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诗歌：士人形象探析

论曹操诗歌中的士人形象

徐　平①

摘要：汉末以来，天下大乱。士人们都努力寻求最佳方式，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变幻莫测的环境。曹操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代言人，透过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诗歌,分析其诗歌中涵盖的主要内容及体现的士人形象，可以让人们对当时的士风有一定的认识。

关键词：汉魏；曹操；诗歌；士人形象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宦官集团及其附属的浊流官僚和坚持儒家理想主义的士大夫集团两大阵营。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臣，一为外廷之士大夫”。期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汇缠扰，最终导致宦官外戚交替擅权，政治极端腐败。结果，袁绍将宦官杀灭殆尽，成为斗争的胜利者。接着军阀董卓闯入，攫取了胜利的果实。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破产流亡，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

由董卓之乱开始，形成了豪强割据势力的大混战，使劳动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曹操就是在这种混乱局面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太祖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义郎。”①他打起了“兴义兵，诛暴乱”的旗号，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用武力消灭了袁术、吕布、张绣等豪强割据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他又击败了当时最大的豪强割据势力袁绍。接着他又进行北征，平定乌丸，统一了北部中国。他以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北部中国的实际统治者。

曹操是一个文学家，在常年征战中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曹丕称乃父“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王沈《魏书》亦谓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身处汉王朝濒临烟幕近熄、饿殍遍野、危机四伏、苟延残喘的多事之秋且是令人感愤、绝望、悲叹、激变的蹉跎岁月，以及黑暗的朝政腐败、群小滋盛、祸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困境。可谓乱世英雄。因而，乱世光晕使得沉重的积弊、浓厚的阴影、忧患的意识投射到曹操诗中，就渐趋形成了他个人的独特的文学气质。他戎马一生、横槊赋诗，其诗章非但吟军旅之事，抒军旅之情，凝聚着政治家的豪迈、军事家的壮烈、文学家的神采与诗人的浓缩。还凝结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高度的艺术匠心，体现了影响深远的建安风骨。

曹操了解民间疾苦，目睹了战乱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祸，给百姓造成的种种不幸。战争就是一场浩劫。作为一个当时历史的见证人，这样一些无情的现实，无不激励着他，以致所作绝大多数是咏史诗和政治抒情诗。进一步发展了自《诗经》以来忧时悯乱、抒写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对汉末建安时期的种种社会、人生矛盾加以尽情揭露和无情鞭笞，使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再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受到了广泛的称赞，成为史诗性作品。明人钟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操的诗歌，全面而深广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生活,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们可以透过他的相关作品了解当时的一些士人风气。

一、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

社会的动荡不安，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古诗十九首》中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奄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但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有很大一部分士人包括曹操都采取主动，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

曹操的积极进取成就伟业的方面，在一些诗歌的境界中尽情宣泄。他的诗蕴涵着挚爱生命的积极意义，生命短暂与大业急切难成的矛盾是曹操诗的一个重要主题。也许正因为不能长生不死，才促使人们珍惜生命和时光，力求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所作为，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他的《短歌行》抒发了诗人抱负宏伟而功业未就、年华易逝、时不我待的感慨，时光紧迫更令他急切求贤忧思萦怀。恰与屈原离骚中的“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相似。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情绪，产生于同一个基点，即希望在有生之年统一全国。全篇情调虽由抑而扬，大抵是因抒情言志层次上的需要而安排的。全诗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其思想倾向绝不消极。《步出夏门行》流露的生命意识也极其强烈。《神龟虽寿》起始强调，即使长寿的神龟腾蛇也无法规避死亡的结局，其中不无生命短暂的伤感。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①则洋溢着昂扬进取的豪迈精神，表现了老当益壮的志士胸怀，塑造出“一世之雄”、一代骄子的自我形象。接着，笔锋一转，以伏枥老骥自喻，直言自己是不向天命屈服、矢志不移的壮怀激烈之士，年在桑榆仍奋发进取。诗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字字句句蕴含着诗人炽热的情怀，火一样的生命力。而《观沧海》描摹的洪波涌动、秋风萧瑟以及大海对日月星辰的包孕吞吐，都传达出宇宙生命的律动，曹操在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物我如一的境界。

又如曹操的《蒿里》中所言“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①可以看出当时整个社会的大部分士人想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为国家的稳定统一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献出自己的力量，以图名垂青史。袁绍、董卓等也是建功心切，然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原先的所谓的义士出于建功立业的强烈欲望而想趁机在乱世中分一杯羹，结果让本已混乱的社会环境更加恶化。可见，东汉以来重名的态度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方面。梁启超先生在论及这点时说“名节者，实东汉儒教一最良之结果也。虽其始或为‘为名为利’之一念所趋而非其本相乎；至其寝成风俗，则其欲利之第一性，或且为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夺，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学所以坊民之要具也。”②所以在论及当时的社会风气，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莫尚于东京。”③对此，余英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仰其气象则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吾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传统在此诸人实已有极显著之表现。其所以然者，虽不能不推原于两汉士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之发展及因之而生群体之自觉，然若贯通全部文化史而言之，则其基本精神实上承先秦之士风，下开宋明儒者之襟抱，决不能专自一阶级之利害解释之。”①当时士人充满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浓重的悲剧意味，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使儒家的道统精神光大于世。这就说明，不管是哪个阶层、哪个派别的人士，当时大都积极入世渴求建功立业。

二、避世隐居以求安身立命

好生恶死几乎是人类的共同心理，健康长寿是人们的普遍愿望。曹操的《短歌行》中“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②大千世界，人才济济，却不能为己所用。说明当时有一部分士人是采取了避世隐居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还有《善哉行》“太伯仲雍，王德之仁”“伯夷叔齐，古之贤遗”③，可见当时社会应该有太伯、仲雍、伯夷、叔齐这样的圣贤隐士，当然大多数隐士要么追求一种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境界，要么追求个人享乐以保全性命，要么怡养性情陶冶情操，要么转而追求其他目标。

汉末以来的党锢之祸无疑给当时标榜清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在肉体上以沉重的打击，更加加深了他们对所奉行的经典和理想存在和坚持的可能性。葛兆光说：“一方面它给知识阶层的理想主义带来了阴影，并使知识与权力抗衡的理想彻底破灭，从而引出了个体生存的思路，一方面它使得一批士大夫厌恶了群体互相标榜的方式，转而寻求一种更人性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④在这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中国人或许更看重现世的幸福，追求存在和生命的乐趣。传统的孝道就有尊崇父母给予生命的内涵，所以《孝经》记孔子教导曾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滋生于本土的道教，不涉来世和天堂地狱，只以修炼成真人，长生不老列入仙班为极至。中下层文士普遍失志伤时，与浓厚的忧生意识相伴随的自然是无奈和牢骚了。而早在第一次党锢之前，就有一部分士人（以郭林宗、黄宪为代表），他们选择在昏暗的社会之外，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将隐居不仕作为一种处世态度。由于看到了个人在乱世面前的无能为力，更因为他们看到“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他们选择隐遁山林，保全性命于乱世。

由于战乱频繁，政治腐败，危机四伏，中下层文士普遍感到失志伤时，他们看到了士大夫的能力所限，转而退守穷处，寻找个人的生存价值。他们蔑弃功名，转向个人的享乐，即使这种快乐中带着失败的痛苦和理想破灭的彷徨。文人的诗歌中经常流露出感慨人生短暂，毋宁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仅《古诗十九首》就有“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①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中很多隐士是受“黄老”思想很深的人。老庄思想，在东汉末年普遍流行，史载桓帝曾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并常躬自祷祠，此后其法寖盛，影响所及，笃习神仙道术而绝意仕进者也不在少数，《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徐登、费长房、苏子训、刘根、上成公之类。老庄思想主要讲求一种追求此生幸福的个体观念，对当时的政治皆持反对态度。

多数隐士以隐居陶冶性情，追求个人生命自由和情操。因而，他们普遍注重养生，以求长生。养生之道在东汉隐逸之士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早在王充的时代，他就好道家之学，晚年做养生之书，而他的《论衡》除了阐述神灭、形神关系外，还充斥着大量的养生之道，比如追随老子的教导寂静无欲，或者断食五谷，或导引养生等，它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保持身体不朽的方法。可见，对待养生，东汉末年的士人大多追寻通过合理的途径达到延长寿命的效果，更加注重追求此生的幸福感和个人价值的体现。

他们还将注意力不同程度地转向了其他方面，东汉士人博学的风气就与此有关，特别是党锢之后，退而著书者犹多。比如郑玄“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①“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②

三、假归隐真待机另投明主

在所谓的隐遁之下，当时，还存在着许多借隐逸之名等待时机而另投明主的隐士。曹操的《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③暗喻当时的一些贤才犹豫不定，还没有找到依托，不出世是要静观其变以待时机，另投明主。如曹操自己就是一例子，早有人看出曹操“非池中之物”，就有清流对他寄予厚望，“俭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县车，不豫政事”。还有，这种士人（以何顒等人为代表），他们将隐居作为庇护，比如“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④。可知他们将隐居作为庇护，实际是以退为进。诸葛亮出山前也是一隐士，并非是无所事事之辈，直到刘备三顾茅庐方才皈依刘备。

伴随着这种观念而来的是对计谋的重视，因为这不仅需要有济世之志，有过人的胆量，更要了解时局，讲究方法，进退得宜。范晔在论传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后汉书·王允》论曰：“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⑤他认为党人们虽立身以正，慷慨婞直，但要实现忠义，还须辅以权谋。比如在第一次党锢之时，就有人认识到权谋的作用。“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也……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武等讼之，桓帝以此大赦党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①这与后来三国之际士人普遍注重权谋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伴随着这类人群数量的增多，开始由单个的士人行动逐渐向联合方向发展。

据陈启云先生考证：“逃亡士人初时依靠亲友或个人行动，后来结交豪强，联络本不相识但慕名相助，同气相应，逐渐产生秘密组织。”②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何顒和袁绍、曹操为首的组合。

这些人不是贪生怕死，不是选择在隐居的生活中平淡地度过此生，而是要死得其所。他们“本于忠义”，相对于陈蕃、李膺等人，更加注重权谋，更加注重斗争的实际效果，所以体现出一种“大直若屈”的风貌。既然汉家的江山无以为继，不如选择合适的明主依附，建立新的功业。比如，曹操曾经想以暗杀、行刺的方法除掉宦官，甚至出现了有人为了彻底铲除宦官而不惜推翻汉朝。在乱世中，士人的选择自由而且多样，他们没有过去群臣大义的束缚，各地的豪强并起，给予了他们多样选择的可能性。他们对于各路诸侯，采取“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态度，以有生之年的功业为目标，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追求不朽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士人内心自觉之体现。可以说，这种士人的入世观念后成了接下来建安士人精神风貌的主体。

结　语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诗歌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语言。“诗言志”，曹操的诗歌是当时社会现实再现的最好材料。他的诗犹如一扇窗，透过这诗歌的窗口，我们窥视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士人的种种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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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平，左宏阁《论曹操诗歌中体现的曹操形象》［J］，江西：《新余学院学报》2011.2

徐平，1978年8月生，男，汉族，江西赣州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隋唐朝文学。

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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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66《王允传》，第2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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