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都曾有闭关锁国的历史，都曾发生过刻意排除西方影响的历史事件。但西方现代科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历史却不尽相同，其影响亦有差异。这对后世两国对自然主义的接受是不无影响的。如前所述，自然主义文学的核心精神是科学理性精神，其最基本的特质也是在科学理性精神的关照下形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理论上说，自然主义文学是科学时代的产物，它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是科学与文学的正面的、首次的、大规模的联姻。从精神上说，自然主义文学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科学的。”[24]
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现代科技，得益于西方传教士，一些西方现代科技得以被介绍到中国，但伴随而至的是盲目排外者的进攻，明末清初便发生了著名的杨光先事件。随着中国统治者闭关锁国政策的强化，这种科技的东传几近中断。雍正时期更是宣布禁学西方，并下令将客观上肩负着传播西方现代科技任务的传教士驱逐出中国。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一部分知识分子才真正开眼看世界，看到了西方的先进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于是他们便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也仅限于技术层面的学习，妄谈西方现代科技背后的科学理性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只是限定在很小的知识分子范围内，其学习的主要对象也更多地限于军事科技方面。
如此观之，现代科学在近代中国并未形成深广的影响，科学理性精神也并未在广大的范畴内得到认可。加之传统思想中将科学技术看作是“奇技淫巧”的偏见，使得科学理性精神最后在近代中国是缺失的。梁启超在1922年不无深刻地指出，中国之所以“直到今日还得不着科学的好处”“直到今日”依然是“非科学的国民”，就在于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他总结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有如下两点不对之处，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多数人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绝对的鄙厌科学的人且不必责备，就是相对的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的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的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25]也就是说，在梁启超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具有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当时的国人恰恰缺少这一点。
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始于16世纪。自1543年葡萄牙船只漂至日本，西方文明开始传入日本，之后100多年，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谓“南蛮人”，在与日本通商和在日本传教的过程中，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基督教信仰等传入日本，被称作“南蛮学”。南蛮学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枪炮制造技术、航海术、地理等西方科学吸引了日本人，而且有关欧洲日常生活方面的服饰、饮食、娱乐等物质文化也对当时的日本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许多人以此为动机而信仰天主教。由于传教士大力进行传教活动，使教会势力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不仅深入民间，还渗入到大名、武士阶层。”[26]但幕府认为基督教所宣扬的“上帝高于一切”的思想会动摇幕府等级制的稳定，而且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有领土上的野心，于是在17世纪中叶，幕府实行了锁国政策。南蛮文化的传播被阻止，西洋文化的输入几近中断。但兰学却成了例外，所谓兰学就是荷兰学，也就是指在日本锁国时期通过荷兰人传入的西洋学术。幕府之所以会在锁国的背景下允许荷兰人与日本通商，是因为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些对政权有决定影响的人物，如新井白石、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宗吉等，看到了西洋文化在自然科学、现代科技上的先进性，进而提倡基于西方科学的实学。
兰学在日本的确立，是从医学开始的，1774年衫田玄白翻译了荷兰人的《解剖学图谱》，日译名为《解剖新书》。之后一批关于医学专著被译成日文。并在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由此作为西医理论的主要分支学科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全部被传入日本。日本医学界不但积极吸收还大胆创新，1805年华冈青州使用自制的全身麻醉剂施行乳瘤手术取得成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安全全身麻醉手术。此后眼科、儿科、产科等分科医学均出现日文译本，科目不断细分。医学的发展也推动了药物本草学的发展，《植学启源》等一大批植物学论述出现。近代医学在日本确立了它的地位。之后，西方的一系列科学学科，如地理学、天文学等，都在日本得到了确立，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中国于1840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日本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幕府更加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都为日本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日本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终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成为亚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近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由此观之，日本在20世纪之前，现代科学技术在全社会得到了普及与普遍的接受，而科学理性精神在日本国民，特别是在知识阶层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正是因为中日近世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当自然主义作为一种与科学理性精神的文学样式、文学思潮冲击而来时，在中日这两个同样位于东方的国家产生了分野：在日本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并取得了理论与创作上的双丰收；在中国则只产生了一些译介性的理论文章以及一些译介而来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并没有产生严格意义的自然主义作品，更枉提形成所谓的自然主义潮流了。究其原因，可总结为以下两点：
首先，科学理性精神对中日两国的文学创作者影响的程度不同，这就使得日本作家在接受西方自然主义影响时，显得自然。特别是其医学已发展得相当成熟，这就为其接受自然主义在以科学理论精神，特别是医学遗传学关照下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的、思想的、精神的基础。而中国的作家们则很难接受这样的影响，特别是当他们面对西方自然主义根据近代医学、遗传学的理念创造的生物人时，产生了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抵触情绪，至少使他们无法进行类似的文学创作。在现代中国，同样也存在着受现代科技思想影响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便是一例，虽然鲁迅也曾经说，他之所以创作起小说来，就是因为他读了不少西方的小说以及他在日本所学到的医学知识，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更多地使自己的主观信念与思想情感融入其中。也就是说，鲁迅将科技因素融入文学创作中，其意并不在于用科技理念指导自己的创作，从而写作出纯粹客观反映现实的文学文本，而在于通过这样一个病理化的人物表达作者反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作为伟大的作家，鲁迅所解剖的对象并不是病体，而是病态的灵魂。因此他的小说里几乎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剖析主人公心理深层的隐秘动机。在他看来，这才是‘病情’的症结所在”。[27]因此，与其说鲁迅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迫害狂，不如说他是运用了一种象征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思想高度清醒、深刻的反封建礼教的斗士。这显然与自然主义所主张的纯客观描写并不相同。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创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作品。而其他一些受科技思想影响的作家也同样如此。
其次，科学技术的普及程度以及科学理性精神的认同程度，影响了中日两国文学的接受者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接受情况。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存在受科学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但文学创作必须考虑读者，也就是受众的接受情况，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科技至上的观念。普通大众与现代科技仍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接受大众更多关注于社会现实，而自然主义热衷于对个人病态的描写，与这种“关注社会”“热衷于问题”的社会主潮并不合拍。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作家不想也不会把科技精神作为自己创作的主导观念，从而创作出典型的自然主义作品，形成流派与思潮就更不可能了。他们更多地是将自然主义仅仅作为其文学创作的一个借鉴，使其仅仅停留在理论译介的层面，仅仅停留在那些对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有较深入了解的知识分子的理论探讨层面，其目的只是以其为工具，对当时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颇进行纠正而已。
作为一种在科学理论精神关照下的文学样式，自然主义文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科学，就不会有自然主义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正是因为现代科学在日本具有深厚的基础，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找到了它发展的土壤，形成了日本近代第一个成熟的文学思潮。通过日本这一重要途径，中国了解了这一源自法国的文学样式，但因为中国现代科学发展滞后，并未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大的科学理性精神充盈的气候，中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只是停留在译介的水平，而并未取得如日本那样的创作和理论实绩。相同的影响来源，不同的接受情况冲击的现实与分野的必然在中日两国接受自然主义这一案例中，显得尤为明显。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造成自然主义文学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境遇的原因是复杂的，绝不只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决定的，但我们认为，联系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就会发现，科学理性因素是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注释】
[1]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01页。
[2]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20页。
[3]同上书，第475页。
[4]同上书，第511页。
[5]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70页。
[6]同上书，第467页。
[7]同上书，第461页。
[8]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科学出版社，第461页。(www.xing528.com)
[9]同上书，第477页。
[10]同上书，第515页。
[11]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15页。
[12]参见何文林：《变异与渗透——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与中国》，载《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3]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14]同上书，第66页。
[15]柳鸣九主编：《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44页。
[16]参见何文林：《变异与渗透——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与中国》，载《河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17]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18]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19]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20]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21]同上书，第64页。
[22]李长之：《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载《时事新报》，1922年第3期。
[23]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24]于启宏：《实证与诗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年，第1页。
[25]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载《科学》，1922年第9期。
[26]李宝珍：《兰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载《日本学刊》，1991年第2期。
[27]汪兴果：《科学与缪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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