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之兴与中国禅宗东传日本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没有禅宗的东传，也就没有兴盛至今的日本茶道。日本第一部有关茶的专著《吃茶养生记》，出自荣西明庵禅师（1141—1215）之手。荣西于1168年，随商船至宋求佛，研习天台宗禅法，游历神州半年之久，求得天台宗章疏30部后归国，开始其传禅经历。与此同时，荣西亦将兴于唐而盛于宋的饮茶之风带回日本，其《吃茶养生记》即为献茶于镰仓幕府将军源实朝（1192—1219）而作。源实朝食茶后果然病愈，于是在幕府力量的帮助下，荣西得以在传禅过程中传茶道，可以说，日本茶道自始即是茶禅不分，茶禅一味的
“茶禅一味”被视为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茶禅一味”源于中国湖南石门夹山寺。此说始于善会和尚，他首倡的“夹山境界”为后世“茶禅一味”说的发展奠定基础。圆悟克勤禅师将“茶禅一味”说发展成熟，记录其言行的《碧岩录》十卷被誉为“禅门第一书”，书名即取自圆悟的名偈“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岩泉”。荣西先后两度入宋，带回克勤和尚《碧岩录》和其手书的“茶禅一味”书帖，自此，“茶禅一味”被视为日本茶道最高指示。虽然荣西之禅习于天台宗，有学者认为天台宗只是北方佛教“禅那”的承继，但通过荣西之力，将“禅”融于天台宗法，毕竟使“禅得以深植于日本。作为“茶禅双祖”，荣西在日本的禅、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他开创了日本“茶禅一味”的历史。
荣西之后，圆尔禅师（1202—1280）承继荣西传禅的事业，但圆尔之禅与荣西之禅不同，且对荣西有重要突破。圆尔曾经入宋求法，先后跟从多位名僧修习天台宗法，后专事杭州径山寺无准师范禅师，修习临济宗杨歧派禅法，与荣西所习黄龙派不同。至南宋初，黄龙派即没，而杨歧派则一枝独秀，成就了宋后的禅宗史。由此可见，说“若无圆尔改传杨歧，荣西之禅未必就能继续”[2]是不无道理的。更为重要的是，圆尔在荣西传天台宗兼传禅法的基础上，改为事实上的传禅法兼习天台，圆尔传禅才正式确立了禅宗在日本的地位。自佛分南北后，南禅宗确立了其核心地位，南禅宗讲求顿悟，这使得深受禅宗影响的日本茶道，异常强调体悟的重要性。(www.xing528.com)
村田珠光（1423—1502）是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茶道之祖，他提出“谨、敬、清、寂”为茶道的基本精神，将日本传统的“幽玄”之美引入饮茶之中，在理论上确立了禅、茶之关系。之后日本茶道传经武野绍鸥（1502—1555）至16世纪的“织丰时代”，出现了一位茶道大师千利休（1522—1592）。千利休集四百年日本茶道之精义，在村田珠光茶道理论的基础上，将日本茶道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和、敬、清、寂”四字。即认为茶道之要义是希求于“清、寂”之中寻得“和、敬”的精神境界。千利休茶道大师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利于丰臣秀吉（1536—1598）的大力推崇（当然最后也被丰臣逼迫，不得不剖腹）。作为近代首次统一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1590—1598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本人也是茶道的热衷者和茶道活动的组织者。据记载，有一年，千休利家庭院中的牵牛花开了，非常美丽。丰臣秀吉听说后，便告诉千利休：“明天一早，我去你家看牵牛花，你准备一下。”即要千利休为其举办一个茶会。第二天，当丰臣秀吉走进千利休的庭院，却看不到一朵牵牛花，丰臣秀吉很是懊恼，但当他穿过茶室狭小的入口钻进去，一抬头，一枝——唯一的一枝牵牛花装点在那里，“映入秀吉的眼帘，一瞬间，秀吉品味到了在满园盛开的花丛中所无法感受到的另一种美感和意境，品味到了枯寂之美与心的震撼”。[3]无形之中，千利休将禅、茶融为一体，于空寂之中求得无尽的美感。
千利休本人确实认为参禅与品茶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据传夹山和尚喝完一碗茶后，又斟了一碗递给侍僧，侍僧正欲接碗，夹山和尚问道：“这一碗是什么？”侍僧一时语塞。对此，千利休的解释是，“茶室品茗是修行正道的最好办法。取水打薪，煮水沏茶，供于佛，施于人，自己也喝上一口，室里有花有香，人人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佛祖的胜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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