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梅塘集团”的解散，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在法国消失了。但与此同时，自然主义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20世纪初，自然主义开始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国家。2世纪初的日本，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文学思潮，产生了像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等优秀的自然主义作品及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等自然主义的理论家。
自然主义文学是日本近代第一个成熟的，并对日本文坛形成决定性影响的文学思潮。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被有的日本学者看作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和同义语。[12]1902年以小杉天外《初姿》和《流行歌曲》的发表以及永井荷风《地狱之花》的出版为标志，自然主义文学正式登上了日本文坛这些作品的序或跋，都对自然主义文学进行了阐述，可视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宣言书。但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成熟期却是在1906年之后，这一年，岛崎藤村发表了他的自然主义小说《破戒》，第二年，田山花袋发表了《棉被》。此后，一大批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一批自然主义作家登上了文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与此同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也相伴而生，如田山花袋的《露骨的描写》《描写论》；长谷川天溪的《幻灭时代的艺术》《排除逻辑的游戏》《暴露现实的悲哀》；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等。这些自然主义理论文章，在介绍西方，特别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同时，也阐明了他们对自然主义的看法。
如法国自然主义文学一样，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同样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长谷川天溪在《幻灭时代的艺术》一文中，提到文学创作的真实诉求时指出：现在是科学的时代，科学所揭示的赤裸裸的真理打破了人类对宇宙、对自身以及对各种权威偶像的神圣的“幻象”，在科学的眼里，那些美丽的花朵无非是些水分、色素而已。这样，人们对花朵的幻象就破灭了。他认为现在的时代就是“幻象破灭的时代”，与之相适应的也应是“破理显实”的艺术，即要求作家排斥一切理想，也排斥文学技巧和游戏雕琢的因素，客观地、原样不动地描写现实。[13]王向远先生就此认为，“在长谷川天溪那里，这种真实观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世界观。”[14]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自然主义理论家在强调文学真实性的同时，看到了真实性背后作为其世界观支撑的“科学时代”的“科学精神”。
与其真实观相适应的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创作上强调“大胆而露骨的描写”。同法国自然主义在创作上的诉求相一致，日本自然主义在创作上同样要求作家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地对生活（自然）进行描写，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描写生活。田山花袋在《露骨的描写》一文中宣称：“我认为现今文坛在崇尚西方革新派的‘露骨的描写’方面，是大有所得的。”从而大力宣扬一种大胆的描写、露骨的描写。[15]这样描写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长谷川天溪所提倡的“破理显实”的效果。
另外，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同样强调书写生物人：“人类确实有动物性的一面，也许是人类自身的肉体的、生活的诱发结果，也许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祖先的遗传……要创造完美、理性的人生，就必须向这种阴暗面进行特殊的研究……因此我无所顾忌地专门描写由于祖先遗传和环境所带来的许多阴暗的情欲、斗殴和暴力等现象。”[16]
由此观之，西方，特别是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不意味着日本自然主义只是法国自然主义的简单翻版，相反，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其中最为鲜明，也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其对书写主观情感、私人世界的强调。这与日本文学的“主情性”传统是分不开的。日本文学如所有东方文学一样，即便是叙事性文学，也并不将事件本身作为其叙述的重点，而是更强调对其中所蕴含的情感精神的表现，特别是其中的“物哀”精神。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后期“私小说”的出现，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这一特征上最明显的体现。田山花袋作为自然主义文学的主将，其代表作《棉被》“为私小说在确立作者个性方面树立了一个楷模”。而岛崎藤村、德田秋声等人同田山花袋一样，既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同时又为私小说的发展拓开了路径。[17]
由此观之，自然主义文学在日本不仅形成了文学思潮，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作家和理论家，而且与日本本国的文学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自然主义文学，使其不只是西方，特别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简单移植或翻版。
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介绍，最早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第一卷第3期上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一文，之后，胡愈之胡天啸等人的文章中都曾涉及过自然主义文学，但真正系统地介绍自然主义的文章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这与《小说月报》的主编茅盾对自然主义文学的提倡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有关自然主义的译介文章大都发表于《小说月报》。晓风翻译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1921）、谢六逸根据日本教授中村的讲义写成的《西洋小说发达史》（1922）、汪馥泉的主要根据日本的材料的观点写作的《法国的自然主义文艺》（1924）等文章相继刊出。这些文章的材料主要来自日本。由此可见，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生与传播与日本自然主义的发展关系密切。“日本自然主义的发达对20年代中国文坛提倡自然主义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激发作用。”[18]
茅盾等人之所以大力提倡自然主义文学，甚至为此专门在《小说月报》上开辟了讨论自然主义的专栏，主要是因为在茅盾等人看来，自然主义的诉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无益处，甚至寄希望于其纠正中国写实主义文学发展偏颇的可能。(www.xing528.com)
20世纪前半叶，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对西方文学思潮的理论接受与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与启发下的创作实践，接踵而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其结果是，“中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重复了西方文学思潮100多年的演变过程——一个不完全的、未能充分实现各种内在可能性的重复，一个带着中国现代的历史特点的对西方文学思潮的接受。”[19]但这种接受却并非没有任何选择，相反任何选择都意味着与接受和舍弃并行。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之初，中国知识者面对西方众多的文学思潮时，没有选择更具现代感的现代主义，而是选择了在西欧已经“过时”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更适用于当时中国的启蒙现状要求。其中“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尤其受到当时启蒙者们的重视。但很快这种“为人生”的文学出现了偏离，那就是“问题小说”创作潮的出现。“问题小说”创作的热潮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是五四觉醒的‘思考的一代’的产品，直接推动力则来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论是来自易卜生、萧伯纳等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影响”[20]。“问题小说”虽然与启蒙精神并不相悖，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当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不无思考，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问题小说’‘太热心于提出问题’，思想的探求往往代替艺术的表现，理性的渗透排挤了客观的描写结果又造成脱离生活、向壁虚构的不良创作风气，不利于现实主义的发展。”[21]因此，从长久来看，必须纠正“问题小说”给现实主义文学带来的脱离生活实际、不重客观书写的偏颇。此时自然主义文学进入了一些先觉者的视野。这就是为何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个介绍自然主义文学高峰的历史原因。那么茅盾等人因何认为自然主义可以解决当时现实主义的问题呢？
在茅盾等人看来，首先，自然主义主张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这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诉求是一致的。“‘真’是自然主义底生命，把人类外表的遮饰剥去，以极严肃、极真实的态度去描写内部之真，就是人类底丑恶，社会底病状。”[22]其次，自然主义文学主张文学描写的客观性，这与现实主义的诉求也是相吻合的。在茅盾看来，自然主义对实地观察、客观描写的强调是弥补中国文学之不足的法宝。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自然主义也不无诟病，在他们看来自然主义倡导的人性观是绝不可取的。如我们所知，法国左拉等自然主义文学家倡导塑造以遗传学为基础的人物形象。周作人在给茅盾的一封信中说：“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而夏丏尊虽然认为自然主义书写人的情欲，只是“将性欲当作人生底一件事实来看，描写的态度，很是严肃，丝毫不掺游戏的分子，令人看了只觉得这是人生底实相没有功夫再去批评它是善是恶”，但他还是认为“这是宿命的、机械的人生观，人们受了大自然地支配，好比是个傀儡，只依了命运流传着。”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学者对自然主义的接受是颇有选择性的，而不是全盘的。
由此观之，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被提倡，并非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被提倡的，也并不希图最终发展自然主义文学在本国的兴盛，如日本那样，而是作为纠正当时现实主义的偏颇而被提倡的。与此相适应，在中国当时的文坛上，并未如日本那样出现自然主义的作家和作品，更没有形成如日本那样的自然主义思潮。
有鉴于此，对自然主义文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
第一，自然主义文学的中国化，日本自然主义在其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如此，西方自然主义与中国自然主义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放送与接受的关系。相对于西方自然主义，日本自然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私小说”在中国现代的一些作家那里得到呼应的重要原因，虽然这种呼应同样是有限的，并未最终形成中国化的“自然主义”或“私小说”潮流。
第二，日本较全面地接受了西方的，特别是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并进一步使其与本国的文化文学传统相结合，使自然主义文学成为了日本文学史上一个主体化的存在。而在中国，自然主义更多地被看作是现实主义的补充或纠正，当时的译介者们并未企图使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观念，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在中国生根、生长。王向远对此总结为：“日本是全盘引进、全面接受，中国则是加以选择扬弃、取我所用。”[23]也就是说，相对于日本将自然主义的主体化过程而言，中国更多地是将自然主义工具化了。
第三，中国和日本的自然主义（倡导）者们，都看到了自然主义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与现代医学、遗传学的关系，但日本自然主义者更多地持支持，接受态度，而中国的自然主义倡导者、译介者们则更多地持排斥态度，虽然也不无受其影响的作家和作品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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