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探究西晋士风中的二十四友

士当身名俱泰——评西晋士风下的“二十四友”集团

张瑞瑞①

摘要：本文主要以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二十四友”作为研究对象，文章分三部分：“二十四友”士人种种心态透析；从西晋惠帝朝的动荡政局、西晋玄学的新义及“竹林七贤”中仕晋贤人的影响，看“二十四友”“士当身名俱泰”之动因；“士当身名俱泰”心态在友人作品中的投射。以期对“二十四友”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与认识。

关键词：西晋；二十四友；士人心态；士风；西晋玄学

在魏晋时期，相继出现了以下三个士人集团：在历史的大潮中“横槊赋诗”的三曹七子，“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贤，以及在政治旋涡中与世浮沉的“二十四友”。本文主要研究在西晋特定士风下的“二十四友”集团。士风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但是文学研究的使命，即是要对这种纷纭复杂、浑融一体的历史现象剖清理析，深挖表层历史现象下所蕴涵的深刻的社会哲理，从中得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人大体一致的风尚，以及此种士风如何影响到士人的心态，士人心态又如何在文学作品中体现。那么在西晋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二十四友”士人集团，他们具有怎么样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又受到了怎样的士风影响，以及这种心态在其存世的少量作品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一、“二十四友”士人种种心态透析

在《晋书》中有关“二十四友”的记述主要散落在《贾谧传》《石崇传》《潘岳传》《刘琨传》和《阎缵传》等五人的传记中，引述如下：

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徵，京兆杜斌、挚虞，琅琊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附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贾谧传》）

（崇）释太仆，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按，据石祟《金谷诗序》自记，作“监青徐”）诸军事，……免官。复拜卫尉，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广城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其卑佞如此。（《石崇传》）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谧二十四友，岳为其首。（《潘岳传》）

（琨）年二十六，为司隶从事。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士人无不倾心。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刘琨传》）

又东宫亦宜妙选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太孙幼冲，选置兵卫，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又谧前见臣表理太子，曰：‘阎儿作此为健，然观其意，欲与诸司马家同。’皆为臣寒心。伏见诏书，称明满奋、乐广。侍郎贾胤，与谧亲理，而亦疏远，往免父丧之后，停家五年，虽为小屈，有识贵之。潘岳、缪徵等皆谧父党，共相沉浮，人士羞之，闻其晏然，莫不为怪。今诏书曝扬其罪，并皆遣出，百姓咸云清当，臣独谓非。但岳征二十四人，宜皆齐黜，以肃风教。（《阎缵传》）

“二十四友”的名单，《贾谧传》已一一开列。“二十四友”的成员组成是非常复杂的，从《晋书》记载来看，是有主从轻重之分的，其中有本传的10人：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挚虞、左思、牵秀、郭彰、刘琨，有附传的是：邹捷、刘讷、刘舆三人。

从《晋书》中有限的记载，表象而观，“二十四友”来自不同的地域：石崇，渤海南皮人；欧阳建，冀州人；潘岳，荥阳中牟人；陆机、陆云，吴郡吴县人；挚虞，长安人；左思，临淄人；牵秀，武邑人；郭彰，太原人；刘舆、刘琨，中山魏昌人；杜育，襄城邓陵人。且这些人大多天资甚厚：石崇“少敏慧，勇而有谋”“颖悟有才气，而任侠无行检”；欧阳建才学富足，时人称为“渤海赫赫，欧阳坚石”；潘岳少有“神童”之称，后以“才名冠世”；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服膺儒术，非礼不动”……凡此等等，足见一斑。

从二十四友人所处的社会身份地位深层分析，可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出身累世仕宦的世族大家或门阀士族，第二类是属于皇亲国戚的士族，第三类是文豪名士之流，第四类是一般中下层士族之徒。

具体分析，第一类，如：欧阳建，字坚石，石崇外甥，世为冀方右族。陆氏兄弟，出身三世为将之家，是三国时期吴国丞相陆逊之孙。刘舆、刘琨兄弟，是尚书郭奕的外甥，祖刘迈为相国参军、散骑常侍，父刘蕃位至光禄大夫，晋惠帝时为淮北护军、豫州刺史。和郁其祖洽为三国魏尚书令，其父逌为魏吏部尚书，兄长和峤，惠帝时，拜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第二类，如：郭彰，为贾后的从舅，官历散骑常侍、尚书、卫将军。贾后专朝时，郭彰参与权势，与贾谧借势为非作歹，世人并称“贾郭”。诸葛诠，官散骑常侍，为晋武帝诸葛夫人之兄。左思，为晋武帝左贵嫔之兄。第三类，如：潘岳，少以才颖著称，乡邑号为神童，诗文善叙情思，尤其擅写哀诔之文，历任著作郎、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等官职。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文章志》《文章流别集》《三辅决录》等辞理恰当，为世所重。牵秀，博学善辩有文才，性豪侠，弱冠时即得美名，又具任气，好为将帅。第四类中的一般中下层士族之徒，他们的家世出身虽不可考，但都依附于司马氏集团，做过一些或大或小的官僚，如邹捷、刘讷、缪徵、杜斌、杜育、崔基、刘瑰、周恢、陈眕、许猛等十人。

“二十四友”及其活动是西晋历史上颇为特殊的社会现象，二十四友人中有才学出众、以诗文名世者，也有因军功超群，勇武善战而称雄者。因此，有的学者将其定性为文学集团，有的学者视之为政治集团。笔者以为“二十四友”其实是依附于外戚贾谧而形成的一个松散的、一时性的士人趋炎附势的团体，既称不上政治团体，也称不上文学团体。下面我们对“二十四友”集团本身作一些分析，以见其友人有何种的风尚，何种心态。

关于“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时间，史籍语焉不详，姜亮夫先生《陆平原年谱》定在惠帝元康元年（291年），恐不妥。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定在元康六年（296年），解体在永康元年（300年）。从这一集团里几位主要人物（贾谧、潘岳、石崇、陆机、刘琨、左思）的仕途经历来考查，笔者同意陆侃如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1月第15卷第1期邓舜福《二十四友文人集团形成时间考》有确切详尽的论述。那么“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应该是一个逐渐集合的过程：大概在元康元年贾后一举灭掉晋武帝后期和惠帝前期权倾天下时号“三杨”的杨骏兄弟，总揽朝政大权后，元康三四年间，有一批文人政客看准风向，向贾谧这个政治暴发户靠拢，经过几年的积淀，到了元康六年，“二十四友”集团中的文人骨干和经济骨干都已贴近贾谧，他们以自己的才和财作为资本，不加掩饰地对贾家作勾结谄媚，贾谧其时已年过二十，扩张名望的要求更为自觉，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正式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局面。如上文所引得《贾谧传》：“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丽珍，歌童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其余不得预焉。”从这个集团的名誉主席、政治领袖、文学后台角度看，贾谧是在贾家权倾天下后，“开阁延宾”，以致“海内辐辏”，其实质也不过是政治家得权后的附庸风雅而已，附庸文学的风雅而已，以此在社会上扬己之名，树己之威望。后文的“其余不得预焉”也可得到讯息，说明能进贾谧二十四友是需要些许条件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其间的。这样这个集团在最初的形成时，从组织者的角度，肯定有强烈的求名扬名心态。而《贾谧传》“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刘琨传》“秘书监贾谧参管朝政，京师士人无不倾心”，《阎缵传》：“世俗浅薄，士无廉节，贾谧小儿，恃宠恣睢，而浅中弱植之徒，更相翕习，故世号鲁公二十四友”，说明当时的士人也是积极参与其间的，倾心尽礼事之，以预贾谧二十四友为无上的荣耀，而“其余不得预焉”，更加重了他们这种荣耀感。由此看见，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友人预贾谧“二十四友”也是为了借政治上炙手可热的贾谧来为自己彰显名望。由此可见，从参与者的角度看，友人预贾谧“二十四友”也是为了借政治上炙手可热的贾谧来为自己彰显名望。总之，“二十四友”集团的形成，无论是组织者贾谧，还是参与其间的二十四友人，都有强烈的求名心态。

下面我们再来看“二十四友”集团形成后，成员之间都做了些什么呢？上文我们提到“二十四友”集团是一个松散的士人群体，成员之间彼此或意气相投，或意气不投，但是正始以来的文人习气和士人天性影响，又使他们的群体活动成为必然，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史书上有所记载，且历来被称道为魏晋风流的“金谷之会”。金谷之会的地点是在“二十四友”集团的日常活动理事石崇的别馆金谷园，金谷园是石崇在洛阳金谷涧建造的冠绝时辈的华丽别墅，二十四友人经常在这里宴集赋诗。金谷之会在上文所引的《刘琨传》中涉及的是：“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潘岳《金谷集作诗》记叙了这件事，当时是“绿池泛淡淡，清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景色秀美，众人相聚甚乐，“玄醴染朱颜，但诉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但留下的金谷诗寥寥无几，潘岳有两句道：“遂拥朱旄，作镇淮泗”，杜育也有两句：“既而慨而，感此离析”。倒是石崇《金谷诗序》说的最为详尽：“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者，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去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龟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柱，合载东中，道路并作，及往，舆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石崇在《思归引》的序中也有这样的记述：“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休。”由这两个序言可知，金谷别业的规模是很大的，面临金水，在金水边上，沿山之高下，有竹柏果木近万株，有高台飞阁，有池沼，有田园，有草药；别庐中还备有伎乐，有一切生活必需，既可以纵情山水之中，享弋钓之乐，又可以诗酒宴饮，极人间之欢娱，是两者的结合。石崇在《思归引》中称“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这种对以山林为代表的大自然的喜好，想必非石崇一人如此，否则众贤何以与之“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二十四友人一起在石崇的金谷园中赏物、奏乐、饮酒、赋诗。他们尽情地享受“士当身名俱泰”的理想人生，把山水引进了士人的文化生活，以山水之美来陶冶士人的身心，从山水中享受自然情趣，享受自然的美，把山水作为游乐的对象，把大自然的美作为人间荣华富贵的一种补充，山水成了士人世俗生活的点缀。对于士人来说，由于山水审美的渗入，他们的宴饮欢娱的生活趣味便雅化了，诗化了。他们便在这种雅化、诗化中体验到一种异于世俗的高逸的情趣，并从中得到使己之身心称情适性的满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四友”集团的解体。史书载，贾谧事败，“侍中贾谧及党羽数十人皆伏诛”，赵王伦“执张华、裴頠页、解结、杜斌等，于殿前杀之”。“二十四友”除杜斌以不能确知的原因处死外，其余均未牵连受殃。尽管石崇、欧阳建、潘岳遇害在贾谧被诛后不久，但他们遭戮另有原因。赵王伦专政，孙秀为虎作伥，“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乃劝伦诛石崇、欧阳建。而石、欧、潘诸人既知其计，故亦密谋诛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晋书·潘岳传》也载“（孙）秀遂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若石、欧、潘等人为贾谧同党可光明正大惩处，何至“矫诏”“诬”害呢？可见，他们与贾谧并非政治朋党。贾谧与“二十四友”的关系仅限于贾谧“亲善”“二十四友”，“二十四友”竞相谄媚贾谧而已，未有他们相互提携、密谋策划另有他图之举动。相反贾谧倒台，时任尚书的和郁，受赵王伦所遣，“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陆机、邹捷为赵王伦篡逆“俱作禅文”；陆机还因“预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左思安然“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而陆机兵败后，方始发生了王粹与牵秀共诬构其罪致死之事。从“二十四友”活动后期诸人勾心斗角、薄情寡义及落井下石作鸟兽散的结局，不难看出，他们既非为相同的文学爱好与主张而聚集，也非因共有的政治抱负而集结，而实际上是一个以权贵贾谧为核心的，由薄操无节的士人组成的内部矛盾重重的松散组织。他们共同的活动就是对贾谧的依附、吹捧，而相互标榜获誉、求生安命是他们活动的唯一追求。尤其在昔日领袖贾谧倒台后，其友人表现出浓重的求全求生态度。

“二十四友”集团成立时，从领导者、发起者到友人都有浓重的求名心态，而集团成立后，其友人在一起的主要集体活动就是聚集在日常理事长石崇的金谷园中，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尽情地宴饮赋诗，适性称情，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到了集团因贾家的失势解体时，又是树倒猢狲散，几个重要人物，因种种原因被杀后，其余友人各奔东西，各投新主，表现出浓重的求全自生心态。“二十四友”集团友人的这种种行为正好暗合了石崇早年关于士人价值观的一句话，或者可以说用这一句话来概括友人的心态——“士当身名俱泰”。《晋书·石崇传》：

尝与王敦如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如云，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

此条材料来自《世说新语·奢汰》，《世说新语》谓其“入学戏”，则似为少年时之事。但“身名俱泰”，实为此时士人人生追求之一总目标，在此目标下，士人有种种之表现：求名、求全、保身、在自然中追求飘逸情趣。

二、“士当身名俱泰”之动因

“从士人心态的发展来说，我们发现，每一个历史阶段，士人的心态都有一种总的大体一致的趋向。尽管从各个人的具体考察中可以发现他们的心态千差万别，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例如价值取向、生活情趣等方面，却总是有一种与时代环境相称的发展趋向。”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在西晋特定的历史时代环境下“二十四友”集团这种“总的大体一致的趋向”——士当身名俱泰。笔者以为原因有三：西晋惠帝朝的动荡政局，西晋玄学的新义，以及其前期“竹林七贤”中仕晋贤人的影响。

1.西晋惠帝朝的动荡政局

西晋惠帝朝的动荡政局，笔者以为这是“二十四友”“士当身名俱泰”心态形成的外在原因。司马氏的弑君篡权，在经历了东汉末年的动荡局面，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的魏晋时期，对西晋初期的士人来说还是有很大冲击的，这就造成了西晋政局在一开始就造成了一个丧失思想凝聚力的环境，执政后，因司马氏立身不正，没有一个有力的维护朝纲的思想原则，使司马氏政权一直处在一种道义上的尴尬局面，司马氏只能政失准的，依违两可。这种基本特点的政风，很自然导致政局的混乱，也当然要影响到士人的价值取向，导致士无特操。我们看“二十四友”存在的具体时间，恰好是西晋政局混乱的惠帝时期，前后经历了历史上两次有名的政变：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这种政治上的血雨腥风使士人意识到，要想在现实中生存必须要找到一位权贵做靠山，士人面临着生存的现实需要与恪守人格尊严的严峻考验和两难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产生趋炎附势心态，依附权贵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此种政局下二十四友人为了生存、为了名利地加入和离开“二十四友”集团也就不足为怪了。如史称“性轻躁，趋世利”的潘岳，虽与贾家早有关系，但是在入“二十四友”集团前，曾是前太傅杨骏的主簿，杨骏于他也算有知遇之恩，贾充死后，潘岳一直做的是地方官，太康末年，“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而当“三杨”被贾后一举灭掉后，岳受株连，朝廷欲处死，为公孙宏救得免，后贾谧网络组织“二十四友”集团时，潘岳是积极参与，且帮助贾谧网络联系入洛的二俊——陆机和陆云。参看潘岳的这一生行径，好像也确实没有什么操行可言，只不过都是在为一己之升迁，一己之生存，忙忙碌碌。再如上文所说的贾谧倒台，时任尚书的和郁，受赵王伦所遣，“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陆机、邹捷为赵王伦篡逆“俱作禅文”；陆机还因“预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左思安然“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而陆机兵败后，方始发生了王粹与牵秀共诬构其罪致死之事。混乱的政局下，士人确实是难以保持操守，尤其这种混乱到了毫无道德可言的时候，士人也只能与世浮沉，随波逐流，甚至推其波，助其澜。

2.西晋玄学的新义

玄学在魏晋时期分四期：汉末处士横议、论无定检、任情放纵的玄学产生前夕；正始时期（233～264年），包括易老思想最盛，以何晏、王弼为其代表及其稍后的庄学颇盛，“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西晋时期，“新庄学”大盛，调和名教与自然之关系，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时期，玄释合流与玄学理论发展的终结。本节拟讨论在西晋玄风下的“二十四友”“士当身名俱泰”心态的形成，笔者以为，这也是其心态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罕见的乱世。衰退混乱的社会现实，使士大夫在逃避苦难的基础要求上，渐趋形成了其思想界的自由解放的氛围；但是名士少有全者的残酷现实，又使士大夫们不敢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哲人们一方面立言玄远，希冀在形而上的思辨王国中逃避现实之苦难，以精神之自由弥补行动之不自由，甚至难全其身的困苦；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逃避铁与血的现实关系之网，因而对何为自足或至足之人格不能不有深切之思考。”纵观魏晋玄学的四个时期，其中心问题，即“理想的圣人之人格究竟应该怎样？”由此引发了“自然”与“名教”之辩，质而言之，笔者以为玄学是：人，个性自我觉醒后，对个人心灵、情感的关照与他人、与社会、与已形成的且根深蒂固的社会礼法之间的矛盾，由此而扩大衍生为有无之学，抑或本末之学，抑或体用之学也。

“二十四友”存在的时间是元康六年（296年）到永康元年（300年），查阅史料，此时期活跃的玄学理论家即是郭象，同时逝世于“二十四友”集体时的名教中人裴頠页的理论也不容忽视，对二十四友人的影响也很大。

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关于其生卒年，冯友兰先生谓为252～312年，汤一介先生则认定其生于253年，卒于312年。而《晋书》本传中只称其卒于永嘉末，并未明确说在永嘉末哪一年，但由以上材料，我们亦可确知，郭象的主要活动，是在西晋中后期。他的主要玄学主张，集中反映在《庄子注》中。《庄子注》涉及的理论命题很多，此处不拟全部涉及，只详细考察论述与“二十四友”集团中士人心态变化关系最紧密者：独化论。

王弼、何晏的玄学为老子之学，老学主抱一；嵇康、阮籍讲《庄子》，庄学主逍遥。所谓“逍遥”，并非表面上不守礼法，不留心世务，而有玄心者始能任达，得意者乃能忽忘形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始玄学后期以嵇阮为代表的玄学，西晋时期还是颇受嵇阮玄风影响的，士人效慕嵇阮之放达，但是此时期的放达之士并没有真正得玄心，其放达以破坏礼教为高，放达乃及乎末流，只讲表面上的浪漫，而并无任达之心胸，其放达演变为纵欲，《晋书·五行志》上有一段记载当时人纵欲的有名的话：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

西晋贵游子弟已把嵇阮的放达任情发展为“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的纵欲。这实在是离玄学走得太远，它于玄学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容的，它根本称不上是玄学，只是简单卑俗的人欲而已，为纠正此种风气，时人乐广、裴頠页都遗有愤激之言。乐广谓“名教之中自有乐地”，“乐令之言之有旨哉！谓彼非玄心，而徒为放恣也。”裴頠页在人事上主张“崇有”，故著《崇有论》，以为人生必资于有，没有“有”就没有生，“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旨所谓遗者也”。虚无既为“有”旨所遗，则虚无不为“有”所资，故世界上的一切无不资于“有”，除非它脱离现世界。既然脱离了现世界，就可以打破一切礼教，放僻邪侈，为所欲为，然而这种世界并不是真正的世界。而要想在真正的世界中生存，则必资于“有”。然裴頠页之学说，虽“崇有”，但并不放弃无为之论，又著《贵无论》，盖世事虽资于“有”，而心应虚无。老子之所以谈“无”，乃“收流遁于既过，反澄正于胸怀”。老子并不是说世界都是虚伪，乃教人采行玄虚，而旨在全有。故裴頠页的学说总而言之，即“得意而不必忽忘形骸”。郭象可以说是为这种学说找了一形而上学的依据：独化于玄冥之境。

我们前文已经说郭象的学说主要集中在其《庄子注》中，名为《庄子注》，实为“以庄子注我”，实乃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用庄学来攻击因庄学而引起的社会上的纵欲之风。而实际的结果则是把士风引到了“合名教与自然”的适性、称情。

简而言之，“独化”有三义：

（1）“自然”——即“自生”，“有”之自生，“有”之自尔，一切皆自生，一切皆无待，无物使其生，独自而然，独自而化。

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

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城，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①

此明言，世间无所谓的造物主，一切事物的出现，都是“物各自造”，且“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一切皆自然而然。

（2）多元（而）变化。

王弼之学说为一元，“天”为全一；而郭象以为“天”为多元，“天”乃万物之总名也。郭象只承认现象世界之存在，现象之外再没有东西，《齐物论注》说：“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此即是说“有”，说与人交接者，一切经验现象都包括在内。《田子方注》：“夫有不得变而为无，故一受成形则化尽无期也。”郭象承认这个存在的“有”的世界，分而言之谓“群有”，总名之曰“天地”，或曰“天”。郭象承认的现象世界这个“群有”，也即说现实世界之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产生都是无用的，是偶然的，是突然而然的，每个事物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独立。

（3）不为而相因

郭象说“群有”，即世间万物，各自独立，物各自尔，物各突然而然，掘然而然，亦即说偶然而生。万物在这个发展变化中各得其得，各物之性又为自己所“命”，也即是说物各有“性分”，万物是各自独立的，万物之“性分”亦各自独立，且各物之“性分”又是绝对的，物各有其性分，彼此绝对不同。

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

由此，郭象说只须实现自己，用其自用，不可为（人为），不可造作，不可强制，“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即是“无为”。“任性”即“无为”也。就“物各有性，性各有极”说，物各绝对独立，各为中心，此即是无中心，无绝对。我自为独立，但我不能忘记甲乙等皆自为独立，故不可使人从己，亦不可舍己从人。郭象说“不为而相因”：

夫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莫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

若万物相待或相为使，则万物反而不能相因，“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圣也”。也就是说甲乙丙等群有只要都任己之性分，充分发展变化，且不要干涉到他有之性分即可，那么世界就是平等平静的。即物各相通，则同于大通，物各自得，同于一得，也就达到了所谓的“玄冥之境”。

郭象的“独化论”很自然地便导引出适性称情的观念，把一切都看做是合理的，不要去改变它，纠正它，对于自我来说如此，对于他人来说也如此。这就导致了士人在行为上既出世，又入世。要承担社会责任时，他是出世的；要满足个人欲望时，他是入世的。

我们看裴頠页的“得意而不必忽忘形骸”和郭象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简而言之，质而言之，都是说人生在世，既要关注、努力把自我塑造成已经形成的儒家礼教下的理想人格，但同时更要关注自我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简单的物质生理需求。西晋的玄学已经把人当一个世间万物中普普通通的一员来看，在这种言论下，人不再扭曲、为难自己的天性，去苦苦地追寻，去刻意地打造所谓的理想人格。一切只要尽自己这个个体本有的、固有的“性”即可。这样本质的言论，化而为石崇口中则是“士当身名俱泰”。我们再联系上文对“二十四友”心态的种种剖析，无论他们为名为利为生存的加入还是离开“二十四友”这个集团，都是为了自己这个个体的生存，或者说更好的生存，在集团存在期，他们的游乐山水，宴饮赋诗也是在安顿他们与世浮沉下疲惫的身心，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合乎人性，没有什么玄学家名教人士所批评的纵欲表现，他们的行为可谓适性称情也。

3.“竹林七贤”中仕晋贤人的影响

“二十四友”集团多受其前期“竹林七贤”中仕晋贤人的影响。“竹林七贤”从其生存方式上可分为四个类型。第一是身心分裂型，代表是阮籍。他反对名教，但又依违避就于名教与自然之间，最后苦闷忧郁而终。第二是身心一致型，代表是嵇康。他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结果为司马氏所不容。第三是身心自然型，代表为刘伶、阮咸，他们不婴世务，顺性而行，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终其天年。第四是身心变化型，代表为王戎、向秀、山涛。王戎、山涛官至司徒，向秀官至散骑常侍。他们虽然对司马氏的虚伪、狡诈、残酷不满，但当阮籍苦闷而死，嵇康被杀之后，他们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便改其“箕山之志”，依附了司马氏集团，名利双收。(www.xing528.com)

就“竹林七贤”的生存类型而言，阮籍虽然得以寿终，但活得很累、很苦，是“苦闷的象征”。嵇康虽然活得刚直耿介，傲然不群，令人敬慕，然亦因此而殒命，对过分注重自我生命的西晋士人来说可敬而不可效。刘伶、阮咸活得虽然痛快淋漓，但近于麻木，在具有强烈的功名之心的西晋士人看来也不值得效法。山涛、王戎、向秀该出世时出世，当入仕时入仕，顺世而行，见风使舵，既有名士之名，高官厚禄之利，又可终享天年。这种生存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为知识分子提供的生活导向一拍即合，于是追求名利、权势的身心变化型生活式很快为西晋士人所接受并迅速风靡士林。

在这身心变化型的三人中，尤其以向秀对西晋时人的影响最为深远。早在正始时期向秀针对嵇康文《养生论》而作的《难养生论》，就主张适性养生，而寡情欲，抑富贵，是其不敢许之言。而他的《庄子注》更是影响深远，自成一家，时人誉为庄周不死，前文我们所述郭象的《庄子注》，其实就是源于向秀的《庄子注》，郭氏精义，似均源出向秀之《隐解》，虽尝述而广之，然根本论据，恐无差异，故《世说新语》曰：“向郭二《庄》，其义一也。”且向秀的《庄子注》已经亡佚，因此关于向秀的庄学，我们以上文的郭象庄学参考之。

正始士人的身心变化型的生活方式告诉西晋士人谁有权就投靠谁，他们生活中的自然放达向西晋士人又做了对权势的追求要自然、大胆的揭示。明白此点，对我们理解“二十四友”为何谄事贾谧又为何离开贾谧另投新贵增加了一个认识层面。

至此，我们认为形成“二十四友”种种心态的动因：西晋惠帝朝动荡的政局外因，西晋新玄风的内部洗染，以及其存在前期的“竹林七贤”中仕晋身心变化型贤人的历史纵向启迪。

三、“士当身名俱泰”心态在友人作品中的投射

首先我们要补证存在于惠帝元康六年（296年）至永康元年（300年）的“二十四友”集团绝不是一个文学集团。

前文我们在论述“二十四友”集团成员分析时，已知“二十四友”成员本身大多并非文士，这就决定了“二十四友”作为一个士人集团并不是以文学活动为主，“二十四友”在一起虽也有金谷集游之举，且“引致宾客，日以赋诗”，从根本上说这仅是当时浮夸交游士风的体现，并不以文学为目的。且他们并没有大体一致的文学主张、创作倾向及文学风格，没有掀起在当时主导文坛的创作潮流，虽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创作观点，但这仅是某个人的意见，对“二十四友”的文学创作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他们也有彼此赠答之作，大多是“著文称美谧”，或“以文才降节事谧”，而且这种赠答在他们之间也不普遍。而历史上的其他文学集团则以文学活动为主，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切磋文心，酬和争胜，在领导者的主持下编纂各种有关文学书籍等，如萧统“与学士商搓古今”，又编纂《文选》等。这与“二十四友”以文才媚事贾谧截然不同。

此外，文学史上的其他文学集团的形成与解体大都是以文学创作的兴衰和文学集团成员的相继去世作为标志，“二十四友”的形成与解体是和贾谧的得势与失势为始终的，且这个名誉主席贾谧不以文才著名，而历史上其他文学集团的成员都是文人，其领导者就是文坛上以文学成名的名流，如建安七子与三曹，竟陵八友与萧子良，苏门六君子与苏轼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四友集团绝不是一个文学集团。“二十四友”这样一个依附于外戚贾谧而形成的松散的、一时性的士人趋炎附势的团体，短暂的金谷相聚，且《金谷集》还已亡佚，实在是难以对其“士当身名俱泰”心态如何在作品中投射作一论述剖析。

但“二十四友”中既然网络了当时的文坛才子，且如前文所述，他们深受当时玄风影响，当时的玄学以《庄子》最为盛行，那么我们就简要摘引一下《文选》中“二十四友”文学名家于创作中对《庄子》的引用。有单从字面上引用《庄子》中的词句的，有直接引用或化用《庄子》思想的，有引用《庄子》中的意象典故的，将其大致地分为语词引用、（意象）典故引用和思想引用三大类。

第一，语词的引用。

包括对《庄子》中的名物和表形容、状态的词语的称引，以及对《庄子》固定表达（类似于英语中的固定用语）的称引，如：

表动作、状态：扶摇、逍遥等。

潘岳《秋兴赋》：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

李善注引《庄子》有《逍遥游》篇，又有《人间世篇》。

表形容：冁然、肌肤若冰雪等。

左思《三都赋》之《吴都赋》：东吴王孙，冁然而咍。

李善注引《庄子》：齐桓公冁然而笑。

第二，意象和典故的引用。

意象：槁木、朝菌、帝乡、泽雉等。

陆机《文赋》：兀若枯木，豁若涸流。

李善注引《庄子》：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典故：苌弘化碧、骊龙之珠、妻死庄子鼓盆而歌等。

左思《三都赋》之《蜀都赋》：碧出苌弘之血，鸟生杜宇之魄。

李善注引《庄子》有苌弘化碧典故。

潘岳《哀永逝文》：渠怀之其几何，庶无愧兮庄子。

李善注引《庄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第三，思想引用。

陆机《叹逝赋》：解心累于末迹，聊优游以娱老。

李善注引《老子》：解心之缪，去德之累。容动色治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

左思《咏史》：“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踈。”

李善注《庄子》曰：亲友益踈。

左思《咏史》：“俛仰生荣华，咄嗟复彫枯。”

李善注《庄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间。

左思《咏史》：“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棲一枝，可为达士模。”

李善注《庄子》曰：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历史上对“二十四友”的评价不是很高，贬胜于褒，甚至有的专门研究其中一人的学者努力为其所研究的对象与“二十四友”划清界限。从魏晋下及唐代，除了真正的逸民隐士外，绝大多数士人都是高低不等的官员。不论是为国家建功立业，还是为一身安富尊荣，动机可以不同，实现目的的手段却无二致，都必须通过当权者的赏识汲引。在通常的道德、舆论之中，当权者本人的贤能或者凡庸以至卑污，也是历来衡量企求被汲引者的一根标尺。贾后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是声名狼藉，贾谧则是一个骄盈轻薄的纨绔，这就难怪“二十四友”之不容于清誉了。另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贾氏家族虽然执政十年，最终却一败涂地，并因之而诱发了八王之乱。论史者对贾氏加以笔伐，依附这一家族的“二十四友”当然也要连带着一起受到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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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瑞，女，1985年3月生，河北廊坊人。2011年毕业于北方民族大学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教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第一中学。

《齐物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