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士风与文学的演变及影响

秦汉士风与文学的演变

董雅慧①

摘要：由秦代到两汉，士之风气几经变化。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文学作品也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对政治历史的分析，梳理出秦汉时代士风的演变过程，从而展示这个变化过程对文学产生的影响。本文将以历史朝代为线索，阐释士风与文学在秦汉时期的演变。

关键字：士风；文学；秦汉

一、秦统一时期的士之遭际

秦代建立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灭亡，这个短暂的王朝，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只留下一片空白。在很多文学史中，秦代文学的部分，都是一笔带过地提到吕不韦及其门客所编撰的《吕氏春秋》、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秦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在李孝堂的《试谈秦代文学》一文中，作者认为，《吕氏春秋》和《谏逐客书》都属于战国时期的作品；而刻石文，“其内容都是用最肉麻的话歌颂秦始皇的功德”，“这样的文学实际上算不上什么文学”。秦代文学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寥落的境况，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

回顾战国末期的秦国，商鞅携带李悝的《法经》入秦，秦孝公行商鞅之法，实施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又反对儒家的礼治德教，主张以“法”治国。秦一统六国的局势渐渐明朗，百家争鸣的子学思潮也渐入衰败的尾声。法家的一系列主张在秦国得到推行，其中一些不乏愚民色彩。《商君书·垦令》中有：“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为了国家稳定，“不贵学问”成为法家治国的策略之一。法家的思想融入到秦国的国民性格中，是文化萧条的一个重要渊源。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淳于越在宴会上提出了恢复“分封”制度的主张，以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李斯却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李斯认为，私学的盛行，阻碍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因此应该废除。秦始皇接受了他的建议，焚“诗、书、百家语”；后又因术士侯生和卢生的逃跑而坑术士四百六十余人，其中不免也有儒生。历史上称做“焚书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大毁灭事件，导致先秦士风在此戛然而止，进而带来了一个文化上寂灭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士人，以一种微弱的姿态，隐匿在这场浩劫之中，几近毁灭。士风无疑在秦代出现了严重的断层。我们所能看到的先秦士之遗流，得以保留在朝廷中的一些博士、诸生，完全丧失了先秦时期那种畅所欲言的政治环境，他们只能是无所作为，再没有纵横天下的气魄了。这种局面直到秦末。由于秦王朝的暴政，农民军队揭竿而起。借助楚汉之争的风云之际，一些流于民间的士人，逐渐由隐而显，再次发挥了他们的重要历史作用，出现了韩信、张良、范增、萧何等一批策士，这一时期的士人，分布在楚汉两个集团中，为历史的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的士林风貌，似乎是先秦士风的一个短暂再现。随着汉代统一政权的逐步确立，这股前秦遗风的短暂返照也渐渐消退了。

二、西汉时期的士风与文学

（一）汉初士林的重振与汉大赋创作的前奏

秦末，由于楚汉两雄相争，势力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士人虽然也受到礼遇，但在经历了秦朝的那场洗劫之后，秦汉之际的士人与先秦时期士人相比，已经看不到精神上的自由恣肆和施展才能的酣畅淋漓了，取而代之的，他们变得沉稳内敛，懂得安身保命。《汉书·张良传》记载，“良从入关，性多疾，即道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张良的做法，正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写照，他们深知自己的角色地位，以及对君王的作用，“兔死狗烹”的道理谙熟于心，因此他们在汉代统一政权逐渐确立后，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

汉朝政权确立之后，文化上经历了一个恢复和振兴的漫长过程。刘邦称帝不久，“群臣饮酒争功”。对于这种状况，刘邦“患之”。叔孙通对高祖进言，“夫儒者难以进取，可与守成”，他可以“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令叔孙通率领儒生制定宫廷制度，规范君臣礼仪。这样，儒士在汉帝国有了一个立足之处。但这时的士人在朝廷的作用仅仅是用以朝仪，没有真正承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大义。这一时期的士人，还是不能摆脱秦朝文化毁灭的阴霾。

真正开启士人精神重振之风的是陆贾。《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里讲道，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讲《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讲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又说道，秦之灭亡，是因为没有“行仁义，法先圣”。高帝听完以后，面有惭色，请陆贾著书，以说明秦失天下的原因，及古之国家成败，为汉家天下作长久之计。陆贾凡作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将其号为《新语》。陆贾的《新语》十二篇包举大端、气阔恢弘，稽查古今成败之理，阐述儒之精神大义，又包罗先秦诸子思想之博大，显现出了开阔的理性精神，焕发出大一统的恢弘气象，为汉代帝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筑造了精神根基。《新语》开启的精神世界，扭转了士林精神失语的萧条状态，为两汉士人重整旗鼓开启了先声。

陆贾作为两汉士人的先行者，已经初露两汉士人精神大势的端倪。承继陆贾之后，以贾谊为代表的一代士人，他们兼纵横家、文学家的气质于一身，成为具有经国品格的“经国之士”。贾谊以一种激昂的姿态出现在西汉文学繁盛的大时代到来之前。他的《新书》是陆贾之后又一重要政论典作，被鲁迅先生赞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体现了士人在汉帝国大统一初期力图伟业、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新书》开篇的《过秦论》，总结了秦之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为汉之借鉴，见解深刻而又极富感染力，另外还有著名政论散文《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鸟赋》是贾谊被贬长沙时的作品，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贬谪文学的先声。贾谊代表的汉初士人，具有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汉代文人士大夫文学时代和两汉文学大统一盛世景象的前奏。

士人在汉代建国之初，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步履艰辛的过程，才得以在汉帝国确立了一席之地，从而重振了士林之风。

（二）以诸侯王为中心的士人群体及其文学成就

汉初的刘氏集团为了巩固政权，不断削弱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时候的诸侯国，还保留有战国时期的养士遗风。各国诸侯多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以便使自己封土之内的经济文化都得到发展。但这时候的诸侯国，不能像战国时期一样通过战争拓疆称霸，他们所养的宾客在政治军事上发挥不了太多的作用，故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赖以这样的时运，在汉初形成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化的士人集团。

其中，河间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遂以他为中心的士人群体兴起了经学之风；淮南王刘安统领的士人群体则以老庄之学为思想主流，编著了包揽宇宙大观的理论著作《淮南鸿烈》。文学成就较高的是以梁孝王刘武为中心的梁园士人群体。

孝王武居天下膏腴之地，又在七国之乱中有功，因此得以大兴土木，招揽四方豪士，一时间公孙诡、邹阳、枚乘等俊士云集于梁园，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群体。梁园的文化环境相对摆脱了外界的束缚，为这些士人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空间，他们得以各尽其长，争辞竞藻，能文善赋。其中以枚乘《七发》成就最高。《七发》以讽喻的形式，揭示了贵族的腐朽生活，辞采华美、气势壮观，把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发挥得淋漓尽致。枚乘《七发》所表现出的博大的文学风貌已经使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时期的士人，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积极进取，积蓄了宏阔的精神力量，昭示着一个伟大的繁华盛世即将到来。

（三）由先秦到汉武时代士人的转型

自战国秦汉到汉武帝以前，除了秦朝那个特殊的寂灭时期，士人一直扮演着游士、策士的角色。他们游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以游说为生，出谋献策，或者寄身于一些贵族门下，为所在的政治集团效力。随着汉朝大统一时代的到来，唯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使士人们丧失了原有的以游说为生的空间。而统一的汉帝国又需要统一的文化思想来作为统治的根基。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士人，不再是畅以各家之言，推广各派学说的游士了。

汉初时期士人群体渐渐形成解经习气，经学的发展造就了有汉一代士风重视人文教化，重视君臣大义和崇尚礼仪精神的特色。士阶层应时代要求，以儒家大义为正统，他们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希望在汉朝泱泱大国中立功扬名，为国家的繁荣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们生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强盛的时代，同样也具有囊概宇宙，吞吐万象的胸襟，他们总是以充溢着喜悦和豪迈的情怀来观览万物，来建功立业和歌颂盛世。先秦时期的游士、策士经历了时代的洗涤，汉初统治者对士人的态度一再转变，使士人从秦代的颓靡中走出，得到了休养生息，重新找到了生存空间。他们或以经学为法，或以辞赋为畅，从而逐渐转型为了统一泱泱大国的经国之士或文学之士。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立五经博士，独尊儒学，使经学盛极一时。汉代士人饱读经书，上承先秦诸子的文化道统，为维护大统一的帝国时代建筑了传统精神的壁垒。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空间里，经学成为意识形态构建的一个极为突出的部分，经学的发展，对包括文学、思想以及文化在内的诸多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辞赋创作上，自枚乘《七发》之后，文学领域又相继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赋家，如东方朔、枚皋等，成就最为显著的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除了修辞和语言技艺纯熟之外，极尽铺张扬厉之势，体现出了“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这反映了汉武时代，物质文化高度繁荣的胜景之下，士人博大的精神情怀。夸张的文笔，华丽的辞藻，描绘一个无限延展的巨大空间，呈现出过去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广阔丰富的图景和宏伟壮丽的气势。那种蓬勃向上、雄厚自豪的氤氲生气，总是令后人为之惊叹、为之神往。

经学、汉大赋的发展为两汉士人找到了生存空间，同时又成为他们经世致用的志向所在。到了汉武时代，士风已经从前代的颓靡状态中完全摆脱出来，并向着一个全新的方向蓬勃发展。大统一的中国，使士人意气风发，精神高扬，显示出了洪迈的雄姿。

三、东汉时期的士风与文学

（一）两汉之际的政治风云与士人心态

西汉王朝到成帝时期，国势开始衰落，朝政日趋腐朽，哀帝死后，外戚王莽开始掌握大权，这一时期政治动荡，人心思变，人民起义不断。王莽仿周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由于改革不合理，反而加剧了社会混乱，战争不绝，生灵涂炭。此后，光武帝刘秀，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削平割据，建立了东汉政权。

西汉长时间培养出的士大夫群体，在两汉朝代更迭的风云中，呈现出了独特的心态。顾炎武在《日知录》“两汉风俗”中说道，“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鼓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这段文字揭示了王莽时代，士人歌功颂德的颓腐之风。时代的动荡，使士人不再以名节大义为重，而是表现得重视功名，缺乏积极性。光武帝建立政权之后，对于这种风气进行了修整，举用“经明行修”之人，继续倡导西汉时期的君臣观念，士之节义，以巩固新建立起的皇权统治。在此基础上，又将儒家礼乐教化精神渗透到政治中，尚名节、讲谦恭、重礼仪成为皇权政治对士人的要求，也成为士人逐渐熏染成习的风气。

这一时期，辞赋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光武帝定都的问题，而引发了京都赋的兴起。杜笃的《论都赋》被视为东汉赋风转变的标志。班固的《两都赋》规模宏大，展现了京都巨丽之美，成为京都赋的范例。另外，张衡的《二京赋》、杨雄的《甘泉赋》也都是京都赋的巨作。

两汉时期，由于士人的生存环境较之西汉时期变得动荡不安，社会的动荡给士人心理造成极大的震撼。他们关注的生活层面，从西汉时期亲临朝仪、参与上层统治者政治活动这样单一的视野中挣脱出来，转而投向更广阔的生活视野，他们不仅仅局限于宫廷苑囿，而是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视野空间的扩大，使文学作品内容题材上都有了一定扩展，风格上也有所转型。这种赋风的转变在杨雄身上有很大体现。杨雄的作品，既有一部分铺张扬厉的大赋，如《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等；又有一部分言志赋，如《太玄赋》《逐贫赋》，这些抒情言志之作，开启了东汉纪行赋、述志赋等以赋抒情的传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两汉时期到光武中兴，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士人建立起了以谦恭守礼为自修，以礼乐教化为使命的性格作风。发生在士人身上的这些变化，使得东汉初期的文学在典雅雍容的同时，开始转向幽微难明的抒情方向。士风变化和文学上呈现出的时代特质彼此渗透，互相推动，共同向前迈步。

（二）东汉中后期的士林分化

东汉中期，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掌政，之后宦官郑众谋杀窦氏，自此，汉朝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之间互相倾轧，轮掌朝政，再无宁日。到东汉晚期，梁冀专权的时代，更是政治黑暗，党锢之争，外戚、宦官之间的争斗，以及黑暗势力与士大夫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直到东汉灭亡。在这种政治黑压下，士林阶层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士人在黑暗的朝政面前，表现得勇于职守，直言上谏，虽死不避，他们和黑暗势力进行着生死抵抗，力图拯救汉王朝于水火之中；另一部分士人则在政治面前，表现出无奈的顺从，他们或者自律内敛以求自保，或者不愿参与纷繁的政治斗争，或者被迫害不能参与朝政，而最终选择了归隐。

士阶层的分化使得文学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分流。朝堂之上的士人，在文学上更加注重作品的教化作用和讽谏功能。他们立德修善，校经修史，力图通过礼治和讽喻改变社会现状。朝野之外，那些在政治上受到打击而分化出来的士人和那些不满于政治的黑暗而选择归隐的士人，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下阶级文人群体。这些中下层文人因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和远大抱负，欲拯救汉王朝而无门，他们胸中的郁郁之气只能通过文学的形式得以宣泄。这些士人多具有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常常针砭时弊，指斥黑暗；并具有自觉自省的个体意识，要求挣脱正统的礼乐说教，追求自我。自我追求的过程，促使这些怀才不遇的士人崇尚审美，喜好雅趣，在现实面前，他们选择以道家淡泊无为的精神来冲淡儒家的积极入世。东汉的抒情小赋在士人这种情怀之下发展了起来。

刘歆的《遂初赋》，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都属优秀的纪行赋，这些作品忧思婉转，文辞典雅，情感痛切，指斥现实，表现了士人政治失意的落寞和对黑暗的痛心。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文坛上出现了很多述志赋，如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用游仙、归田借以排遣精神上的苦闷。这些作品，体现了士人远离政治的纷扰，追求人身自由和心灵的安逸，为东汉后期文坛注入了另一股清泉。另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对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猛烈而直率，将心中块垒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情感激越，也成为抒情小赋里的名篇。

汉末文学上呈现的重抒情的色彩，是政治黑暗下士人郁结之气的外化，是时代赋予了抒情作品生长的土壤。其实，抒情作品的出现，是对两汉盛世正统礼乐教化的一个反拨。经历了政治上的动荡，文学从歌颂盛世，彰显功德中脱离出来，功利色彩逐渐隐退，个体情感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作品的批判精神、审美意识、抒情意识都有很大程度上的提高。成为了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士人们崇尚自我，不拘礼节，放任洒脱之风度的滥觞。

由秦朝到两汉，随着政治上的风云变迁，士风也相应地经历了一个沉浮跌宕、曲折向前的过程。秦代给文化上带来的整体覆灭，使士风荡然无存；西汉时期，经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的努力，终于使士之地位一步步提高，进而使经明儒道，礼仪教化成为关乎汉帝国命运的精神根基；东汉中后期，政治的黑暗，又使得士人不得不远离朝堂政治，追求个体的自我情怀。士风的变化，带动了文学风格的转变。西汉时期，士人以汉大赋的形式歌颂盛世情怀，展现出一代帝国包揽万象的雍容华贵；汉末，因士人政治上的失意，文风转而向重抒情、尚理趣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士风的变化与文学的发展，相互渗透，相为影响，在士风流变的历史长河中，文学气象时而宏博典雅，时而婉转幽明，呈现出变换多姿的不同风貌，为后世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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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2006.12

［4］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1999

［5］李孝堂.试谈秦代文学［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4

董雅慧，1982年8月生，女，河北邢台人，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