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建安时期的探讨

浅论建安时期士风与文学

逄臣志①

摘要：纵观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在其政治军事经济衰败混乱的时候，文化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却往往展现出一种巨大的成就，与整个时代的衰退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三国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正是在这一动荡的年代，产生了建安时期特殊的文学艺术以及文化思想上的辉煌。它们甚至已经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并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被代代传承至今，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本文将通过相关史料以及主要文人作品，对建安时期士人的心态及因此引发的创作和思想进行分析讨论。

关键字：建安风骨；士风与文学；三曹七子

东汉末年，朝纲不振，在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献帝于许都，本已经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此时是名存实亡了。这时的中国，诸侯混战，满目疮痍。而曹魏势力由于有汉天子在手，名义上比其他各个势力都要强势一些。毕竟还是有汉朝天子，此时尊汉便是尊曹了。

曹氏父子虽然靠拥兵起家，但是他们在文学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连年征战，曹魏势力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内部相对稳定，经济政治都有所发展，加之曹氏渴求贤才，给予文士比较宽松的环境，使很多士人都投身在曹魏阵营之中。因此形成了建安文学集团。其创作风格以及所表达内容都有共同的特色。

提及建安文学，则一定涉及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等人。所谓建安七子，指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到的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扬七人。对此，似乎还有另一种说法，根据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其中所谓“今世作者”，较之于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今之文人”，少了孔融、阮瑀两人，而多了一个杨修。其依据大概是因为孔融年岁相对较大，且很早就已被曹操所杀，而阮瑀已于该文完成前四年病逝，所谓今世作家，当指当时尚在人世的文人。无论怎样，这些人物都是当时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士。是这些大批的文士共同铸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建安文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之前，第二阶段为建安十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08～219年），第三阶段为黄初元年至太和六年（220～232年）。

一、初露端倪——建安文士的聚合

第一阶段，建安文士们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聚合的过程。汉末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上至公卿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过着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颠沛流离中成长起来的士人亲身经历了这种苦难，因此在其思想意识中总有一种对自己和世人的悲悯，想通过自己的作为，结束这个乱世，或者至少改变混乱的现状。同时，也有一种意识，是想要在乱世中矗立自己的地位，辅佐明主，开创自己的功业。而士人的这种情绪又往往体现在他们的行为处世和文学创作上。

直到曹操迎汉献帝入许，势力一步一步扩张以后，散于各地的文士才陆续地在曹魏阵营中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加之曹操给予文士们的厚待，使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奔到曹魏阵营。

而提及建安文学的形成，曹操功不可没。曹操（155～220年），字孟德。在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建立了曹魏政权。

曹操的成功并非偶然。因为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曹操比较容易进入仕途。如《三国志》记载，“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也正因为出身于宦官家庭，所以当时主流士大夫阶层对他也比较不屑。但是曹操为人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早年期间就主动向清流靠拢，在光和四年（181年），曹操还冒着极大风险上书为窦武、陈蕃等党人伸冤，书云：“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人盈朝，善人壅塞。”（《三国志》）经过这样一系列的与党人的交往，使得清流人士对其有所称许，在士林阶层有了良好的声誉。也为将来建立曹魏政权积蓄了人心。在公元188年，冀州刺史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拉拢曹操，被曹操严拒。如《资治通鉴》中所给予的评价，“以此谋告操，盖亦知操之为时雄也。”

早期的曹操，符合一个汉朝忠臣的形象。平定董卓之乱后，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时候，曹操真正开始了自己的霸业。所以后人评价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赏罚分明，严刑峻法，又有谋略，知人善用，善于用兵。尤其求贤若渴，厚待文士。几次三番发出诏令以招揽文士。其《举士令》《求贤令》《求逸才令》等一系列诏令的下达，表明了他求才若渴的希望。因此使许多甚至本身有缺点但又才能显著的士人得到任用。而他这种求才的渴望也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他的诗作之中。如其《短歌行》中所言“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直接表现出了这种希望得到贤才的迫切心情，虽然用了周公吐哺的典故，但却情感真切不加矫饰，自有一种气势。

而士人加入曹魏阵营，心情也是各不相同极其微妙的。①比如孔融，一心想匡扶汉室，起初把曹操当做了重振汉室的栋梁，看到曹操的野心之后，又不可能撼动曹氏的实际统治，心中不平又无可奈何。荀彧一边觉得曹操才是能够开创霸业结束乱世的明主，要辅佐曹操，一方面又觉得世受汉恩，不忍心弃之不顾，心情矛盾复杂。当然，也有类似夏侯惇、司马懿等直接把曹操当做明主辅佐的忠于曹魏政权的士人。

所以当时的士人普遍有一种想要结束这个乱世的心愿，却不知该去如何实现，可以说，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比如吕布，《三国志》中说他“号为飞将”，击杀董卓的是他，辕门射戟搭救刘备的也是他。纵然吕布为人反复，有勇无谋，但也只是想在乱世之中谋得一个更好的地位。于是乎就被更有智谋更有权术的各路大小军阀当做棋子使唤。用到吕布时，曹操可以给吕布封官晋爵，刘备可以跟吕布称兄道弟，袁术可以与吕布结为亲家；用不到吕布的时候，就派兵攻阀，曹操抓到吕布后稍有爱将之意，向以宽厚著称的刘备一句“明主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三国志》）”，让曹操直接杀了吕布。从此以后，小说戏剧就有了“吕奉先三姓家奴”一说。孔武如吕布者尚且如此下场，一般士人的人生则可想而知了。

当然，即使杀了吕布，曹操、刘备也仍然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是那个时代的人中龙凤。只是光鲜背后，谁都会有一小撮阴影罢了。自古一将功成万骨枯。士人们本想要功成名就，结果却成为“万骨之一”，如棋子般被丢来保去。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士人普遍的悲哀和无奈。这一时期的士人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地盘踞一方，所以只能依附相对实力强大的那些个所谓“明主”如曹操、刘备者流。只是，相对来说，曹操的势力较大，且手中又有汉朝皇帝，所以比其他势力更有优势。

又如孔融，如前文所说，为建安七子之一。不过年纪较其他六子较长，且由于为孔子后人，身份地位之高贵显然不是其他一般士人可以相比的。孔融（153～208年），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早在建安时期之前，孔融与曹操都同属清流士人一派，彼此有过交往。董卓之乱平定后，曹操迎汉献帝都许。经历了上至朝野大夫下至黎民百姓都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悲惨境遇，在建安初期，一心匡扶汉室的孔融当真把曹操看做是兴复汉室的栋梁功臣，对曹操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佩。如其作品《六言诗》所言：“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以孔融那种孤傲耿介的清流品格，这应当是真挚地对曹操进行赞美，充分表达了对其敬爱之意。绝非后来部分士人为讨主上欢心而作的歌功颂德应景之作。与曹操交好之时，曾写过《与曹公书论盛孝章》给曹操劝其帮助搭救好友。待到后来逐渐发现曹操野心，又无法撼动曹操掌权的局面后，万般无奈下，性格狂傲的孔融，由于政治上分歧甚至对立的情绪，只能对曹操“赘阉遗丑”的出身及其人格进行嘲讽。也许这个时候曹操就已经对孔融起了杀心，碍于影响士人对他的印象，以及引起不稳定的震动，所以暂时不能对孔融下手。聪明如孔融者，这时也不可能想象不到自己将来的处境。只是一心匡扶汉室，又心气孤直高傲的他在此时就已经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了。后来由于他以“酒，礼之用也，不宜禁”公然反对曹操的《禁酒令》，终于把曹操彻底惹怒。在建安十三年，曹操终于当真杀了孔融。孔融用其不屈的一生捍卫了他作为汉臣的名节，他代表了心念旧朝，宁折不弯的一类文士。

而孔融被杀的时候，作为建安文学非常重要的文士——王粲尚未进入邺城。同一年，曹操得荆州，寓居荆州的王粲才得以随曹操回到北方。王粲（177～217年），字仲宣。在经历汉末战乱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原本出身世家的王粲寓居在荆州，却得不到任用。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使王粲与其他同时期的士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悲怆感及责任感。一方面，对黎民遭受如此灾难表示同情，希望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辅佐明主改变这个乱世；另一方面，想到自己的寓居流离朝不保夕的处境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其前期作品中表现对社会的忧患意识的作品首推《七哀》（西京乱无象）。写白骨蔽平原，又写饥妇人，弃子草间又不忍离去。写出了作者对这种悲惨社会的同情和无奈。如陈作明《采菽堂古诗选》所评：“乱世之苦，言之真切。”而表现其个人忧患意识的作品更多一些，最著名的当属《登楼赋》。在流寓荆州的这段时期，他还有一些不得不作的为荆州统治者刘表歌功颂德的作品。这也显示出士人阶层的无奈，毕竟这个阶层的存在需要依附于更高级的统治者。建安十三年后，王粲终于回到中原故土，来到邺城。在此之前，刘桢、阮瑀、荀彧、徐干等名士已经陆续跟随曹操了。

至此，建安文学最后一个到达曹魏阵营的主要作家——王粲，来到邺城。标志着邺城文士集团的形成，建安文士完成了由分散到聚合的过程，建安文学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二、鼎盛时期——邺下文人集团

这一阶段，是文学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经历了正式形成到结束的阶段。

钟嵘在《诗品总论》中形容这一文人集团规模之大时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当时这一文人集团规模之盛。

在这一时期，曹操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已经长成并步入其创作时期。所以邺下文人的领袖就是曹操，而曹丕、曹植则是这个集团的核心。

这一时期文人组成这一文学集团，其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文人们自以为是“奇士”、是“俊杰”、是“英雄”，为了能被曹操“置之列位”而进入邺城。由于曹丕、曹植的贵公子身份，这批文士不少人就担任过他二人的属吏，如徐干、刘桢、应扬等。

邺城时期，文士身份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作为曹丕、曹植兄弟的属吏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文士成为了曹操的属吏，多少都有了一些官职。但大都官职较低，不入公卿大臣之流。这些属吏中职位最高者王粲，也才升任侍中，还是建安十八年魏国建立以后的事。但是这些文士能够得到曹操的信任，都是曹操亲随，所以闻知军机要事的程度明显高于朝廷显贵。如《魏志·王粲传》中记载：“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这就不是一般大臣所能做到的。

由于身份的变化，文人的心态也有所变化。以前的那种社会性的责任感，那种对天下苍生的悲悯，逐渐变为一种为君国大事，为个人建功立业封侯拜相而努力的心态。于是，这种情绪就逐渐从各人的作品中表露出来。加之文士本身得到曹操信任又可以跟曹操随军征战，使得他们的情绪得到激励鼓舞。所以文风也变得比较激昂豪迈。如王粲《从军诗》：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昼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外参时明政。内不废家私。禽兽惮为牺。良苗实已挥。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犂。

熟览夫子诗。信知所言非。

这首诗高昂地歌颂了从军之乐，表现了文士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即使一向以“轻官忽禄，不耽世荣”（《魏志·王粲传》注引《先贤行状》）著称的徐干，在其他文士普遍情绪的传染下，也写起了《西征赋》。同时期其他文士也写过很多同类作品，俱都用来表达自己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在此不一一列举。

同时，邺城文士除了醉心功名，驰骋沙场的诉求以外，还有一种斗鸡走马，邀宴贵游的风气。曹操攻下邺城，其子曹丕就在此娶了甄夫人。曹丕、曹植长期留守邺城，而邺城政治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所以，当时作为贵公子的曹丕、曹植自然的会有一些所谓“富二代”们所共有的斗鸡走马，宴游观景的习惯。而当时文士大都作为二人属吏，因此跟随出游的机会也比较多。加之曹丕、曹植文学造诣相对较高，有感而发经常会乘兴进行创作，而其他文人自然得跟随唱和，所以就有了一种“贵游文学”的出现。

这一类作品，曹植写的最多，如《名都篇》《箜篌引》《斗鸡》《妾薄命》《游观赋》《娱宾赋》等，都是描写贵游的作品。他人也不甘落后，即使一向清高的刘桢也写过类似作品。贵游文学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局部政权稳定，势力强盛，同时也是统治阶级腐败作风的表现。因为这一类型文学的出现，作品的创作题材就多有了一个细小化的方向，这种作品的出现难免会降低作品思想的深度。所以作者在创作这类作品时，虽然文气较高，但在骨力上就不如建安前期。如敖器之在《敖陶孙诗评》中评价曹植：“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当然，这只是用来评价曹植在邺城时期的创作特点。在建安文学后期，曹植经历争帝失败挫折的蜕变后创作方面了有了质的飞跃，此是后话。单就邺城时期来看，整个这个时期的骨力不如建安前期。但是，这时期作品描写精细巧妙，追求写作技巧和辞彩，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有所提高，客观上对文学进步起到了比较大的促进作用。(www.xing528.com)

另外，在创作方式上，邺城文学还有一个特点——群体性。不少作者同题作品很多。在曹丕的《玛瑙勒赋》序以及《寡妇赋》序等中都提到“命陈琳、王粲并作”“命王粲并作之”之类。不少作品为应和酬唱交流讨论场所产生。比如曹植、刘桢都有的《斗鸡诗》。诸子皆有的《公宴诗》等，其情状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这一现象，激发了士人表现才华的欲望，激励他们互相切磋，一逞文才的积极性。有利于文学水平的总体提高。

这一阶段在政治上，又贯穿了曹丕、曹植兄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建安二年，曹操子曹昂在征讨张绣一役中战死，曹丕就成了曹操的长子。古代中国向有长子继承的传统，然曹植自幼聪颖，曹操曾一度打算传位给曹植。但是曹丕为人比较善弄权术，曹植又不拘小节，放荡不羁，曹丕经过麓纳吴质、逼醉曹植等事件，设谋陷害曹植，加之曹丕留守邺城时，平定魏讽等人谋反，立下大功，使其由竞争劣势变为优势。建安二十四年，曹植拜南中郎将，率军救曹仁，因醉酒不能任事，使曹操彻底失望，终于立曹丕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逼迫献帝禅让①。

论政治头脑，权术计谋，曹植确实大不如曹丕。但在文学领域，两人则都有相当优秀的表现。曹丕著作颇丰，《魏志文帝纪》记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数百篇。”可见其作品之丰富。其黄初年间所著《典论》，作为文章或者文论，都具有很高价值。后期的曹丕还注重复兴经学，设立太学，置“春秋谷梁”博士，收集典籍等，在文化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其实，在曹操当政时期即已发布《建学令》等，提倡儒家文化教育。只是到了曹丕时期，这些工作做得更为突出一些。

而这一时期，曹植还处于其创作前期，“三河少年”的豪奢纨绔风气在其作品及其平时生活中都有所体现，斗鸡走马，吃喝玩乐。但是，毕竟曹丕、曹植不是普通的纨绔子弟。与曹丕一样，曹植也一直有自己的理想，希望可以建功立业。著名的《白马篇》在其前期作品中具有特殊地位。全篇勇烈激昂，意气风发，气概如虹。向往“视死忽如归”的“游侠儿”征战沙场。表现了青年时期意气风发，胸怀大志，积极向上的曹植强烈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也可以说，这是每个有血性的年轻人都曾做过的英雄梦。而通过曹植精彩的写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以及身为“贵介公子”是分不开的。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热情奔放，任性放达的性格。这一性格，注定了曹植可以成为一个天才的文人，却也是他不能够胜任帝位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他任性、饮酒不节、好表现却缺乏实际能力，又加之沾染的纨绔子弟浮华浅薄习气，最终导致了他失去父宠，进而失去与曹丕竞争的机会。《魏志陈王传》注引《魏武故事》中记载曹操对曹植态度的转变：“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今吾异目视此儿矣！”可知曹操对曹植失望之至，所以曹丕的胜利是必然的。

曹操作为这一时期曹魏政权的掌权者，政务繁多，很是劳累。首先，在政权内部得理顺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不少士人像孔融那样，具有较高名声地位，却起初是抱着兴复汉室的心态加入曹魏阵营的。还有即使是直接跟随曹操的士人，也要加以留意。加之曹操为人好猜忌，以致很多名士在当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曹操对其打击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异己，同时达到震慑的作用。如早期列罪杀孔融一事，前文已经提过。与孔融交好的如杨修、祢衡等也都相继遭难。早期孔融曾向曹操举荐祢衡，但是祢衡为人也比较刁钻，善于嘲讽。在与曹操见面时无端嘲讽曹操，曹操大怒，把祢衡送到刘表处，起初祢衡受到厚待，后来由于同样原因，又被发落到黄祖处，终于在黄祖那里因为嘲讽被杀。杨修在公元219年也被曹操所杀。虽然杨修被杀的原因是因为介入了曹丕、曹植的立嫡之争，但是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了统治者即使渴求人才如曹操者，也不希望手下身边的文士有太多的独立人格。可以看出统治者吸纳文士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文学上的气味相投，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人当做实现自己目标的使用工具。又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由于耽搁了给曹操看病，即使荀彧等求情，也还是被曹操杀死以儆效尤。后华佗在狱中求一狱卒传出自己的一本医书，狱卒怕沾惹是非，不得以只好烧掉。使后世缺少了这部可能非常重要的医药典籍。以及传说中的麻沸散，早于西方千余年的麻醉药剂，现在也只能是个传说。这类事件都造成了很多珍贵资料的损失。向以不拘小节自诩的曹氏家族，在掌握政权后也开始推行所谓的教化礼法，当然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又比如刘桢，就因为平视甄氏，险被处死。如《世说新语》中所言，“刘公干以失敬罹罪。”群欢宴饮之际，俯首跟平视真有事关生死这么重要吗。显然也只是为了给素有“清高”之名的刘桢施加点压力让他知道害怕，收敛规矩而已。以上事例，说明了文士在当时虽然地位、生活有所提高，但本质上还是被当做工具，看似可以随驾从军，可以与统治者共同饮宴，但还是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丝毫差池便可能引起杀身之祸。

建安末，建安七子以及其他大部分著名文士由于瘟疫相继去世。建安二十四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次年称帝，献帝禅位，曹丕定都洛阳。邺城文学集团宣告结束。

三、尾声——建安文学的结束

这一时期，原来比较有影响力的著名作家相继辞世。曹丕由文人身份转变为帝王身份，政务缠身，离真正的文学创作渐行渐远。只有郁郁不得志的曹植，在经历人生起落之后，思想境界进入新的层次，创作水平也得到提高。而这一时期曹植在文学上的发展才真正奠定了他的大家风范。

谢灵运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评论曹植“但美邀游，然颇有忧生之嗟”。前句是形容曹植早期作品的风格，后半句则是描说后期的风格。曹操去世后，曹植失去以前的贵公子地位。当上皇帝的曹丕开始对曹植进行报复性的迫害。

起初，曹植对自己的安危是极其担心的。由于立嫡之争，曹丕为泄愤开始对曹植进行报复，于是曹植被经常治罪。所以在黄初初期，曹植是很怕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的，所以谨小慎微。

黄初四年，诸王朝京都，曹植到洛阳之后，曹丕不接见曹植。于是曹植就开始惶恐，写了《责躬诗》用以自责寻求宽恕。整个诗篇无非用歌功颂德来乞怜。但其序颇值一读：

臣植言：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迫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诚以天网不可重离，圣恩难可再恃。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活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耇无复执圭之望。不图圣诏，猥垂齿召。至止之日，驰心荤毂。僻处西馆，末奉阙庭。踊跃之怀，瞻望反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谨拜表，献诗二篇。词旨浅末，不足省览，贵露下情，冒颜以闻。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终篇所述，显得无比可怜。内心的惶恐表现在作品之中。此时的曹植，沮丧颓唐，根本保持不了当初的那种高贵骨气。与前期“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般的曹植判若两人，形成鲜明对比。

自古宫廷斗争成王败寇，所以没必要探讨“煮豆燃萁”典故的真伪，曹丕对曹植的态度自然也可想而知。确实曹丕对曹植进行了不少报复性的打击，但至少还是留得曹植一条命在。相比于杀父弑兄的隋炀帝、玄武门外的李世民、大明朝的永乐帝，相对来说，曹丕之于曹植还是顾念了一点手足情谊的。曹丕对曹植的打击，主要是为泄愤，因为很明显在政治上曹植对其并不构成威胁。当然，也可能包含一点对曹植文采的嫉妒①。

然而，曹植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经历打击之后，曹植表现得好像并不十分怕死了。不再一味地卑躬屈膝，在其作品中逐渐表现出了一种愤恨之情。黄初四年朝京师之后，任城王薨，回封地时又不允许他与白马王曹彪同行。离别之际“愤而成篇”。虽然心有余悸，但是在悲哀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愤恨不平的情绪。这一点足以看出此诗与《责躬诗》的不同。也表明了曹植作为失意文人心态上的变化。之所以曹植会受到很多后人的追捧，除了他创作本身的华丽以及世人共有的对弱势一方的同情外，就源于此种情绪。因此，曹植成为了可以代表历代失意文人的标志性人物。

同一时期，曹植还创作了表现内心抑郁的《洛神赋》在后世也甚为推崇。更有“感甄”一说流传。个人觉得这一说法附会成分较大。一则，当初曹操攻下邺城曹丕迎娶甄妃时，甄氏二十岁、曹丕十八岁、曹植才十三岁。年龄跨度相差太大。再者当初刘祯因为看甄妃的姿势不对，就已经险些被治了死罪。而后来的曹植如果真有这种类似思念甄妃的文章且没有被曹丕发现并被治罪的话，似乎就有点太小觑曹丕的阅读能力了。

即便受到如此打击，曹植的报国热情似乎并没减弱。直到曹丕死后，曹睿掌权，虽然碍于叔侄情面，没有太难为曹植，但是曹植的上书、意见是根本不被采纳的。而曹植本人是绝对不会被得到重用的。这一点他直到晚年似乎才有所发觉。于是在郁郁寡欢中，这位伟大文学家的生命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建安文学也就此走向结束。

建安文人成为了历史的沧海一粟，成为了北邙的无数荒丘，成为了书本传记中的人物故事，而建安士人的浩然之气则被后人铭记传承。于是，后世发扬并牢牢记住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建安风骨。

参考文献：

［1］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3］詹福瑞.汉魏六朝文学论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3］赵玉萍.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研究［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4］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文强译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逄臣志，1985年6月生，男，辽宁大连人，北方民族大学2009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参看罗宗强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8页，关于“当时著名士人大多选择各为其主”的论述。

参看《三国志·明帝纪》以及《三国志·诸夏侯曹传》。

参见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第146～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