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赛尼小说在中国的影响

《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都已被译成中文，分别于2006年6月和2007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为李继宏。李继宏，广东揭阳县人，1980年出生于江西省安远县，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曾任职于《东方早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单位。2007年起专事翻译和写作。已出版译作数十种之多。译速惊人。因其翻译的《老人与海》《小王子》等在出版时印有“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等宣传语，使其在“豆瓣网”陷入争议之中，其译本被读者打出最低分——“一星”，即最差。对此，我们只能说，青年学者（包括翻译者）要有自信是必需的，但不能走过头，自负毕竟不是良好的品性，对其事业的发展也会产生不良影响。无论如何，李继宏对卡德勒·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的译介，在中国确有首创之功。

在接受《新作文》杂志的采访时，李继宏称，《追风筝的人》作者的名字应译作“哈立德·侯塞尼”。只是当时他在译完《追风筝的人》之后，忘记在译稿上把作者的名字译出来，结果出版社就采用了中国台湾的译法，译为“卡勒德·胡赛尼”，后来只好将错就错了。^[3]

李继宏认为，不同语言间翻译的可能性基于包括审美体验在内的人类意识的相通性，即意识活动的生理机制是一样的。此外，李继宏还认为文学翻译因其对象是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所以翻译本身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至少对其本人是这样的。而一个英语文学的中文翻译者必须具备如下几种条件，才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者。首先，翻译人员必须很好的掌握英语和汉语，能用英语思考，以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能写出漂亮的汉语文章，“才能得心应手地把作者的思维活动再现出来”^[4]。其次，翻译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这与翻译对象——文学本身的丰富性有关。再次翻译者应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这种职业素养是指翻译者不能对遇到的问题敷衍塞责，“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5]。应该说，李继宏对翻译活动的这些认知对其翻译胡赛尼的著作不无益处。我们看到的译本比较真实准确地传达了胡赛尼小说的基本特色和精神特质。

随着胡赛尼以其小说创作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胡赛尼热”及胡赛尼的两部小说译成中文，中国学术界的胡赛尼研究也出现方兴未艾之势。除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发表外，还出现多篇以胡赛尼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后不难发现，虽然论文的总体质量偏低，但其研究范畴基本上已涵盖了所有可能的研究角度。

首先是从作品主题的角度对胡赛尼的小说进行研究。一些研究者从主题内容角度对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进行解读。有研究者认为《追风筝的人》这部作品的主题关乎背叛与救赎，进而将这部作品定性为“成长小说”，如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张国龙与陈晖的论文《成长的背叛、救赎及其他——〈追风筝的人〉对“成长”的深度书写》，就认为《追风筝的人》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叙说了成长主人公阿米尔在12～38岁所遭逢的成长之‘殇’，最终得以长大成人的故事。并将‘风筝’这一具有文化隐喻性的意象贯串文本始终通过对成长的‘背叛’与‘救赎’的深度书写，以深挚的悲悯情怀探测了人性的温度与厚度，并以成长主人公成长的‘私人事件’激活了‘公共事件’”。所谓被激活的“公共事件”是指阿米尔成长的背景因素，这些背景因素在小说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因为这些似有若无的“公共事件”举重若轻、以小见大地影射了与阿米尔成长息息相关的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因此，“这部小说超越了成长主人公阿米尔的‘私人生活’，而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蕴”，使对其成长的书写具了相当的深度。^[6]辽宁大学2012届硕士生靳君的毕业论文《〈追风筝的人〉多重主题分析》从成长、人性及自我认同和实现的途径等几个角度对《追风筝的人》进行解读，指出这部畅销小说的主旨“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温情的故事，它折射出的人性的善与恶的同时，又传递了传统价值观，呼唤人性的回归”。^[7]

李青霜的论文《绝望中的希望 拯救生命的力量——评胡赛尼的〈灿烂千阳〉》认为，这部小说以阿富汗战乱为背景，呈现了阿富汗妇女在暴力、战争和贫困中的失落、绝望及其所怀抱的梦想与希望，反映了作者对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关注和生存境遇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整部小说充溢着苦难与辛酸，但“每一段悲伤的情节中都能让人见到希望的阳光。该小说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乐观情绪，表达了作者对阿富汗女性及社会现状的深切关怀”^[8]。应该说这种观点切中了胡赛尼的《灿烂千阳》最核心的主题，其他论者在此前的论文中亦有涉及，如杨彦清的《对胡赛尼的〈灿烂千阳〉的女性主义解读》（《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尚必武的《〈灿烂千阳〉中的态度系统及其运作：以评价理论为研究视角》（《山东外语教学》，2008年第4期）等论文都对李青霜论文中揭示的小说主题进行了阐释。

其次，从小说的艺术特色角度对胡赛尼的小说进行研究。一些论者以小说人物为切入点对小说进行了解读，如李静的论文《〈追风筝的人〉中哈桑形象解读》（《文学教育》，2009年第3期），运用原型理论对哈桑形象进行解读，论者认为哈桑的原型是《圣经》中的替罪羊形象，他是父母罪过的替罪羊，也是种族歧视和集体迫害的替罪羊；秦玉坤的论文《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灿烂千阳〉中的玛丽雅姆人物形象解析》（《名作欣赏》，2011年第27期）则认为《灿烂千阳》的女主人公玛丽雅姆体现了人性的光辉，小说成功塑造的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小说的精神主旨。

有些论者则从小说意象的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如王建荣的论文《〈追风筝的人〉风筝意象解读》（《北方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第2期）从民族精神与道德传承、社会文化变迁与伦理关怀等角度对风筝这一意象进行解读。认为在这部小说中，风筝是一个承载多元隐喻的载体；黄莹的论文《〈追风筝的人〉中的意象呼应及其文化隐喻》则认为在《追风筝的人》中，作者运用了包括风筝、石榴树、弹弓和兔唇等多个具有文化隐喻的意象，这些意象给小说带来了一种诗意的氛围和情绪。而且这些意象不断重复出现，前后呼应，“对小说结构起到了收束的功能，加强了作品的叙事张力，丰富了作品的人性内涵和精神维度，增强了小说的主题”^[9]。

另一些论者则从叙事的角度解析胡赛尼的小说创作。郁雪颖的《论〈追风筝的人〉的叙事策略》（《安徽文学》，2011年第4期）从叙述聚焦叙述时间、人物话语模式三个方面对《追风筝的人》的叙事策略进行了研究，论者认为，小说运用叙事聚焦中的不定式内聚焦叙事视角，在叙述时间上打破线性历时结构、采用省略和人物话语模式中的直接引语等叙事策略，使小说更好地表达了“救赎”主题；范金宏、张雪梅的论文《小说〈灿烂千阳〉的叙事艺术》（《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5期）从“复调”“作者直接介入”和“巧合”三个方面对《灿烂千阳》的叙事艺术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些独特的叙事技巧的运用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陈鹏华的论文《论〈灿烂千阳〉的叙事策略》（《群文天地》，2012年第8期下）则着重从叙述视角、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和人物话语模式三个方面对小说的叙述技巧进行了分析。

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论文，特别是硕士毕业论文运用某种文化理论或文学理论对胡赛尼的创作进行分析。如前文提到的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对小说人物进行分析的论文，还有诸如运用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评价理论的方法对小说文本，特别是对《灿烂千阳》进行解读的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尚必武的《〈灿烂千阳〉中的态度系统及其运作：以评价理论为研究视角》（《山东外语教学》，2008年第4期）；姜莹莹的硕士论文《〈灿烂千阳〉的生态女权主义解读》（辽宁大学，2012年）；刘哲的论文《〈灿烂千阳〉的新历史主义解读》（郑州大学，2012年）和张玲的《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解析〈灿烂千阳〉》（黑龙江大学，2010年）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论文在对胡赛尼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联系胡赛尼本人的生活经历，对其小说中表现的文化身份问题进行了关照。张秀丽的论文《从〈追风筝的人〉的文学话语看胡赛尼的文化身份》（《名作欣赏》，2012年第27期），通过分析《追风筝的人》中的文学话语发现，胡赛尼虽然不断强调自己的阿富汗人身份，而且以讲述祖国的文化、历史和现状为作品的主要内容，也确实对自己的祖国表露出深切的忧虑和关切之情，但这一切背后隐藏的却是其西方式的说话方式和腔调，其最终的救赎也是典型的西方式的。作者的西方文化身份显露无遗。刘义敏的硕士学位论文《文化身份的寻求——胡赛尼小说创作研究》，则对胡赛尼的文化身份问题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论文从文化视野的角度，以文化身份、宗教文化以及文化的回归与超越三个方面对胡赛尼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胡赛尼在他的小说中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回归与超越的过程，并“以其创作中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深切的民族反思为世人揭开了阿富汗神秘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展现出胡赛尼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良知——阿富汗的良心”^[10]。

显然，作为一位生于阿富汗，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移民作家，胡赛尼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审视阿富汗文化，相较纯粹的西方人或阿富汗人而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身为阿富汗人对故国的热爱与眷恋之情与其不自觉的西方文化视角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结构，给其在小说中深入剖析与反思阿富汗文化带来很大帮助。赶时髦地、单纯地利用后殖民理论对之进行否定，不仅不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作家本人的创作，影响我们客观地分析其作品，将文学本身等而下之地视作文化解读的注脚，使文学的活力与丰富丧失殆尽，而且常常会把我们陷入理论的误区中，无法对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客观的、具体的关照。(www.xing528.com)

【注释】

[1]参见《灿烂千阳》中文版“评论”部分。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李继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李继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李继宏：《新作文与〈追风筝的人〉译者李继宏的对话》，载《新作文·初中版》，2008年Z1期。

[4]李继宏：《新作文与〈追风筝的人〉译者李继宏的对话》，载《新作文·初中版》，2008年Z期。

[5]同上。

[6]张国龙、陈晖：《成长的背叛、救赎及其他——〈追风筝的人〉对“成长”的深度书写》，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

[7]靳君：《〈追风筝的人〉多重主题分析》，辽宁大学，2012。

[8]李青霜：《绝望中的希望 拯救生命的力量——评胡赛尼的〈灿烂千阳〉》，载《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

[9]黄莹：《〈追风筝的人〉中的意象呼应及其文化隐喻》，载《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0]刘义敏：《文化身份的寻求——胡赛尼小说创作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