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边缘国家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三语石之鸣响

1998年，帕慕克发表了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这本书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他也因这部小说获得了全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即奖金高达10万欧元的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这部小说，还为他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当初有人认为，帕慕克的这部小说近乎完美，就只差诺贝尔奖的荣耀了。最终，帕慕克终于获得了这份荣耀，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他的这部小说，究竟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这部小说的故事内容主体是非常简单的。故事发生在16世纪90年代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为颂扬自己的帝国和自己的生活，秘密委托人为他制作一本伟大的书。4位当时最优秀的细密画家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奇书。同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回到了伊斯坦布尔。迎接他的除了当年他曾深爱着的女人的爱情外，还有接踵而至的谋杀案。在书的绘制过程中，一位画家被谋杀了，并被抛入深井之中，小说就以这位被杀画家死后的独白开始，以谋杀案的最终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为结束。

在谋杀故事中，还穿插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青年黑当年因为追求姨表妹谢库瑞失败，远走他乡，12年后，当他再次回到故乡伊斯坦布尔时，谢库瑞已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那个军人丈夫上了前线后，再没有回来。两人再次相见，爱火重燃。

无疑，这本小说的主体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俗套不过的探案推理故事加爱情故事的模式。这样的故事，使得这本小说，具有了大众文学的成分，有人因此指责他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因为与大众文学的接近，才使得帕慕克的这部小说，拥有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www.xing528.com)

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帕慕克虽然用了这样一个俗套不过的故事框架，但表现的却是他对形而下与形而上两个层面的深度思考。谋杀案的发生与情感、与个人恩怨无关，背后操控着谋杀与死亡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坚守传统细密画的画师对西方影响（在小说中具体指来自威尼斯的影响）的反抗。就这样，灵魂圣洁的人做出了罪恶的勾当——杀死了自己的同事。从形而下的角度来讲，帕慕克通过个故事，表达了对自己的祖国，特别是自己的故乡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和文明的地位、属性与未来发展的思考。这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的，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土耳其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国度，伊斯坦布尔，一座作为联结东西方的桥梁的城市，应该何去何从？弃绝传统——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靠向西方？抑或是立足传统，强调自身文化与文明的东方属性，与西方划清界限？以此为背景进行文学书写的帕慕克深切地感受着异质文化与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探索着这个国度、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涵和这个民族的精神实质，同时也就是在探索着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内涵。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这个俗套的故事，充满了哲思。对画风的选择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还是一个关乎信仰的大问题。一位老细密画画师曾说，绘画的真正用意在于寻求安拉的记忆，从他观看世界的角度来观看世界。这就再清楚不过了：不同的画风体现着不同的观看世界的角度，也就体现了对安拉的不同记忆。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画师们对画法、画风的选择与斗争，其实就是不同信仰间的选择与斗争。由此可见，这个故事表现的是对个人存在（画师个人以及他们个人的喜好）与群体精神（信仰的取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探究。正如帕慕克本人说的那样，对画法与画风的选择，代表的是不同的观看世界的角度与方式。西方的审美方式代表的是个人角度的观看，而传统伊斯兰绘画的审美则是通过神之眼在看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读解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思考了人与神的关系这样纯粹的形而上的问题。

在艺术方面，《我的名字叫红》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其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一具尸体、一条狗、一个凶手、一枚金币、两位恋人一棵树和红色都成了这部小说中平等的叙述者，通过讲述他们的经历和观察，不断地向我们透露一丝丝线索，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诡异、阴郁的故事。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无疑制造了重重悬念，很好地契合了这样一个以凶杀案为主体的故事的氛围。当然，这种叙述方式与作者对世界的形而上思考是密切相关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世界。”^[1]这种反透视法的观看世界的方式，与作品中的关键内容——细密画——正好形成了呼应。视角的频频转换在许多作品中都有，但能使这种叙述方式与所要表达的内容和理念如此完美地统一的，却并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帕慕克找到了叙述这个故事的最合适的形式。

如我们所知，任何文学作品如果失去了对形而上问题的叩问，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注，哪怕它再畅销，都只会成为文学历史上的过眼云烟，最终会在时间之流中，消逝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同样，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它多么充满哲思，如果它失去了读者，那么它就只会被束之高阁。曲高和寡并非必然，关键要看作者的功力如何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得不对奥罕·帕慕克表示赞赏，他具备把文学的狡计完美地融入易读的故事中的叙事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