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罕·帕慕克在中国：东方边缘诸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

2006年8月，世纪出版集团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的中译本。此前中国台湾麦田出版社曾出版过该书的繁体字译本，是从英文译本翻译过来的。因帕慕克本人对英译本不满意，认为其没有很好地将小说的意境与其所流露的情绪准确地传递出来，所以要求中文简体字译本要根据原著翻译。引进该书的世纪文景出版公司找到了专门研究土耳其语言和文化的沈志兴，请其翻译《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系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是国内屈指可数的研究土耳其语和土耳其文化的专家。曾在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学习。但该译本一出版，即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追捧者有之，不解者有知，前者多为专家学者，后者多为普通读者。客观来说，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关涉土耳其历史文化对于对土耳其文化不甚了解的普通读者来说，接受起来并非易事。有论者将之完全归咎于翻译的“不给力”，确实有失偏颇。将土耳其小说译成中文，确实有一个语言风格的选择问题，按译者沈志兴的说法，土耳其语是“黏着语”，名词和动词前的修饰语一层套一层，有时甚至有十多层，这种语言特性非常有利于写长句子。但如果直接译成中文，则会显重生涩，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于是，沈志兴在努力保留原著味道的前提下，使其译文尽量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节奏感。沈志兴在接受访谈中曾提到，他翻译的中文风格与其受到金庸小说的影响不无关系，应该说这样的考虑与翻译思路是合适的。但作为一位致力于土耳其文化研究的学者型译者，虽是首次翻译文学作品，但在译本中对必要的内容进行注释却是应该的，特别对这样一部关涉土耳其历史的小说尤其显得重要。

随着帕慕克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掀起了帕慕克热。帕慕克的其他作品也随之被译成中文出版：《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2007年）、《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2012年）、《纯真博物馆》（陈竹冰译，2010年）、《白色城堡》（沈志兴译，2006年）、《新人生》（蔡鹃如译，2007年）、《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宗笑飞、林边水译，2011年）、《雪》（沈志兴译，2007年）、《黑书》（李佳珊译，2006年）、《寂静的房子》（沈志兴、彭俊译，2008年）等。因世纪文景出版公司（与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属世纪出版集团）在帕慕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就取得其小说中译本的出版权，因此这些小说虽由不同的译者译出，但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些作品中，《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可被看作是帕慕克文学观的一个总结。2009年帕慕克应邀在哈佛大学做了6场演说，即著名的诺顿演说，分别为“阅读小说时我们的意识在做什么”“帕慕克先生，这一切真的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文学人物，情节，时间”“词语，图画物品”“博物馆和小说”“中心”以及一个最后的“收场白”。在演讲中帕慕克无意讨论自己的个人发展，而是要让他的讲座成为小说艺术的论文或沉思。有论者指出，这部小书的力量主要不在于帕慕克对小说的理论化阐释，而在于他声明了对小说的信念——创造世界是小说家的使命，而阅读小说的最佳理由就是探索小说世界，要以差不多忘乎所以的方式去阅读，追寻我们赖以穿越生命旅程的智慧和借鉴，仿佛是一种奄奄一息的心灵修炼一般。有论者认为帕慕克的书让我们明白，如果缺乏这种近乎形而上的信念，伟大的小说不但无法被创作出来，也得不到真正的欣赏。

《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也是一部非小说作品，其土耳其语首版于1999年，经删减增补后于2007年出版英文本，因此，这部作品也被认为是帕慕克获得诺贝尔奖后，在西方世界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这是一部随笔性作品，其内容都是帕慕克觉得小说无法表达的一些想法、影像和片段。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帕慕克的思想、生活和他的创作。

除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些帕慕克的著作外，此前和此后，帕慕克的一些散文作品或小说节选也散见于一些杂志报纸上，如《审判前的陈述》（刘辉译，载《世界文化》，2007年第2期）、《父亲的书箱——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刘钊译，载《译林》，2007年第2期）。另外还有一些帕慕克的访谈资料也对我们认识帕慕克的创作和思想不无助益。

2008年5月21—31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联合邀请，帕慕克来华访问，其在华期间发表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与中国作家和学者对谈。作为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的亲历者，帕慕克对刚刚过去的汶川地震非常关心，并对其在华行程进行了调整，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签售活动，并将所得款项用于赈灾，后来这些义卖款全部转交光华科技基金会，主要用于资助灾区学生。帕慕克早年间曾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建筑系，对东方古典建筑和绘画格外感兴趣，对中国这个始终保持着东方古典建筑韵味和东方绘画艺术精神的国度，十分向往，并表明来中国就是要“享受视觉盛宴”。因此在华期间，他参观故宫，观看“中国历代绘画艺术珍品展”，并参观孔届。他对中国绘画也特别关注，在参观游览北京琉璃厂时，选购了中国古典绘画图册等71种以及20余轴仿古中国画，总价值达到人民币2.5万元，并表示归国后会写这方面的小说。无论最终这种写作期待能否实现，但其对绘画艺术的兴趣却可见一斑。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曾以波斯细密画为中心进行写作的帕慕克，关注中国经蒙古传入波斯，又传入奥斯曼的绘画传统，也在情理之中，“而帕慕克这次应邀访问我国，应该是在作一次追根溯源之旅，专注于在中国古典绘画中追寻奥斯曼绘画的源头”^[2]。

帕慕克在华发表的演讲以及中国诸多学者、作家对帕慕克作品的解读文章和帕慕克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对话记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成书，于2009年10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书名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所写的“代序”——《帕慕克在十字路口——兼说怀旧》。全书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帕慕克演讲录；第二部分是“解读帕慕克”，系诸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帕慕克的作品和创作情况进行研究、解读的论文（部分论文已先期在刊物上登载）；第三部分是“对话帕慕克”，包括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与帕慕克的对谈和中国作家莫言与帕慕克、基兰·德塞会谈的情况，中国学者穆宏燕对帕慕克进行的专访以及陆建德、虞建华等学者与帕慕克座谈的情况记录。该书最后还附有帕慕克访华的行程表。该书可以说是一部帕慕克研究资料集，同时也是中国研究帕慕克最初一批成果的结集，其中包含大量有关帕慕克的有价值的信息，对以后的帕慕克研究必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与帕慕克的作品连续译成中文，在中国学者和读者中不断激发阅读热潮相适应，当然，也与中国学者和读者长时间以来形成的“诺奖情结”有关，中国的帕慕克研究自2006年始，大有“井喷”之势。论文数量大大增加，几乎每一部作品中译本的出版，都会引来一批论文的发表。这与其未得诺贝尔奖前几乎无学者问津的状况已非可同日而语。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学者的专论文章，如陆建德在《书城》杂志2007年的第5期和第6期上分上下两部分刊出了他的论文《意识形态的颜色——评〈我的名字叫红〉》。陆建德的论文将帕慕克的小说置于整个东西方文化冲突和奥斯曼帝国史中加以考察，通过文本细读与历史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小说进行内容解读和文化关照，进而指出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部书写意识形态的作品，只是作家写得异常隐蔽，大多成了一种潜台词，并不像帕慕克所说的那样简单：“帕慕克是过谦了。《红》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小说。它的题旨要到种种关于细密画的描写背后去寻找、体会，我们必须细读才不会辜负作者的一片苦心。”^[3]在陆建德看来，帕慕克在小说中，“救赎与沉沦”分别指向西方的拥趸和东方的保守派，这种基于东西方二元对立观念的书写本身不但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在小说内容中涉及的16世纪“东西方政治文化二元对立的局面还不存在”，而且也与当前时代精神不符——“这种非历史的‘东’‘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反而在当代欧美作家的小说里十分罕见”。基于此，陆建德认为帕慕克太土耳其了，“希望自己横跨欧亚的祖国早日被欧盟接纳，心情过于迫切，以至不时在贬低‘东方’的前提下认同‘西方’”。实际上希望用一时一地的，而且被大大简化了的、基督教元素被剔除干净的艺术风格“恐怕承载不了帕慕克所向往的个人解放、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帕慕克如果胸襟更宽大一点，他就会发现，细密画里的平面叠加和无聚焦等特点同样可以代表自由精神，那样伊斯兰文化艺术的范式就可以“被呈现为一种不无益处的参照”^[4]。

杨中举是中国重要的帕慕克研究者之一。除其发表的数篇论文外，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他的帕慕克研究专著《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该书是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研究成果。该书的主体部分是杨中举分专题讨论帕慕克的8部作品，分别为《杰夫代特先生》《寂静的房子》《白色城堡》《黑书》《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和《纯真博物馆》。更难能可贵的是，论者并没有简单地对各作品进行单独的分析，而是将其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观照。可能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其研究受到陆建德的影响，非常强调将帕慕克的小说置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衰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关注当代土耳其社会发展现实，抓住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交流、冲突、融合的历史，综合运用多种现代文化研究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文明冲突与共存理论等——对帕慕克的立场、倾向和文学观进行研究。在杨中举看来正是出于试图沟通两个大陆、两种文明的目的，帕慕克要使自己成为一座桥梁。但这座桥梁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如此才能有机会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两种文明。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造成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上，帕慕克的小说都展现出混杂性的风格。但这种风格的形成，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过程，建起文学、艺术、精神、文化的桥梁，也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愁苦，充满个人、家园、民族、文化、历史的矛盾，这是一个撕裂、冲突、混杂的蜕变过程。这种状态，帕慕克自己称为‘呼愁’它弥漫于创作的字里行间，存在于小说人物性格气质、言行举止中，萦绕在作者的思想里，盘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物质空间和精神文化当中，贯穿在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行中，游荡在东西文化冲突与混合的进程里，在帕慕克看来，‘呼愁’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风格，已经成为土耳其民族的个性特征之一”。^[5]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杨中举认为，从文学接受与研究的角度讲，“呼愁”就是理解帕慕克小说的关键，而体现“呼愁风格的伊斯坦布尔则是帕慕克小说中最重要的现实存在。可以说，杨中举的帕慕克研究抓住了帕慕克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呼愁”和伊斯坦布尔“呼愁与伊斯坦布尔城，融入了帕慕克的生命与思想，成为他屹立的双柱离开了它们，帕慕克艺术之厦就会轰然而倒。”^[6]

张虎是中国另一位重要的帕慕克研究者，也是中国学者中发表帕慕克研究论文最多的学者。1983年出生的张虎，后入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早在2008年第4期的《当代外国文学》上就已经发表了论文《〈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空间权力分析》，次年又在第2期《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论文《论帕慕克小说〈白色城堡〉中的身份建构》，之后又在2009年第4期的《东方丛刊》上发表论文《帕慕克创作的不确定性》。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张虎在2010年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研究帕慕克的论文《“没有人永远是自己”——解读帕慕克的小说〈黑书〉》颇具代表性。学界以语言学家波特·布隆德曼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帕慕克的小说《黑书》是一部苏菲神秘主义哲学著作，张虎认为，从小说中书写者的世俗身份、众神学经典间的狂欢式互文以及颇具亵渎性的情节、话语和艰涩、碎片化的文风来看，《黑书》并非一部传承土本文化理念的纯粹苏菲作品，而是一部融讽喻、忧伤于一体的后现代小说。论文作者进而认为，“在一种杂合了东西方双重文化写作中，帕慕克一方面将本土神秘主义的失落以反语出之，生动表征了土耳其民族身份在历史变迁中的迷失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呼愁’，另一方面又在其中体悟了本民族走出身份尴尬与精神困惑的途径”，最后指出“没有人永远是自己”，是帕慕克的写作观、身份观与文化的思想基础。^[7]这样，这篇论文就不仅是对具体作品的深入解读，更是将其置于了整个作家创作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的结果，得出了关系到作家整个创作的深入结论。对我们考察和阅读帕慕克的其他作品都具有参考意义。

此后张虎又先后在《外国文学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外语教学》《当代外语教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帕慕克研究的论文，涉及帕慕克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苏菲主义色彩、帕慕克小说中的伊斯坦布尔城与文化记忆等多个议题。

除此之外，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帕慕克的论文也颇具水准，如邓先进从叙事学角度对《我的名字叫红》进行解读的论文《〈我的名字叫红〉的叙事视角分析》（《兰州学刊》，2007年第1期）；梁晴从身份角度对《白色城堡》进行分析的论文《博斯普鲁斯大桥的两端——〈白色城堡〉的身份界定尝试》（《名作欣赏》，2008年第4期）；穆宏燕解读《黑山》的论文《在卡夫山上追寻自我——奥尔罕·帕慕克的〈黑山〉解读》（《国外文学》，2008年第2期）等。

当前中国关于帕慕克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其最重要的著作也相继被译成中文，可总体反映出帕慕克的创作历程。这在众多东方作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因为他的影响已超过了学术圈，进入到大众阅读的视野中除去国人长久以来的“诺奖情结”（无论是对中国迟迟没有出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得奖是2012年的事了——表示遗憾，进而质疑中国作家的创作水平，还是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有意排斥中国文学，谴责其忽视中国文学中优秀作家和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情结的表现形式）的作用外，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关系帕慕克的创作本身和中国文化历史的原因在其中发挥作用，别忘了，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库切、大江健三郎等人并没有在中国普通读者中形成如帕慕克那样的影响力。

杨中举曾指出，在几代土耳其作家笔下，伊斯坦布尔都被描写成一座感染了“呼愁”情绪城市，帕慕克继承了他的前辈作家们共同探索的这笔“忧伤遗产”，并把它完全、完整地呈现在了世界读者面前，在帕慕克的小说和思想中，伊斯坦布尔城“本身就是‘呼愁’本身，就是呼愁的本质”。^[8]正如帕慕克在他的自传性小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所写道的那样：“此刻我想描写的不是伊斯坦布尔的忧伤，而是那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呼愁’，我们自豪地承担并作为一个社群所共有的‘呼愁’。感受这种‘呼愁’等于观看一幕幕景象，唤起回忆，城市本身在回忆中成为‘呼愁的写作、呼愁的本质’”^[9]而这座城市之所以具有“呼愁”本质，与这座城市传统上受东方文化浸染，后又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历史不无关系。在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两个世界的共同作用下，其必然经历矛盾、冲突以至撕裂和混杂的痛苦蜕变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以来的中国，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也许只是没有伊斯坦布尔那样典型罢了。(www.xing528.com)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帕慕克曾说：“对我的作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接受。在中国《我的名字叫红》最受欢迎，在美国最受欢迎的是《雪》，在西班牙最受欢迎的是《伊斯坦布尔》。”对这种接受上的差异，他自己的理解是：“美国人喜欢《雪》，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伊斯兰、伊斯兰文化和传统。而德国等欧洲国家喜欢《雪》，是因为他们考虑是否接受土耳其加入欧盟。相对而言，非西方国家大多喜欢《我的名字叫红》，我的理解是这些非西方国家认为，我们有伟大的传统和历史，我们希望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在经济上更加富有。难道现代化就意味着忘记传统、忘记往昔的美丽吗？这就是现代性的焦虑，被称为东西方问题。这些痛苦的问题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以特别的方式回答了。我的书就在于处理这种困境。这些悲剧根源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10]这也许正是中国学者和读者对奥尔罕·帕慕克如此感兴趣，并进行全面的译介和研究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其《我的名字叫红》更感兴趣，将其第一个翻译成中文，并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的原因。

【注释】

[1]《帕慕克答读者问》，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0月18日，第9版。

[2]穆宏燕：《奥尔罕·帕慕克仿华综述》，载《外国文学动态》，2008年第4期。

[3]陆建德：《意识形态的颜色——评〈我的名字叫红〉》，载《书城》，2007年第5期。

[4]同上书，2007年第6期。

[5]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2页。

[6]同上书，第241页。

[7]张虎：《“没有人永远是自己”——解读帕慕克的小说〈黑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8]杨中举：《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241页。

[9]［伊斯坦布尔］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10]杨鸥：《我是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体——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在中国》，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6月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