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士人精神及对后世士风影响：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成果

《诗经》中体现的士人精神及对后世士风的影响

王博雅①

摘要：士，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识分子，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为中国历史的前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真正的士阶层产生之前的时代，为后来士人的核心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历史的铺垫。《诗经》收录的作品正好横跨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五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也就经历了“士”在这五百多年中内涵演变的复杂过程。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尊重知识、爱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士人核心精神已逐渐显露，最终促进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成，并对后世士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诗经》；士人精神；士风

士，在文学中被定义为知识分子。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出现，推动了社会进步并为中国历史的前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严格意义的士产生于春秋战国之交，但早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之前，“士”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已普遍存在。而《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有不少诗篇描写这个阶层的辛劳与忧愁，抒发他们的苦闷和不满。虽然“诗三百”的作者大多都已茫然无考，但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尊重知识、爱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古代士人核心精神已逐渐显露，最终促进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成，并对后世士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诗经》收录的作品横跨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五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也就经历了“士”在这五百多年中内涵演变的复杂过程。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之前士的研究与界定，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进行动态的考查，唯其如此，才能在把握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揭示士的核心精神内涵，讨论它对后世的影响。

一、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士阶层的演变

首先，在周代完备的礼乐制度形成和推行之前的“士”，实为王或诸侯的血亲贵族，身份尊贵且有较大权势。《诗经·大雅·文王》：

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

由此可以看出，能助周祭，自非低卑之人。

周公摄政结束，标志着以宗法世袭制和封建制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的启动和推行。此时的西周等级森严，形成了“天子”—“公”—“大夫”—“士”四位一体的统治阶级，而这时的士处于统治阶级的最底层。这时，士作为上层贵族的远末子孙，享有贵族特权，且“大抵皆有职之人”①。他们在周王朝的稳定繁荣时期，生活也较为富足安定。然而到了西周晚期，由于王室衰微，社会动荡，使得居于贵族下层的士的现实生活状态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诗经·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这是周朝一位士人怨恨大夫分配工作劳逸不均的诗。作者虽然是周代统治阶级内部最低一级的士阶层，但他仍然受着上层王、公、卿大夫的压迫，他在繁重徭役的重压下喊出了“不平”的呼声，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和当时社会的不合理。本诗的特色是只摆事实不发议论，紧紧抓住“我从事独贤”这个诗眼展开具体描写，连用了十二个“或”字，如实摆出了士与大夫苦乐不均的十二幅生活画面，便戛然而止，既不发议论，又不下结语，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泻千里，不言自明，余韵无穷。后来，唐代韩愈的《南山》诗，一连用了五十一个“或”字，或许受到本诗的启迪。此时，士在统治阶级内部已处于受奴役和压抑的地位，为王事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远无贵族阶层的安乐祥和，西周晚期的士作为低级贵族，身份虽与前不变，仍为贵族有职之人，但其实际社会身份和地位已经明显下降。故清人姚际恒评曰：“士者作歌，以怨大夫。”①

综上述，可知到西周晚期，士作为一个阶层从社会身份到思想行为都逐渐与真正的贵族阶层相分离。此时，士人对社会黑暗设身处地的接触与思考甚至批判，为传统知识分子即真正意义上士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春秋时代，周王室分崩离析，列国内乱，诸侯兼并，戎狄横行，“礼崩乐坏”的时代已经来临。《国语·鲁语下》：

公父文伯之母说：“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

此时，士已然需要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技能为统治者或大贵族服务，朝夕从事。《诗经·魏风·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这是一位贤士的忧时伤世之作，此诗以第一人称的手法以士人的口吻，唱出自己心中不能明说的忧愁、无人理解的寂寞以及无以为之的无奈。他对现实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不被人理解，因而心情郁闷忧伤，表达出深深的哀婉伤痛之情。诗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抒发了作者在忧愤无法排遣时，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并且，在诗人对自身失意的感喟中，寄托了对人生、现实的深沉忧虑。这与《小雅·北山》可谓一脉相承，而相比之下，此时士的处境更为艰难。

值得注意的是，与春秋中叶大批贵族地位下降相对应的则是庶民地位的提升，士人与庶人两大阶级开始合流。这种改变，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从根本上导致了士阶层社会性格的基本改变，从而也促进了士的核心精神的形成。

二、《诗经》中所体现的士的核心精神

通过前文对西周至春秋中叶士阶层演变的分析，我们可以想到这五百多年间士所处的社会地位由贵族到平民，社会环境由安享禄位到朝夕从事，这样的变迁一定对士的心态及作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这种变迁无疑对孔孟时代以儒家为代表的真正的士阶层的形成做好了思想及精神的铺垫。而这种士人的核心精神在《诗经》中的逐渐聚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眷恋故土与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都流露出士人的家国情思和忧国忧民之情，对国家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责任感。《诗经·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是一首有感国家兴亡的诗，作者看到故室宗庙尽变成禾黍，悲怆不已，彷徨不忍离去。现在国都东迁洛邑，往事不堪回首，只能仰天长叹。徐复观说：“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①而士多从批判的角度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忧患意识。一部分有正义感，秉承了周初道德观念的士人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痛苦歌吟。如《诗经·小雅·四月》：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奚其适归？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谷？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诗人抒发强烈的悲愤之情而作，这种悲愤的感慨来自于他们的忧生忧世之情。

（二）对统治者的劝讽

家国存亡之际，一些正直有良知的爱国志士通过怨刺诗来表达他们的悲愤，《诗经》中的怨刺诗指向的对象一般是当朝的君王和执政大臣，他们昏庸无能，贪图安逸，所以他们想通过怨刺来达到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目的。《诗经·小雅·节南山》：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

诗中斥责了尹氏的暴虐，感叹上天不公，表达了诗人对周幽王的用人不察，使贤者报国无门，小人得势的怨愤。他们想让君王改从善政，天下归于太平。其实面对残暴无道的昏君，根本容不得正言直谏，可是他们冒着危险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而没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①。作者有感于西周气数将尽而以泄天怒人怨，其中透露着“关注存在”的强烈精英意识；其情思深沉痛彻，非经历国亡家破之大惨痛者不能发，可谓其情真，其意切，其恨深，直陈哀刺天下兴亡之祸。再如《诗经·小雅·正月》：(www.xing528.com)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忧心茕茕，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

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具有政治远见，也有能力。故统治阶级当权者开始表示需要他，但得到之后又不重用。他担忧国家的前途，同情广大人民的苦难遭遇，反而遭到小人的排挤和中伤。诗人生动、细致、准确地记录了两千多年前生于乱世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灵的颤动，并和《诗经》中其他一些政治诗一起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对统治者劝讽的文学传统奠定了基础。

（三）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

上层阶级为了满足他们奢靡的生活，不断地剥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苦百姓，这种局面使作为渐渐接触与感受到下层人民生活的士人们由衷地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同情与关怀之情。《诗经·小雅·苕之华》：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为此，作者心里忧伤不已。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如无生”的话，可见诗人难以压抑的忧愤。本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也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四）道德精神的自觉和对自我的完善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士人传统的核心，在那种王纲解钮、礼崩乐坏的时代，一部分的士人还是会肩负一定的社会道义，不随势沉沦，这体现了士人的一种内在的道德风范。《诗经·唐风·蟋蟀》中有：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如果不细看，便很容易下定论说是劝人及时行乐的，但只要我们认真地读完这首诗便会发现它不是鼓吹狂欢的乐，而是有节制的乐。这是古代士人典型的心理状态，字里行间表现作者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也表现了在享乐和遵守社会规范、担当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统一。在面对这种矛盾的时候，古代知识分子总是要使个人服从群体、情感服从规范、个体生命的需要服从社会责任，这才是士人个体生命价值之所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也出现了表现隐士生活和心态的作品，这恐怕能称之为后世隐逸士风的鼻祖。如：《诗经·卫风·考槃》：

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寤寐言，永矢弗谖。考槃在阿，硕人之薖。独寤寐歌，永矢弗过。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寤寐宿，永矢弗告。

这是一首隐士的赞歌，诗中描写隐士形象，“硕人”一词本身就带有身体高大与思想高尚的双重含义。全诗反复强调“硕人之宽”、“硕人之薖”、“硕人之轴”，突出“宽”、“薖”、“轴”，实际上表现了隐士生活的自由舒畅和他们心胸的宽广。

三、《诗经》对后世士风的影响

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中将这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士风总结为：“春秋时的士大多数思想比较保守的，他们消极因循、墨守成规、安于现状、不图进取。”①我个人认为，他这段士风的总结有可取之处，当然片面性同样明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特别是“礼崩乐坏”之前的士，固然有礼的保守性的一面，但他们同样关注社会生活，而“变风”“变雅”就表现了士人试图起弊振衰的努力。他们不但赋予诗歌以全新的内容，使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从而促进了文学领域思想观念的提升，而且对推动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诗经》中，士以诗歌为武器，或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或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或哀叹民生之艰，或自戒良士之职，无一不表现出个人对社会现实的深重忧虑。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虽然来源于个体的呼声，但由于他们自身较高的文化素养、凝重的历史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故其对现实的反应更客观、更深刻，也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代表了社会正义的良心。而这一点，可以说与后代的知识分子遥相呼应。

鲁迅曾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激情盈怀，爱人如己，关注存在，召唤存在，拯救存在，精英是国家民族命运的正义导向者。而余英时则把作为“理想典型”的士称为传统中国的“社会良心”，指出其是人类基本价值者，也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者。尊重知识、崇尚理性、思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这些思想称为一种无形的精神操守和职业准则，对一代代的士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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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盘剑波.论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崛起及其贡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7，27（4）

王博雅，1987年6月生，女，陕西宝鸡人，北方民族大学2010年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

［明］顾炎武：《日知录·士何事》，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页。

［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1页。

《诗经·大雅·烝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