐代隐逸社会风尚的形成，探讨其思想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的道、释思想与隐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教的“即性成佛”等思想的交融为隐逸提供了最具活力的文化源泉和理论依据，给唐代隐逸的炽盛以很大的推动和刺激。考察唐代隐逸风尚兴起的思想背景，就不能不正视佛道思想对其的影响。这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中各因素的相互交流、影响和渗透，往往潜在地渗入文化结构中，成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精神、文化氛围的一部分，并在社会风尚、文学思潮等方面中折射出来。

唐朝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诸种学说思想共存融摄。唐代继承前代以儒为主的“三教可一”的主张并加以发展。唐代统治者明白儒以治外、佛以治内的道理，同时又尊老子为李姓皇室之祖先，兼容三教，交互为用。高祖、太宗、高宗、玄宗、德宗、宪宗、文宗、宣宗和彭宗朝都举行过三教讲论，集合儒道释的名流在一起讲述论难，讲述的内容往往以三教调和或会三归一为主旨。钱易在《南部新书》乙卷中所说，朝廷上举行三教辩论，“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这种融渗使三家思想教义存在着相互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故而士人文化格局呈现出立足儒学而兼取道释的局面，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他们读各家的书，和各类人物接触，无形中受他们影响，把吸收来的东西融会入整个心灵，这种开放的思想氛围为唐代隐逸兴盛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石。

1．唐代道教徒式隐士的崛起

唐代对道教十分崇信，具体表现为道教社会地位的提高，道士数量的大增，道观遍布全国。受朝廷崇道尚隐的政治宣传影响，唐代许多士人纷纷隐居、习道，并相信这是士人出仕前应先经历的自我修养过程。其对道教的熟习，一方面是科举考试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向往逍遥自由的生活境界，并在其生活内容与心灵境界上给文人们以广泛影响。在唐代文人中，李泌以好谈神仙诡道出名，李白曾受法篆，魏徵、吉中孚、曹唐曾一度出家为道士；上表请致仕度为道士的尚有贺知章、戴叔伦等人。当时士人隐居求道实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因为对道教的崇信与汲汲用世并无相仿，而且只要有些本领，且走对门径，从“终南捷径”直登庙堂也并非不可能。

唐代的道教实具有中国隐士传统的大部分特色，孟浩然在《梅道士水亭》中即认为“名流即道流”，说道士“隐居不可见，高论莫能酬”。道教以超越死亡、肉体不死理想为其核心要义，这种神仙思想随着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两神话系统的融合，而有了对神山仙岛的神仙世界的向往。天上仙宫非凡人可达，海上神山就连皇帝也觅不到，比较现实的是隐居深山以求仙修道。道士们远隔尘嚣，栖居修道，餐风饮露，追求的是一种清静脱俗的生活，所以道士修道多有隐居之实，从官修史书将有些德行超逸的道士列于《隐逸传》即可确知这一点，这大概缘于道士常遁迹山林修炼、追求精神定寂超脱、逍遥自由、齐物忘我的境界。

2.唐代佛教的繁盛

唐朝是佛教发展的繁盛期。唐代自上到下对佛教都采取尊重的态度。高适则曾受不空和尚摩顶。“安史之乱”使诗人普遍产生了生存和精神危机，他们多借助佛教，尤其是禅宗来满足主观超越的需求，逃避现实忧患，在宗教的避难所中寻求精神寄托。大历时期，文人们与释僧交往十分密切。《新唐书》卷三十五《五行志》记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可见文士与僧人交往之风的盛行。唐代文人与释门交游是求精神的超脱的。就禅宗来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义理对唐人很有吸引力，他们从禅宗那里接受了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自然清净、行卧自由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士大夫们接受了禅宗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心理愈加内向封闭，性格由粗豪转为细腻，由疏放转为敏感，借以调节心理平衡的东西，由立功受赏、浴血扬名、驰骋疆场、遨游山林等外在活动转向自我解脱，忍辱负重等自我内心活动，因此，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向着静、幽、淡、雅，向着内心细腻感受的精致表现，向着超尘脱俗、忘却物我的方向发展。”正如白居易大和四年作《夜题玉泉》所云:“遇客多言爱山水，逢僧尽道厌嚣尘。玉泉潭畔松间宿，要且经年无一人。”

唐代文人与释僧交往也与他们的隐逸意识相关。文人也向往清虚恬静，使自己臻于清净、觉悟与逍遥忘我的境界。置身闲远静谧的环境中，诗人的思虑早已摆脱个人失意的苦闷，而是栖心禅悦，凝神敛性，进入淡泊、平和、宁静的诗情禅意之境，所产生的必然是“身闲境静日为乐，若问其余非我能”的解脱与净化。(www.xing528.com)

吴怡先生说:“在唐宋间的中国思想界根本是一个大熔炉。这时期，无论哪一家、哪一派的学说，都是兼有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在这种三教合流的大趋势下，隐逸也表现寻求儒道话语对出处问题的融合方面。

二、唐代隐逸风尚盛行的情况

唐人崇尚隐逸，隐者的身份广布社会各个阶层。为数最多的自然还是一般的布衣寒士。他们隐处山林，清幽的环境不仅是读书习业的最佳处所，而且可以怡情养性，并激发诗文灵感。加上友人的题咏唱酬及时人崇隐的心理，声名自然渐渐大起来，到了适当的时机，这些便都成了他们步入仕途的凭借。既有这种种好处，一般布衣之士隐居读书就成了极常见的现象。寒士们出于实际的需要而乐于隐居，是可以理解的。但并非所有隐居之士都有大遇，孟浩然以布衣终生已为人所知。还有功名未就身先死的也不乏其人，如沈千运就在隐居与求仕之间几度依违，蹉跎了一生。等到他的名声终于大到让肃宗知道，计议备礼征聘的时候，无奈他已经等不及出仕而谢世了。但在唐代更为常见的是像常建、李白这样周流于仕与隐之间的人。他们以隐为权变，一旦仕途蹭蹬便隐居避患，等到时移势迁又行出山。如李泌就是运用此法的高手，几番出入朝廷和山林中，故“累为权幸忌嫉，恒由智免”。他们着眼点依时而决定其出处进退，只要情势有利于己，便再度出仕，这样就使得隐者的身份日益复杂。另外，研究唐代社会隐逸风尚，注意一下人物姓名这个特殊的文化元素在反映社会习俗风尚中的作用，不仅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从整体上看，唐人取名依然遵循着吉语命名的规范，于人名中融入时尚习俗、道德规范、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勾画出一幅唐代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唐人名中有“隐”字者很多，也可引为隐逸风气盛行的旁证。以“隐”为名者:李朝隐（《旧唐书》卷一○○）、阎朝隐（《旧唐书》卷一九○）、冯朝隐（《新唐书》卷二○○）、宋朝隐（《旧唐书》卷一六一《李光颜传》）、颜朝隐（《全唐文》卷四○○）、李嘉隐（《新唐书》卷一九二）、胡嘉隐（《全唐文》卷四○二）、贾嘉隐（《太平御览》卷九五三引《唐书》）、李尚隐（《旧唐书》卷一八五）、李商隐（《旧唐书》卷一九○下）、李知隐（《新唐书》卷一九五）、贾大隐（《新唐书》卷一九八）、朱怀隐（《全唐文》卷一八九）、林昭隐（《新唐书》卷二○七《高力士传》）、谢蟠隐（《唐才子传》卷十）、刘隐（《新唐书》卷一九七《韦丹传》）、周隐（《新唐书》卷一八八《杨行密传》）、罗隐（《唐诗纪事》卷六十九）、张隐（《全唐诗》卷七三二）、李隐（《新唐书》卷五十九等《隐逸传》）、王驾号守素先生（《唐诗纪事》卷六十三）、唐求号唐隐居（同上卷五十），等等。以此看来，唐人以隐取名者很多，而所取别号，多半寓有闲散旷达的意味，这似乎是前代隐逸所没有的现象，这些无不打上唐代隐逸风尚的鲜明印记，折射出唐代社会特有的文化之光。

三、唐代隐逸之风与山水田园诗

隐逸与中国诗歌的山水田园题材关系密切，不仅山水诗、田园诗与隐逸的结缘是如此，唐代山水田园诗亦可作如是观。作为中国文学园圃中一朵奇葩，唐代山水田园诗以其淡雅的风姿和素朴天然的美学追求，深深映现着中国文人对文艺的欣赏，打上了中国隐逸文化内蕴的印记。中国人对山水美的观赏是与深邃的宇宙意识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交织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意识与隐逸思想的浸染，使古代士人具备了一种回归自然的心理预设。隐逸使士人走向山林江湖，与山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亲和关系，这正是山水诗产生兴起的重要社会条件之一。而在老庄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隐逸观念由清贫危险孤寂转而成为一种快乐人生，山林也不是恐怖的居所，而是体玄悟道的佳地，是实现寄心尘外、与道冥合的场所，只要他们放情山水就易产生隐逸之思。

唐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就是出现了山水田园诗。唐代山水田园诗蔚为大宗，就其擅变轨迹而言，隐然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以陶、谢开宗立派，以王维、孟浩然为领军，以韦应物、柳宗元等为中坚，祖咏、常建、储光羲为成员的山水田园诗派。王、孟、韦、柳不但形成了一个作家系列，而且被公认是山水田园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他们创作的“恬静”“澹远”的山水田园诗与雄浑豪迈的边塞诗共同成为唐代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唐代山水田园名家或多或少都有隐逸的经历。胡适先生曾指出，唐代重视隐逸，聪明的人便不去应科第，却去隐居山林，做个隐士。隐士的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的推荐，朝廷的征辟；即使不得征召，而隐士的地位很高，仍不失社会的崇敬。既有这样的社会背景，思想所趋，社会所重，自然会产生这种隐逸的文学，歌颂田园的生活，赞美山水的可爱，鼓吹那乐天安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

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主要创作者大多有隐逸的经历。他们或敛迹田园，或亦官亦隐，或在郡斋中求得隐逸之趣，从王绩、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祖咏、韦应物等行迹，可以清楚地看出隐逸不仅深入其人格气质，而且还将这种“乐天安命适性自然”的人生观不自觉地融入创作中，改变着由东晋陶渊明和刘宋谢灵运分别开创的山水诗、田园诗的面貌，使之趋于融合。盛唐，隐居成为全社会普遍的倾向，绝大多数盛唐诗人都有隐居经历。隐居使人们暂时脱离仕宦的圈子，静静地品味生活，思考人生的价值，满足仕途拘束下的个性自由。在他们看来，出处并非决然对立的，他们或以隐待仕，或亦官亦隐，有效地调解了仕隐出处的矛盾。他们的诗中也时时表露出归隐林泉的意念，如岑参的“爱兹田中趣，始悟世上劳”、李顺的“级冕谢知己，林园多后时”、王昌龄的“散发卧其下，谁知孤隐情”等。即使一生持怀拯世济物志向的杜甫也有过“潇洒送日月”的念头。在《题张氏隐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等诗中也流露出“悠悠沧海情”。对爱好过逍遥自在生活的李白来说，他的诗中也流露出隐逸的思想，“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盛唐诗中的隐逸之思以山水田园诗派的创作表现最为集中和充分，并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祖咏因仕途坎坷而弃官归隐，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隐居中度过的，他的田园诗主要表现超脱烦恼后的自由之趣。如下面两首诗:

淹留岁将晏，久废南山期。旧业不见弃，还山从此辞。沤麻入南涧，刘麦向东淄。对酒鸡黍熟，闭门风雪时。非君一延首，谁慰遥相思。①

旧居东皋上，左右俯荒村。樵路前傍岭，田家遥对门。欢娱始披拂，惬意在郊原。余霁荡川雾，新秋仍昼昏。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稼稽岂云倦，桑麻今正繁。方求静者赏，偶与潜夫论。

鸡黍何必具，吾心知道尊。②

仕途不顺，归隐躬耕，享受劳作的艰辛与乐趣，对乡村生活的随意点染，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达观态度。储光羲因不满于沉抑下僚，开元二十年前后辞官归隐淇上，其后又隐居终南山。虽然储光羲一生隐逸时间不算太长，但隐逸对其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诗绝大部分是“趣远情深”的隐居之作。他的田园诗细致朴实地描写劳动生活场景，歌咏隐逸生活的悠闲。他常常把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当做自己隐逸情趣的寄托，描绘一派和平宁静的田园环境。他笔下的农民心情安闲，风度潇洒，有超尘出世的隐士风度。由此看来，唐代士人们的隐逸之风与山水田园诗的著作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平时对山水田园诗的解读应该将其这一时代的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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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2XYC012）北方民族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研究生创新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王艺璇，1988年3月，女，甘肃兰州人，北方民族大学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文学研究。

《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全唐诗》卷131，第1331页。

祖咏：《田家即事》《全唐诗》卷131，第1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