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风与文学研究：先秦文学的特色与影响

先秦士风与文学述略

李建安①

摘要：作为中国文学的萌生期，先秦文学无疑具有自己的特色，士人作为此时文学创作的主体，在时代政治的作用下，其生活和思想呈现出不同于后代的特色。本文纵观士人所处的诸侯争霸的生活背景，归纳他们或游或隐、或讲学或著书的生活活动，观察他们的内心思想：抒己见、主自我、希统一，阐述在这样的士人风貌下所催生出的内蕴无穷的先秦文学：诸子散文的大兴、史传文学的成熟、屈原楚辞的勃发。

关键词：士风；文学；先秦

先秦文学按照历史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而士人多云集在春秋战国之际，所以本文的论述视角主要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不同于周公“制礼作乐”社会下的有条顺畅，而是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仍。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在士人中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影响，使先秦士人呈现出异样的风貌，在士人们高呼救世的呐喊下，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先秦文学多姿多彩，炫丽耀人。因此，我们首先从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入手，来观考士人的生存状况。

一、礼崩乐坏、诸侯纷争之背景

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整个社会一片混乱，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表征。

（一）私田出现——天子势微

春秋中叶到末叶，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诸侯、大夫在井田之外可以开垦出新的土地，由此大量的“私田”应运而生。“私田”越来越多，致使周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度逐渐遭到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私田的收入超过了井田的收入。诸侯、大夫因为占有大量私田，从而收入大大增加，而靠井田为收入的周王室却越来越衰弱。在王室无法控制诸侯的情况下，一些经济发展快、军事实力强的诸侯便以武力兼并力量较弱的诸侯。这种兼并战争不断发展，从诸侯的兼并而至于大夫的兼并，进而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周王室的地位就更加衰微了。频繁的兼并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的结果是迫使诸侯、大夫增加财政收入，于是便向新开垦的私田按亩征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的制度便产生了。私田得到承认，即地主土地私有制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

（二）大夫篡权——侯王势弱

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获取政权，例如有名的鲁国之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在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三分公室”；韩、赵、魏三家大夫灭了智氏，把晋国公室也瓜分了（公元前45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三家分晋”。而在齐国，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大夫田常实际控制了齐国的政权，周安王十六年（公元前386年），田和取代了姜氏，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这就是“田氏代齐”。

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背后，我们感观到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在急速地飞奔，人心觉醒的意识在急速地增长，旧有的礼乐制度显然无法约束人们，尤其是上层官僚的行为。社会在不断地变化，谁也不知道它的走向，因为不论是周天子也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好，都只是过眼烟云，各领风骚近百年而已。这种僭礼行为的背后所暗示的则是各级统治者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强烈欲望。于是，诸侯之间争霸战争连绵不断，诸侯国内卿大夫弑君篡权以及卿大夫之间的争权斗争也是此起彼伏。长期以来形成的血缘关系已不能维系崩溃的秩序。“亲亲”思想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开始发生了动摇。

（三）官学下移——私学兴起

由于各个诸侯国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维护生存、扩大势力，根本无暇顾及教育，所以不论国学或乡学都难以维持，以至于日趋衰废。原有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使传统的礼制也遭到了破坏。既然这些礼制规范已不再得到严格遵守，以礼乐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也就缺少了实用价值，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了。于是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地方的乡校，逐渐消亡。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却更为强烈。这时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武王周公统治下所遵行的学在官府一夜间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很多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入仕的可能。

二、士林生活风貌之纵观

在这种朝不保夕、生灵涂炭的社会里，士人们没有生存保障，唯有靠自己获取的知识来谋生。他们汲汲寻求，通过各种方式来追求一己之梦想，实现内心崇往之信念。

（一）周游列国以游说

有一部分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乐此不疲地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期望自己的学说能有用于乱世，希望自己的治世之方得到君王的赏识。当然，他们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有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以道德为立身行事和处人的根本，是道德人格思考和培养方面的大师。比如孔子、墨子。鲁定公十三年，孔子遭执政大臣排挤，被迫离开鲁国，从而展开了他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生涯，即使困于陈蔡、绝粮七日仍弦歌不止，就是为了推行自己为政以德的家国理想。从《墨子》中的记载来看，墨子先后到过齐、卫、郑、宋、蔡、楚等国，宣传和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传说墨子曾“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至于郢”①，成功地止楚攻宋，一时传为佳话。

而有的却是为了获得权势，如苏秦、张仪。唯有个人名利得失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如苏秦自谓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②张仪也说：“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③由此可见孔墨为“天道”不辞劳苦，而苏张则为“私利”奔走列国，其目的自是不能同一并论。

（二）聚徒讲学以传道

官学下移后，孔子大开私学之风尚，一时间天下有才之士传道授业、广收学徒蔚为成风。据载，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目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官失其守”“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他以“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感，抢救并整理了濒临散失危险的上古文化典籍，同时，以此为教本，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教授弟子，通过众弟子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通过优秀的出仕弟子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为己任，到处奔走，宣传行义。经过几年的实践，他深感靠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必须组织更多的人为义献身。他创办了综合性平民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其学说成为“言盈天下”的显学。

不仅仅是孔子和墨子收徒立派，杨朱、孟子、庄周、惠施等众多哲人都纷纷创说立教，聚徒讲学。一时间，思想的长空，群星闪烁，相映成辉。

（三）奋力著述以立言

先秦各家领袖大师及其弟子都渴求力挽狂澜，许多士人在政治理想郁郁不得之后选择了著书立说。如孔子编纂《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孔子虽然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然而就在他重新整理这些古籍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于其中。孔子的弟子们为了彰显孔子的思想，集体纂录了《论语》一书。

而孟子也是在自己推行仁政得不到君王的重用后，退还家乡后把生平游历详加考订，编成《孟子》一书。自称“无为”的老子和庄子，也是把个人的救世情怀展现在《老子》和《庄子》中，说明了他们也想通过立言这一途径让其他士林群体洞见自己的学说，也想让天下百姓了解到他们的哲学思想。其他如《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皆类此。

（四）消极隐遁以避世

面对社会风尚的衰趋，部分士人感到无奈，于是避而不论政治。以老庄最具代表性。传说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以宁静退逊的态度自处，出世而隐遁保全身命。老子看到晚周纷乱的天下，贵族骄奢淫腐，法令繁如牛毛，苛政暴如猛虎，各国互相侵夺篡杀。他深信乱世的原因不在制度不良，而在制度的不足为治。愈是想要以仁义礼乐、明主能臣来扭转局面，则愈是纷扰人心，适得其反。但是老子无为并非真正消极或完全消极，而是有其积极的一面，或者以间接的消极方式达到积极方式达不到的效果。

而庄子更是逍遥退隐，《史记》记载他面对高官厚禄却依然不为所动：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①

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职重而权大，应该是读书人追求的最显赫、最荣耀的仕途顶点吧？可庄子却三言两语，谢绝了楚王的一番盛情。

在庄子看来，宰相这个官职实在是太大、太高了！一旦爬上这个位置，在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更得处于巨大的危险中。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连命都要搭上。庄子说过：“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所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①可见庄子对险恶的政治环境，早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哪里肯拿自己的生命去和功名利禄博弈，他干脆完全杜绝了做官的念头，“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以“游世”的态度打发自己的生命，在绝对自由的精神王国中驰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其他隐者如“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抱瓮灌园”的抱瓮老人，讥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等。

（五）稷下齐聚以议论

齐威王和齐宣王时，采用开明政策，举贤选能，广开言路，当时，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学者们齐聚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

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成为真正体现战国“百家争鸣”的典型。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对士子们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这些活跃在稷下学宫的贤士名流，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大学里，既发展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也使得稷下学宫成为培育高层次人才的摇篮，老师传学生，学生传学生，使诸子学派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三、士人思想意识之特点

在这样的社会，士人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要实现自己对“道”的追求，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相对撞，士人们的思想也是万千姿态，各不相同。

（一）各家思想纷纷登场——无主流意识

面对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国你争我夺的局势，天下的士人都纷纷寻找良药，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和学术背景阐述自己的救世思想，他们都认为唯有自己的药方才是合乎时代发展的要求，只有自己这一派是可以解救乱世的。《汉书·艺文志》就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

各家各派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想法，甚至有时还会批驳和打击异于自己的思想门派，历史上曾发生过儒墨之争、儒道之争，但没有一家能占主导地位，直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大显，其他各个思想学派才慢慢退而居其次。

正因为有了各家的争鸣，为中国后世的学术思想、治世之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种种学术总能在先秦百家中找到源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当时和后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士人个性极度张扬——傲君王权势

战国时代的杰出士人以其操守与言行为后世之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千载而下依然动人心魄。他们高扬个性，不慕势，不趋利，不弃贫贱，睥睨王侯，以自己的才华与道德操守浓墨重彩地书写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战国策》齐宣王欲见颜斶一章，就正体现了战国士人的这种独立自由的精神风貌。他们以帝王师自许，也以此与帝王侯爵应对。他们高度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与自由，不畏强权，据理力争。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①

经过一番辩难，齐宣王由不悦而衷心认错，甘做弟子，愿师事颜斶。宣王道：“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②

孟子生当战国时代，也特别强调士人的操守与人格尊严。他认为“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③。孟子还认为天子是不能召唤老师的，何况是诸侯呢？这也正是颜斶拒绝自己进前拜见齐宣王时所持的理由。孟子将“内圣”“外王”两个方面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就是说，不得志，也不屈从于任何权力，在各种威胁与诱惑面前保持主体人格的自主与独立。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千古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④。(www.xing528.com)

（三）渴望家国一统意识——叹天下大乱

不管是什么学派，他们对于社会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每一个士人都渴望天下能够太平，不再动乱，所以老百姓中流传着“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话，可见老百姓渴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士人们也是如此，不论哪个学派，对于家国一统的渴望都是相同的。

孔子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中赞同曾皙的理想：吾与点也①。反映了孔子向往的是理想的大同社会，也就是今天说的和谐社会。孟子在《万章上》中也表达了他理想中的国家：一个以周代礼乐等级制度为蓝本、以天子为首的社会秩序井然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荀子的理想是“天下为一，诸侯为臣”，他主张未来的君主通过行王制，结束天下长期以来的分裂和战乱局面，最终实现“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征，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②。

老子在《老子》第八十章为我们勾画了这样一幅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战争，没有欲望，人民相互尊重、互惠互利，但却从来不去觊觎近在咫尺的邻国的人民和土地……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蓝图啊！庄子借“至德之世”的怀想，构建了一幅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理想蓝图：

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③

显然，庄子的“至德之世”，吸收并体现了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但更多的是他自己所向往的人生，“至德之世”中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到处充满了自然和谐的静态美。

四、士风影响下的文学特征

由于士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已不同于西周时期，所以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和西周时期的文学不同，我们知道，能够代表西周时期的文学作品无疑是《诗经》，而春秋战国时期当士人大放光芒，奏响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时代之歌时，一代之文学也是绚烂多彩，从而使先秦文学有了崭新的内涵。

（一）发愤抒情的诸子散文大放异彩

西周以前是巫史文化大兴的年代，时值春秋战国之际，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加注重现实。先秦诸子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都留存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之中，一时间，出现了语录体的《论语》、韵散结合的《老子》、独立成篇的《孟子》，还有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象和虚构为特色的《庄子》、以严谨详密的论证为特色的《荀子》以及犀利峭刻为特色的《韩非子》等文学作品。

在这些风格各异的诸子散文中，相同的一点是都倾注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而且还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这无疑使诸子散文有了文学意味。而且每部作品中含有大量优美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流传至今仍然没有丧失其文学价值。

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文学的语言、体裁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秦汉后的政论家、文学家写出的大量奏章、论著、文论、书札、文艺性散文、学术性论辩文章等，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都体现着诸子散文的痕迹和遗风。

（二）史传文学的首次萌发

在春秋以前出现的史书要数《尚书》最具代表性。而将史传散文推向高峰，达到成熟的标准，莫过于在天下混乱时催生的史传作品《左传》《国语》《战国策》。

这三部作品，真实地记录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争霸的历史，以及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揭示了社会变革发展的总趋势。书中冷静地描述了昏庸贪婪的高官和忠良正直之士，较前代之史传文学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进步和提高。比如《左传》一书有较强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该书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开一代战争叙述之先河也是《左传》的特点之一。《国语》则以记言为主，很多议论说理层次井然、精辟严密，如《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晋语》叔向贺贫等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而《战国策》则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士人形象。

这三部史传文学作品，对于后代的文学创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后世许多文人的创作都从中引用资料，汲取营养，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时就大量运用了其中典故，有的材料甚至不加改动直接引用原文。

（三）“遭忧作辞”与奔放想象的再次崛起

《诗经》流传于世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不再进行诗歌的创作，直到屈原遭贬以后，内心涌动出哀怨、愤激之情，创作出“逸响伟词，卓绝一世”的楚辞，使我国的诗歌创作继续发扬光大。

屈原的作品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式样。句式结构富于变化，不同于《诗经》四言句式为主的模式。想象大胆奇特，感情热烈奔放，这都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了源头。屈原还利用香草美人这一全新的象征手法使作品更有艺术魅力。

屈原创作的《离骚》等作品对汉代骚体赋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次他的创作是“发愤以抒情”，这对后代许多文人的艺术创作具有指导意义。另外，屈原的文学创作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综上，我们发现由于时代的发展演变，政治力量作用于士人身上，呈现出不同的士人风貌。我们认为先秦士人的发展演进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兴期，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他们对于社会混乱的呐喊仅仅是寓思想于著述中，所谓“微言大义”。由于此时诸侯之间的争夺意识初次萌生，所以反映在这些作品中的作者的态度还很委婉，看不到社会十分的动荡。

第二阶段：蓬勃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他们对于时政或大声疾呼，或隐而不谈。士人的个性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孟子喊出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总之，士人对社会的讥刺达到极度的顶峰。文学作品也是大胆奇特，语言不拘一格，敢于陈述一己之所见。

第三阶段：衰落期，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空前激化，因而强化中央集权制便成为了刻不容缓的现实所需。在这种情势之下，荀子和韩非子的治世之方已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丝毫不能够阻挡秦国用武力加速兼并六国的步伐。

正是由于春秋战国纷乱的社会背景，导致士人们选择生活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进而呈现在文学中，使先秦文学开后世文学之典范，各种文体均有涵盖，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做好了前期的基垫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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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李建安，1982年生，男，汉族，陕西安康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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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焦循：《孟子正义·离娄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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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孔子说：“我与曾点的观点一样啊。”点，指曾点，人名，孔子的学生。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0～161页。

［清］郭庆藩：《庄子·马蹄》，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