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永明文学的创作背景 | 中国士风与文学研究

浅析永明文学的创作背景

苏璇毓①

中国诗歌的发展，经历了六朝时期玄言诗的典奥难懂、田园诗的清新自然后，到齐代的永明时期又达到了另一座高峰。刘宋诗坛“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人游山玩水，面对自然美景，心有所感，继而将山水美景描绘下来，加速了山水诗歌的创作，永明体山水诗也就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样式。而研究永明体山水诗有必要对永明文学的时限加以界定，这里采用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的划分标准②：泰始二年（466年）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年）为永明文学上下限。泰始二年，鲍照被杀、谢庄逝世，颜延之在此十年前就去世了，而谢灵运被杀则更早些，自此元嘉人物均已散尽，而永明文学的顶立柱也逐渐走向历史前台：沈约二十六岁，孔稚珪二十岁，范云十六岁，萧长懋九岁，刘绘九岁，萧子良七岁，任昉七岁，萧衍三岁，谢朓三岁，王融在下年出生，因此这一年可以视为永明文学的上限。永明文学的下限则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沈约的辞世为界限。在此前，竟陵八友差不多消失殆尽，永明文学也完成了使命。

永明时期，社会稳定，各种思想兼收并蓄，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优越的创作环境，加之吴声西曲、乐府民谣流行并登上大雅之堂，诗人们开始模仿民歌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开始转向一种俗化的倾向，这一时期的创新求变，也影响了永明诗人的创作。此外，竟陵集团的活动也与永明诗人的诗歌创作关系密切，文人在西邸受到了文学与佛学的双重影响，以沈约为代表的一批诗人提出“四声说”的理论，并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

“永明体”诗歌是“四声说”理论的自然结果，是古典诗歌形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它的新变特征主要表现在：世俗化的审美倾向、追求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以及强调声律的和谐，这一切都可以在永明诗人的诗作中发现踪迹。

一、追求新变的文学时代

建元元年（479年），萧道成以禅让的形式夺取了刘宋的帝位，建立新王朝，称齐高帝。四年后萧道成去世，太子萧赜继承王位，年号永明，史称齐武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社会政治稳定，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

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①

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足，给这一时期文人们潜心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除此之外，在永明年间出现的许多文人集团，比如竟陵集团，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文学中心，聚集了一批作家，又推动了创作的繁荣。

永明时期，从皇宫内苑、王公府邸到士子宴厅及平民聚集地，南朝乐府民歌大放异彩，特别是柔靡、清丽、浅白歌唱男女怡情悦性的吴声西曲，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南朝民歌自东晋起，渐至风行，到南齐达到高潮。《南齐书·王僧虔传》曰：

（王）僧虔……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上表曰：……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①

南朝乐府民歌主要来自都邑。《古今乐录》载曰：“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这些在文化中心、军事重镇的里巷间、莲池边、渡口旁产生的民谣不再为“有益讽教”，而是一种民间的娱乐，是桑濮情思在南朝的延续。

南朝民歌对永明诗人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人们开始模拟创作了许多具有民歌特色的乐府诗，民歌对永明诗人的作品风格影响巨大，也促使文学出现了一种新变的倾向。

永明诗人谢朓、沈约、王融的生活都历经南齐，南齐时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钱志熙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中对南齐的文学特色作了概括：“南齐的文学，前承刘宋文学的风气而加以变革，其重要作家如王俭、沈约、江淹，都是在刘宋时代就已经步入文坛的，所以南齐的文风、诗风与刘宋时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诗歌史上讲，永明诗歌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高潮，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诗歌的体制、风格的转变。所以，南齐王朝虽然短暂，但在诗歌史上，却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新阶段。”①

这个阶段的诗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功绩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他们在晋宋诗歌走到生涩僵滞的绝境时，通过学习乐府古诗和南北朝乐府民歌，懂得了必须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新的语言，才能使诗歌获得新生的规律，大力提倡流畅自然的诗风，促使诗歌完成了由难至易、由深至浅、由古至今的变革；其次，他们批评晋宋诗过于典正、酷不入情的弊病，强调文学吟咏情性的特点，在创作上更侧重于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温情。”②这种倾向促使文学向着一种追求新变的方向加速演变，诗歌新的形式、新的体制、新的内容也日益丰富。

整个永明时期，诗歌追求是倾向于新变的，他们在声律上、语言上、感情上，包括题材内容上都向着不同于前代的诗风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同时，南齐统治阶级注意招揽文士，文学风气最盛，文人团体活动也最为活跃。以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沈约、谢朓、王融、任昉、范云、萧衍、萧琛、陆倕为中坚的文人集团，秉承前代的遗风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比如聚会赋诗、探讨文义，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四声和永明体的诞生。

竟陵文学集团相聚在西邸，以竟陵王萧子良为中心的“竟陵八友”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和辞赋的创作，在诗歌与辞赋创作活动中，文人们互赠诗歌，如谢朓作《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等，萧衍作《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答萧琛诗》等，沈约作《酬谢宣城诗》《饯谢文学离夜诗》等，这些诗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从谢朓、沈约、王融现存的诗歌来看，集会唱和的诗歌占多数。

竟陵八友研究声律并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皆为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是我国古典格律诗的发端，它的产生正是“竟陵八友”等文士研习声律的结果。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载：“沈约文辞精拔，盛解唐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传相祖述，而声律之道大行。”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竟陵八友”中沈约、谢朓、王融等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四声正是在他们的深入研讨和大力倡导下产生并风行起来的。

除了在理论上进行探索之外，他们还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实践。《南史·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清末王闿运《八代诗选》二十卷中，有三卷《齐以后新体诗》。其中南齐共三十八首，王融有五首，谢朓则占了大半；梁二百八十三首，沈约占十四首。

从现存作品来看，沈约、谢朓、王融无疑是最有成就的作家，就诗歌创作而言，沈约、谢朓、王融等人在诗歌的句式、韵律、对偶以及意境、风格等方面创新求变，绵密细巧的永明诗体，为唐代近体诗的兴盛铺平了道路。

二、永明文学思潮的影响

“永明体”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南齐书·陆厥传》，作为一种诗体，永明体和前代诗风的不同之处在于逐渐自觉地使用四声的规律和体制，诗歌逐渐格律化。

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一转变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加上永明诗人的钻研探索所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由永明时期再继续前进，近体诗的格律到梁陈时代被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然后又从四声而发展为平仄，并由反面的忌避声病到正面的规定格律，终于水到渠成地出现了完整的近体诗——律诗和绝句。”①

对于永明文学的新变特征，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永明文学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高文强在《论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特征》中将永明文学批评的新变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杂以风谣，轻唇利吻”，即形成世俗化的审美观念；二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即追求平易流畅的艺术风格；三是“吐石含金，滋润婉切”，即强调声律的和谐搭配。②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永明诗歌在这几个方面的表现。

两晋至刘宋，文坛一直推崇雅正之美，排斥新俗之风，到了永明时期发生了变化，尚俗审美观在当时文坛成为一股新风，对永明文学观念的整体新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永明文人的审美观念与刘宋相比，明显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民歌俗曲已经为时人所普遍接受。《南齐书·王僧虔传》载：

自倾家竞新哇，人尚谣俗，条在噍杀，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正典，崇长烦淫。

在永明诗人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的作品中，都或深或浅地表现出一种俗味，如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等，而且从他们的诗歌题材到语言，都可以看出其受民歌俗曲的影响至深。晋宋以来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那一股典正的气息，在永明诗歌中早已销声匿迹了。

永明文人的批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他们开始摆脱晋宋以来重典正平板的倾向，而更为重视提倡平易自然的艺术风格。沈约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读诵，二也；易识字，三也。”（《颜氏家训·文章》）主张文章语言的平易自然，是永明文人的共识，所以，沈约的观点颇为永明文人所引申发挥。如萧子显便重申了“言尚易了”的主张，钟嵘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①永明诗人“平易流转”的主张，“标志了一个民族消化已获得的技巧，寻求对其圆熟运用的努力。”②“平易流转”主张的提出，意义是重大的，永明诗人对诗作典正平板的革除，正是诗歌史向唐代高峰伸展的桥梁。

分析永明体诗歌，其语言清新自然，用语平易，口吻极为流利，甚至口语化。很多诗歌内容浅显，受民歌影响的痕迹宛在。沈约在《石塘濑听猿》诗中“惟见”、“重沓”、“既欢”、“复伫”等都是南朝民歌中常用的词语，全诗格调清新明快，语言浅显自然，充满着浓浓的民歌情趣。王融《绿水曲》：“琼树落晨径，瑶塘水初绿。日霁沙溆明，风泉动华烛。”辞藻华丽，风致宛然，是学习南朝乐府民歌、汉魏乐府古诗的口语句式以及晋宋文人诗中浅近语的结果。谢朓也学习南朝乐府民歌的清浅语言、婉转流利的诗风，他的《江上曲》：“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含思婉转，清音逸飞，宛如江南采菱曲。这些平易流畅的作品，一改魏晋诗歌的旧貌，受到了当时文人的普遍好评。永明诗人正是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倡导下，从当代民歌，前代诗作中汲取精华，以平易自然的诗风改变了晋宋僵滞的文人诗。

诗歌的音节声调之美，是诗的形式美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诗人与文艺思想家对诗的音节声调之美的追求，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宋书·范晔传》载：“……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他不但借用“宫商”、“金石”等音乐概念，而且从文学声调方面开始提出了“清”与“浊”的声律概念。

“永明体”的最大特点即强调声律的和谐搭配，使诗歌获得音乐之美。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诗歌声律和谐搭配的方法有一段经典论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正由于有了这些差异，所以才有可能像音乐里的五音一样，组合成悦耳的音乐，使诗歌语言具有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随着声律运用的迅速发展，人们对诗歌形式美的要求逐渐加强，而根据美学原则制定的文辞格式，也引起了一般文人的景慕，于是就造成了文学上一时的“转相祖述”，“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相微，专相陵架”①。人们在创作上讲究声律已蔚然成风，像沈约、谢朓、王融，他们都已经开始严格按照声律论的标准来做诗了。沈约的《早发定山》中的“标峰彩虹外，至岭白云间”，音韵和谐，对偶工整，是六朝音韵和谐的好句。谢朓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②。“圆美流转”既要求诗歌风格流美、自然，又要求音韵和谐。谢朓的《入朝曲》中的“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讲求声律，对仗精工。王融的诗作也大多如此。

南朝朝代数易，士族文人渐渐失去了以往种种特权。特别是到了萧齐时期，士族不仅失去了实际的权势，加之他们的政治进取心萎缩，社会使命感与是非观念淡薄，这就使得萧齐士族文人成为政治上庸庸碌碌，事业上无所作为，孜孜于身家之福禄富贵的一批文人。不过，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对外界的政治、社会问题失去了兴趣，他们转而留意自己身边的平凡生活，感情变得极为细腻，这种灵婉细微的创作特色，表现在诗歌上也就极大地扩大了其题材范围。①

第一，宦游他乡，寄情山水景致。萧子良在《游后园诗》中说：“丘壑每淹留，风云多赏会。”这里所说的“赏会”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了永明诗人对山水的热爱之情。南齐永明年间，天下承平，文士云集。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移居鸡笼山，备极风物之美；文惠太子开拓玄圃园，“多聚奇石，妙极山水”，并于钟山下立馆，号曰“东田”，“制度之盛，观者倾京师”②。所有的这些，都为永明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如谢朓《游东田》中的“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诗人恬然怡乐的心境，表现得逼真传神。再如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中的“洞彻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山水同样寄予了诗人的心情。(www.xing528.com)

第二，离别酬赠，抒写人间真情。永明诗人，特别是竟陵八友，由于思想性格的接近，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以文义赏会，结下了深厚友谊，每当临别之际，就会有分弦别唱之作，来抒写依依惜别之情，这些作品词句清丽，意邈情深。如“分弦饶苦音，别唱多凄曲”③、“一罢平生言，宁知携手日”④“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月明”⑤、“相思将安寄，怅望南飞鸿”①等动人的诗句，永明诗人对人生别情，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因而能以委婉细腻的笔触抒写人间的一段深情。

第三，睹物兴情，开拓诗歌题材的新领域。齐梁诗人多出身于世家大族，生活圈子的窄小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很少有机会，而且也不愿意去接触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因此，只能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歌素材，一时间，像这种“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②的创作风气竟成为诗坛的主流。南齐永明年间，文人们大多常常指物命题，应酬唱和，咏物诗出现了。沈约率先创作了大量咏物诗，他笔下的物象世界呈现出超越前代的丰富多彩的面貌，在吟咏客观对象时，以一种欣赏的眼光，对其进行艺术的客观描摹，力求准确、传神。他以“微根如欲断，轻丝似更连”③来勾勒青苔的柔弱；以“非烟复非云，如丝复如雾”④刻画细雨的纤薄。谢朓、王融也有大量的咏物诗作。永明诗歌创作表现出来的新特点，使其既不像东晋玄言诗那样“淡乎寡味”，又与“操调险急”、“倾炫心魂”的元嘉诗歌有所不同，永明诗歌看似平淡，但可以用沈德潜评谢朓诗的话来说，读过之后，使人“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番深情妙理”⑤。

元嘉时期，南朝新声大盛，汉魏乐府迅速衰落，而且许多旧乐谱系在战火中已经遗失，若无推新，很有可能将成为历史陈迹。到了永明时期，沈约、谢朓等人有意识改变这一状况。他们对乐府题目、内容、写作手法进行革新，借用汉魏乐府的古题曲名或者自制曲名，按照体面意思来赋写诗歌。同时在拟作汉魏乐府时，学习南朝民风韵味，以及运用声律，在民歌与声律的共同影响下，“十曲九失”的汉魏古乐府被植入新乐谱体系中。

永明诗人沈约、谢朓等人自制乐府新题写新内容。沈约自己就创作了四十余首乐府诗，如舞曲《白纻歌》①，不仅在内容上与前殊异，就是在形式上也有所翻新。谢朓也有这样的新题乐府诗，如《王孙游》《玉阶怨》等。除此之外，他们还都在民歌的影响下自制了一些乐府，如沈约的《携手曲》《夜夜曲》等，《乐府诗集》卷七十六引《乐府解题》解释这两首诗道：“《携手曲》言携手行乐，恐芳时不留，君恩将歇也。”“《夜夜曲》伤独处也。”前者以色事人对君恩难长的忧惧，后者独处空闺的自怜自叹，都表现得委婉有致。《夜夜曲》中以“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的夜景起笔，以星汉斗转的宇宙现象为背景，烘托出思妇“宁知心有忆”的惆怅，在这样的长夜里，她挂念丈夫无心睡眠，“寒机晓犹知”，希望通过辛苦的劳作来消解难抑的悲愁，可她凄凉孤独的处境与心态，最终也只化作“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诗歌语言明白如话而流溢的真情实感却让人神伤。再如谢朓的《芳树》，《乐府题解》曰：“古词中有云：‘妒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乐不可禁。’”古意本为一女子因情人变心，悲伤不已。而谢朓依“芳树”题面，联想到屈原“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伤悲，抒写了暮春时节、众芳凋零的感伤。

在诗歌形式上，永明之前，杂言诗关于诗句的字数与句式的位置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规定，字数的多少、参差句式的排列完全处于任凭诗人随意安排的无序状态。但永明诗人对杂言诗做了新的尝试，把杂言诗格式趋于规范化，最突出的是沈约。如《江南弄》四首：

邯郸奇弄出文梓，萦弦急调切流征。玄鹤徘徊白云起。

白云起，郁披香，离复合，曲未央。（赵瑟曲）

罗袖飘纚拂雕桐，促柱高张散轻宫。迎歌度舞遏归风。

遏归风，止流月，寿万春，欢无歇。（秦筝曲）

杨柳垂地燕差池，缄情忍思落容仪。弦伤曲怨心自知。

心自知，人不见，动罗裙，拂朱殿。（阳春曲）

阳台氤氲多异色，巫山高高上无极。云来云去长不息。

常不息，梦来游，极万世，度千秋。（朝云曲）

每首诗由七句构成，前三句为七言，后四句为三言；第四句作为启下的过渡句，利用修辞学上的顶针手法，重复使用第三句的后三字；全诗押两韵，前三句句句押韵，后四句隔句押韵。在沈约的带动下，其他人的杂言诗创作大多如此，格式定型，铺陈排比，委婉细腻。中晚唐以迄五代兴起的一些小词，以此颇类。后代学者追溯词的起源时已注意到这点。王国维《戏曲考源》说：“诗余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杨慎《词品序》也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看陶弘景《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词之滥觞六代，永明诗人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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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题解》曰：“古词誉白纻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袍以光躯巾拂尘。’”。《唐书·乐志》曰：“梁武帝令沈约改其辞为《四时白纻歌》。今中原有《白纻曲》，辞旨与此全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