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的士风评析
周 婷①
摘要:自孔子开始,中国士风已经开始形成,相比于后世还具有更加独立的特点。士,是知识分子,是当时最低一等的贵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是文化的精英和时代的担当者。本文将士人分为三类,具体讨论孔子所代表的一类士人。他们学仕结合的从政观念,懂得治世仕、乱世隐的从政策略,以及追求“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朽及在此过程中体现的经济、人格独立,并最终促成社会文化独立,以及他们这一类士人的形象,是文章要分析论述的重点。文章最后提出思考,即借孔子之名,我们应当去到哪里。
关键词:士;《论语》中体现的士人理想;士风;“三不朽”
一、何为“士”
士,一言以蔽之,就是知识分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就是儒、道、墨、法诸家,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来“救世”。儒家代表文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这里,我们要留下一个问号:为什么成为思想家的是“士”,而不是别人?
那时候的“国际关系”比较混乱,国与国之间相互侵略,家与家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的地方,可是当时人的“天下”了。孔老先生一直渴望回到秩序井然的西周。西周的时候,人分三等,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又分成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的嫡长子(即正妻的第一个儿子)继续做天子,对于自己的次子和庶子,天子再分封他们做诸侯,诸侯的次子和庶子做大夫,大夫的次子和庶子做士。这就是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
“士”,已经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了,他们不可能再按照长次之别、嫡庶之别,往下分封,可见士在阶级地位上不尽如人意。没有地位,连最基本的代表地位身份的产权也没有。天子有名义上的“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士则只有田。更悲哀的是,不管是诸侯还是大夫,他们对土地有治权、对人民有治权,而士呢,“只有产权,没有治权,甚至连产权也没有,只有经济收入,即田租和田税”。①可见,士还没有不动产。同时,当时不同身份的人还有鲜明的“可识别标志”,就如同今天检察院的人穿制服,交警穿警服,学生穿校服。只不过今日衣着之分是根据行当职业不同,先秦时是根据地位等级不同。西周时,平民(即庶人)不可以戴冠,只能戴“帻”,也就是包个头巾。士可以戴冠,却不能加冕。天子、诸侯、大夫都可以加冕,但冕前面的“琉”数量不同。“冕”代表统治权,琉的数量越多,统治权越大。可见,士作为贵族阶级,连统治权都没有,真有点“凄凄惨惨戚戚”!
但正是这些不利,却成就了士!使之成为文化的精英和时代的担当者。既然不能“治国”“平天下”,唯一可以下工夫的就是“修身”了,士阶层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按照现在的情况,就是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只有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学识,来保有自己在上流社会里的一席之地了。同时,可以注意到,越是乱世,士越有用。不管是诸侯还是大夫,如果是既得利益者,面对风云变幻的局势,需要依靠“士”这一克己复礼又无野心的阶层来保全他们,守卫他们。如果是新攫取利益的当权者,也需要借士人宣扬的德治来稳固自己的势力,无非就是撑个门面、做个幌子。在孔子六十八岁的时候,鲁国当权的三恒家族中势力最大的季康子就请孔子回国,帮助自己稳定局面。原因是鲁哀公的几个儿子不服他,想夺回政权,刚被季康子赶跑。这时候的孔子,已然是道德的象征啊。谁用了他,谁和道德就“联上姻”了!
二、士人理想——“立德、立功、立言”
(一)先秦士人分类
鲍鹏山先生将先秦士人分成了三类。按照他的分类,一类是如苏秦、张仪之流,一朝头悬梁锥刺股,一朝朝秦暮楚卖友求荣,他们利字当头,并没有什么如一的政治立场或是道德操守;第二类便是诸子之类,他们暗中羡慕第一类人,渴望用世,渴望站在时代的前沿,却眼睁睁看着第一类人杠杆天下,自己的呼声却越来越没于当世,他们拿着自己的道德标杆,左一个测测,又一个量量,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在那样的时代,不合时宜;第三类便是隐者庄子之类了。这里,单看儒家,看孔子及其弟子一类的士人的理想,即是“三不朽”。
(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在孔子的心目中,“从政”是第一位的,也就是“立功”最大。子贡和孔子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子贡是孔子弟子里最善于经商的,他问问题也很迂回巧妙。他就问,先生啊,如果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装在匣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个好买家卖了它?(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孔子就说了,卖了它,卖了它,我就在等候买主呢!(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是主张积极用世的,他在《子路》篇中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夏说的一句话应该能代表孔子的想法,“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来,我的理解是,当官当好了应当去学习,学习优秀了应当去做官。易中天在他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这样理解,“优”应当是“优裕”,而不是“优秀”,否则当好了官再去学习怎么说得通?应当是,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其实,中国历史,文人与政治从来就不是能撇清的关系。参与了政治,是得意文人;被迫参与政治或是想参与而不可得的,不过是失意文人。何况,得意与失意,不过是弹指一瞬间!
孔子自己也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难怪有人借此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孔子反复絮叨的还是“学”与“仕”的关系,学习的归途,就是从政,就是立功。
(三)孔子从政的策略
如果仅仅将“学”与“仕”完全划等号,那么孔子就和纵横家一样,其人其德就不值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孔子从政,有底线、有原则、有想法。
1.“择邦”
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危险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待。那时候的“士”人身是自由的,这也与现在不同。他们没有义务一定要守在一个国家,为一个集团服务,各国的诸侯也没有权力阻止他们的流动。如果思想不受重用,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国家,再去推销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孔子,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周游列国。如此,“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个条件可以成立。
2.“隐邦”
无邦可择,怎么办?天下皆乱邦、危邦,如何择?那就退而求其次,就地而隐吧!白居易曾做诗《中隐》,“……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陶渊明也说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我们来看看孔子,他怎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所以孔子大加赞赏“邦无道,卷而怀之”的蘧伯玉。政治混乱,就把自己的本事藏起来吧。
3.“守邦”
如果说,择邦者避世,隐邦者避地,守邦者就是避言了,与世俗断交,固守清贫。前两者隐形,守邦者隐心。这就涉及孔子“君子固穷”的思想了。孔子有个学生南容,姓南宫,名适(读“括”),孔子对他的评价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说他呢,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就用世,不清明的时候,善于明哲保身。在孔子从政的后期,“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这可算是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也就是这时,反对派们开始下手,关起了孔子的两个学生南容和公冶长,想找点整孔子的材料。南容什么也不说,顶多就是《诗经》里的几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后来他被放出来后,孔子就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
相反,孔子是反对“勇”的。在《论语·先进》篇中,场景如此,一群弟子侍立在孔子周围,孔子突然乐极生悲,无限感慨地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后来子路在卫国之乱中被人剁成肉酱,事实也证明了孔子的预言。
(四)“立言以不朽”——经济、人格、文化三独立
孔子的政治生涯,绝对可以算是颠沛流离的。从五十岁开始,他在鲁国担任中都宰(相当于曲阜市市长),到担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部长),再到代相执事,仅仅六年的时间就黯然下野了。投奔到卫灵公门下,刚好撞上南子的桃色绯闻;在齐景公那本可能被重用,晏婴拆了台;在楚昭王那,因为令尹子西,又没做成官。即使是生命的最后几年,季康子召他回国,也只是问政于他,却没有授予他一官半职。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君子害怕到死都没有好名声流传啊。既然不能以“立功”的方式名垂不朽,像他终身倾敬的周公一样,那就以“立言”的方式“曲线救国”吧。“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孔子完成了两项。
1.“一而不党”(www.xing528.com)
这本是庄子的思想,可以理解成人都是多元的,是对儒家的人性一致论的反驳。这里,我将它借用过来,形容先秦士人的独立人格。就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最具独立人格,学术思想氛围最为自由的一是先秦,一是民国。这两个时期的社会背景也极其相似,社会到处都有主,同时没有统一的主。除此之外,封建社会时期的大多时代,知识分子大都是“良禽择木而栖”,愿意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阀。也少有哪个时代如这两个时代,知识分子可以说话无罪。除了宋朝,怕是没有了吧。
举个例子来说,孔子六十三岁至六十八岁都是待在卫国,第五年的时候离开了。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当时卫国实际掌权的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他,孔子推托说不知道,叫人套上车子走了(退而命载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乎)?孔子当初也是看不惯卫灵公好色、荒于政事(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便请假周游列国去了。别忘了,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也是孔子啊!
这里,要注意一点,人格上的独立是基于经济上的独立。不能忘了一个人,子贡。在孔子的学生中,我最喜欢子贡。他不仅德行高,是个出色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个出色的商人。商人具有什么特点?人际关系广,有钱有门路。要知道,孔老夫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是子贡逃了出去,搬来楚昭王的救兵的。他怎么出去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嘛!据《史记·货殖列传》,“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子贡做生意挣的钱,给予孔子很大的资金支持。可以说,做生意得的钱供出来的学问最纯粹,人格才能最独立。为什么?拿着统治阶级的俸禄,能不替他们说话?只能沦为学阀了。
2.理想与责任的统一
每一个士的人格独立累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精英的人格独立,也就最终促成了文化的独立。这种文化不以谄媚君权、歌功颂德为己任,而是以天下道义为己任、以社会批判为天职。承载这种文化的士是那个时代的良心!这就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士人了,他们心中虽有理想,但是人格理想与伦理责任却相脱离,“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政界的纷纷扰扰。而只有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才能给我们以震撼,让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三、士人印象
(一)台面上,“士志于道”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是说啊,士人的心胸不可以不宽广,意志不可以不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路途遥远啊。把行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重大吗?奋斗终生,直到死才算了结,不遥远吗?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自我施压的传统,似承受的压力越大,能涵养的能力也越大。像老子就说过,“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孟子也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足见士人生来就将自己视为要有大担当的。他们是忠诚的卫道者,殚精竭虑的传道者,只能为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只是,这些士人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得“端着”,太过严肃了。翻翻《论语》,会发现,圣人孔子与普通人一样,也会“喜怒形于色”,人性中有很可爱的地方。
(二)私底下,“性情中人”
《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周游列国时,到了郑都新郑。《郑风·出其东门》里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东门外就是新郑的商业区,这里太繁华,孔子和他的弟子就走散了。子贡是生意人,就派人到处打听,有一个郑人就对子贡说了,东门那有个人,先把容貌从上到下地形容了一番,最后说那人的精神状态,“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子贡将原话转告给孔子,孔子听了哈哈大笑,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中国后世很多的道学家做人做事的起点是极高的,我们可以想见,朱熹,或是如小说中的贾政,听到别人如此形容自己,岂不得气得吹胡子瞪眼了!只是,人类的丧家犬境遇想必只有孔子才能欣然受之吧。
孔子对人性的弱点也加以怜惜。我们知道,子夏也是孔子很出名的学生,就是有一个缺点,吝啬。有一次,孔子出门的时候,下雨了,子夏有伞,他也不去借。别人就问孔子何故,孔子就说了,若问他借吧,他肯定心里不舒服,不就把他的弱点暴露给众人了?真乃性情中人啊!后世的理学家朱熹,对于《卫风·氓》中那个弃妇的评价是“淫妇”,哪里淫了?!有时候,越关切平凡人性的士,越能引发我们的敬意!
四、启示:假孔子之名,我们要去到哪里
宋人曾经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后来李贽就讽刺说,是啊,孔子诞生前的岁月里,人们都是点着蜡烛走路的。鲍鹏山先生将孔子称为“黑暗王国的残烛”,我同意,或许光亮或明或暗,却始终存在并温暖着后世的世道人心,所以,星星之火燎了原,薪尽火传不知尽。
长眠于地下的孔子,恐怕想不到他日后的境况吧!有的时代,他被推到“万古圣贤”的位子,受世人膜拜,万人敬仰;“文革”时候的“批林批孔运动”,他又成了万夫所指的“孔老二”。孔子名声的巅峰与谷底,世人都代他经历了。就拿现在说吧,中国掀起了“国学热”,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了,国民党在台湾搞祭孔大典了,很多国外大学也设立了“孔子学院”。北大的李零先生出了本书叫《丧家狗——我读〈论语〉》,他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现世社会人人浮躁,向国学里寻找医治心灵的解药,大家都把孔子当成心理医生,寻求解药,孔子自己的心病还没人医呢!
或许,我们该问下自己:借孔子之名,我们究竟要把自己带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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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婷,1988年10月生,女,汉族,安徽巢湖人,北方民族大学2010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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