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东晋与会稽山水分析

浅析东晋士风与会稽山水

李慧慧①

摘要:东晋士风文风表现出闲淡自然的形态，与西晋士风完全不同。笔者认为，永嘉乱后，士人南渡，发现了会稽地区的山水之美，同时，会稽的山水之美也激发了士人对自然山水的美的认识，启迪了他们对自然美的审美认识，从而促进了山水诗在东晋的兴盛。

关键词：东晋；会稽山水；山水诗

晋代到了永嘉时代，政治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由于永嘉乱起，北方士族纷纷南渡。317年，司马睿在南北方士族的拥戴下，迁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到420年刘宋王朝建立，共经历了百余年。北方的豪门士族，络绎南迁，来到了明山秀水的江南安顿他们的家园，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令他们惊异的全新的环境。永嘉南渡，对士人的内心波动是很大的。他们经历了“八王之乱”，又得到异族的入侵，体会到了国破家亡的悲痛。这时，他们带着一种惘然凄凉的心绪，来到江南。在江南这样宁静秀美的自然山水的陶冶之下，他们的审美情趣、理性人格发生剧烈转变。于是士人逐渐表现出追求闲淡，无意功名，在文学上或表现为枯淡或呈现出清新自然。本文将从会稽山水对东晋的士风文风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会稽山水的美

会稽山水之美，正是汉代鉴湖水利工程所带来的审美效应。山阴道在古代有古陆道、古水道之区别。《越绝书》卷八：“山阴故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东汉时期，会稽郡在山阴故水道、故陆道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地势兴修水利，会稽太守马臻发动民众围堤筑成鉴湖。鉴湖工程为会稽郡带来了农业、经济的巨大变化，而会稽山水的独特风貌也因此形成。东晋吴人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顾恺之以其画家的审美眼光道出了会稽山川的特点。鉴湖的水，来自于会稽山脉。会稽山的溪流，多是急流而下，马臻在会稽山麓建成鉴湖后，拦湖蓄水，使原本急湍的山溪安静下来，汇成水平如镜的各种形态的湖。定居会稽任会稽内史的东晋名士王羲之说：“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鉴湖烟波浩渺，水波澄静，清澈见底，舟行其上，碧水映照，青山叠嶂，自然生出镜中游的感慨。王献之在杂帖中写道：“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会稽境内特多佳山水，峰隆峻，吐纳云雾，镜湖澄澈，山川映发，吸引了北方渡江的士人在此定居。

二、会稽山水对东晋士风文风的影响

“山水能够造就山水欣赏者，山水的美能够培养出山水审美情趣”，“中国士人山水审美趣味的基本格调，应该说是在东晋奠定的。是江南山水的独特风貌造就了东晋士人的山水审美趣味。”东晋士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山川秀色中，感情和性格是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得承认文化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文化的地域色彩，正是它生命力表现最为强烈的地方。文学流派的形成，常常与地域有关。这其中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当然起着作用，但也无可否认与自然环境有关系。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就包含着自然环境对人气质的影响。不同的自然风貌给人以不同的感受，江南的春风细雨与北方的广漠风沙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心境。长期生活在明净的山水间，领略那鸟鸣绿草的南国风味，和单调的北方景色相比，自然性格不同，情趣也就不同了。在交往不很频繁的古代，北方人粗犷强悍，而南方人细腻精明，这都影响着人的性格，随之而来的就是影响着人物的创作。

东晋社会，从帝王到僧人都在自然山水中追求一种会心。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山水在他们的眼中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王徽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顾恺之说，会稽山川“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东晋士人认为山水自然中隐藏着宇宙、人生的真理。因此，士人经常出入于山水，王羲之、谢安、许询、支遁等名士名僧“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如果说竹林名士的放诞出于愤激，中朝名士则真的以纵欲为尚，那么东晋名士则转向为对个人修养的追求，转向山水之乐。在这种宁静秀美的自然山水的陶冶之下，东晋士人的审美情趣、理性人格发生剧烈转变。他们追求一种旷淡的理想人格，“无论是旷淡，还是简淡，都是门阀士族具有浓厚玄学色彩的理想人格”。他们热爱山水，崇尚自然，对文学语言形式的要求也以自然为尚。所以，比起西晋文学来，东晋文学要质朴得多，形成了一种淡远清新的风格。东晋的文学理论不多，我们从李充《翰林论》中可以窥探其一二。《翰林论》现在只留下了残缺的几条，如“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校不以华藻为先”，“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在朝辩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晋崇尚“远大”，总体文风表现为一种淡。

而王羲之就是东晋士风转变的典型。他归隐之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在山水中，王羲之寻到了人生的乐趣。山水一直是王羲之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喜爱山水、崇尚山水。而当时名士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在会稽郡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他们用心去亲近山水、在山水中体悟玄理，将山水作为颐养身心之所。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召集同好在会稽山阴兰亭宴集。王羲之召集的这次三月三日的聚会，是一次盛大的集会，共有四十二人参加。这次集会共辑诗三十七首，王羲之既是召集者，诗集序就由他来写。这就是他的散文名篇《兰亭诗序》。王羲之追求从容闲适，他本身又“一往隽气”。他的这种气质表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了自然隽永的风格。这种文风正是东晋士人追求萧散的意趣、崇尚从容闲适的生活在文学中的反映。

三、受会稽山水影响产生的文学

会稽山水如此之美，士人们又在此相聚，少不了以山水为题材进行诗作，所以说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仅培养了文人的审美情趣，也促使了山水诗的形成。

其实，山水作为题材进入诗歌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诗经》和《楚辞》都有大量的山水描写，但《诗经》主要用于比兴，成为人物活动的点缀；《楚辞》中的山水作为神灵活动的自然布景，充满瑰丽的想象和浪漫气息，两者都不是作为审美对象出现在诗中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山水诗。所以说，尽管先秦时期人们与自然界有着极其密切的接触，但原始山水却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审美意识，自然景物只是作为比兴或点缀出现在诗歌中。

兴盛于西汉的赋脱胎于楚辞，辞赋家们以“体物”的眼光面对大自然，全身心地去体会与感受大自然的美，并使之在作品中得以再现。可以说这是文学与大自然的一次真正的亲近与契合。顺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以两汉四百年的岁月，本该可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了。但受儒家诗教文学观的影响，赋由“体物”向“写志”的方面发展了。自然景物的描写虽然细腻精微，景物渲染铺张扬厉，都是为宣扬大汉帝国的恢弘气派，歌功颂德，点缀升平而服务的，礼表现为形式上的无尽的繁文缛节，乐表现为固定范围里的美学范畴，乃至艺术形式都少有变化，大量的“七体”、“吴均”体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鲜有突破性的创新，艺术始终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范围里转圈子，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山水诗。(www.xing528.com)

东晋是山水诗自觉的时代。魏晋时代，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士人们保存自我、保存生命的渴望，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强烈。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士人更愿意去接近山水、观赏山水，士人们把纵情山水看做是实现心灵自由的一个重要方式，甚至成为士人的一种时尚。正是这种不同以往的山水审美观的引导，东晋诗人的审美意识才真正觉醒，并把自然山水当做一种自然美、形式美来欣赏。自然山水开始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由此自然山水真正成为了美的象征，自然不再仅是人道德力量的象征和情感载体，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客体———作者的终极关注对象。

东晋诗人，尤其是兰亭诗人对自然进行了客观的直接描绘，没有对玄理的体悟，甚至没有直接抒发作者的情感。自然山水是描写的主要对象，是诗的主体。在这里，自然山水已经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和艺术表现领域，在诗歌中开始获得独立的地位，山水才真正成其为山水。这种自然审美观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种飞跃性的大发展。王羲之的《兰亭诗》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晋文人的山水审美观。兰亭集会游宴的结果，除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孙绰的一篇《三月三兰亭集序》两篇序文外，最为丰富的应是留存至今的二十六人的三十七首《兰亭诗》，它们不仅反映了东晋文人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晋文人的山水审美观。从《兰亭诗》可以看出，东晋文人的山水审美意识，既有对传统自然观的继承，又有属于自己时代的飞跃性发展，体现了中国文人自然观的演进过程，是中国文人山水审美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其实，像兰亭集会这样盛大的集会在西晋也有过一次，石崇等三十人为送王诩还长安，共往金谷涧中，昼夜游宴，在石崇的别业举行金谷诗会，石崇曾作《金谷诗序》。可是我们将王羲之《兰亭诗序》与石崇的《金谷诗序》比较就可以发现，石崇引以为豪的金谷别业“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至”，又有水碓、鱼池、土窟，所谓“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众人“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在石崇等人的眼中，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水碓、鱼池、土窟等山水自然还只是各自孤立的“娱目欢心之物”，山水只是外在于人、让人娱乐的“物”。可兰亭集会中自然山水则显示了很大的不同。《兰亭诗序》开篇王羲之即点出聚会的时间和事由:“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石崇《金谷诗序》列举了若干可以“娱目欢心”的自然之物后，便将山水抛之脑后，开始了热闹的诗会。王羲之对兰亭诗会的描述则完全不同，自然与诗会是相互交融的。在“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之后，他开始关注山水:“崇山峻岭”是人所处场所，“茂林修竹”与“清流急湍”是人周围环境，“映带左右”象征着人与自然的无言融合。环境交代之后才是诗会的过程:“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同时描述诗会的过程中时刻不忘自然:“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在这一段中，王羲之将诗会的过程与山水的描写始终结合在一起，此种安排富有深意。在这里自然不再是“娱目欢心”的对象，而是诗会中不可或缺、激发人思维和灵感的源泉，是诗人欢畅于其中，并与之对话、与之交融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人是自然的一个因子，人在其中领悟了生存的真谛。

再如王玄之的一首《兰亭诗》：“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前两句比王羲之的“仰视碧天际”更具体地展现出所见到的山水景物，后两句点明自己在山水中逸情闲散的感觉。“滞忧”同于谢安兰亭诗中的“虑”，由此可以想象，当诗人徜徉于会稽青松翠竹之间，徘徊于曲涧清流之畔时，胸中隐藏的种种烦闷、忧愁、焦虑应该涤荡一清了。

综上所述，东晋士人发现并挖掘了会稽的明山秀水，使山水逐渐走入文学的视野，并开始成为独立的对象被观照，这对之后山水文学的大规模产生具有深刻的意义。同时，也正是越地秀美山水促使东晋士人的审美情趣、理想人格发生了转变，形成了闲淡自然的魏晋风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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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充.翰林论［A］.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9，1767

［4］石崇.金谷诗序［A］.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9，1651

［5］王羲之.兰亭诗序［A］.晋书·王羲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3，2099

李慧慧，1982年9月生，女，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2009年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文学，现为北方民族大学助教。

苏璇毓，女，1984年生，内蒙古赤峰人，2010年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古代文学硕士毕业。现工作于银川市金凤区劳动就业服务局。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3～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