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罕·帕慕克：东方边缘诸国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奥罕·帕慕克，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工程师世家，因此按预期进入了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之后他又选择念了新闻学以代替兵役。从1974年开始，帕慕克决意以小说创作为其志业。197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得到《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并在1982年出版，1983年赢得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这使得他的文学生涯有了一个相当好的开端，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几部作品：《寂静的房子》（1983）、《白色城堡》（1985）、《黑书》（1990）、《新人生》（1997）、《我的名字叫红》（1998）、《雪》（2002）、《伊斯坦布尔》（2005）。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奖项有缘，其中《寂静的房子》于1991年获得了欧洲发现奖；《白色城堡》荣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黑书》获得了法兰西文化奖；《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伊斯坦布尔》于当年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

应该说，奥罕·帕慕克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在2003年访问中国台湾时，他自谦说40年来，只写过7部小说。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创作一部作品常常耗时几年工夫，方得完成。例如，《我的名字叫红》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前后用时长达近10年。但也许正是这种精雕细琢的创作方式，使得他的作品，每部都会成为精品，每部都受到读者的欢迎。

与一般当代文学家的作品“叫好不叫卖”的情况不同，帕慕克的作品，不仅频频得奖，而且每部都会成为畅销一时的书籍。他的《新人生》一书，是土耳其历史上销售最快的书。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与他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他的作品大多关注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众所周知，土耳其地跨东西方，受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双向影响，土耳其人民在生活中深切地体会着两种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这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帕慕克的作品正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土耳其本国，“帕慕克等同于摇滚明星、精神导师、诊断专家和政治评论家：土耳其大众读他的小说一如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位严肃的作家而言，绝非溢美之词，但也充分表明了帕慕克小说中强烈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虽然这种色彩被聪明地文学化、文化化了。也正因为他的创作跨越两个世界，使得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国外也获得认可，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安德鲁·芬克认为帕慕克是土耳其这一代小说家中，能够置身欧洲文学主流的第一人。帕慕克的作品之所以如此被读者所喜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采用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这使得他的作品，更易于被读者所接受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他的作品，有了“媚俗”的一面。有人甚至认为，之所以2005年的诺贝尔奖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终没有授予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小说太好看了，太流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小说的思辨性。(www.xing528.com)

同时，帕慕克本人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美国《时代》杂志就把他放在了“英雄与先知”的行列中而不是“文学与艺术家”的行列中。但保守卫道人士则认为帕慕克常常扭曲本真现实，违背伊斯兰教传统教义，甚至是以西方的民主、人权、世俗主义为准，忽视伊斯兰社会的独特性，以至于常有“谬误”的再现或批判但这种批判大多基于他的言论而非他的创作。1989年，在伊朗精神领袖何梅尼对《魔鬼诗篇》的作者鲁西迪发出“教杀令”之际，帕慕克第一个挺身而出，为其辩护，他认为，作家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言论的自由当时土耳其国内也发生了对《魔鬼诗篇》译者的抗议活动，并造成了3人被烧死的惨剧。帕慕克的辩护活动，招来了很多土耳其人，特别是伊斯兰信徒的不理解。最严重的一次事件发生在2005年2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3万名库尔德人和100万名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的土地上被杀害，他的这番言论，引发政府的不满，并被政府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告上法庭。据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亚美尼亚等国认为，这是20世纪第一场种族大屠杀。土耳其的历届政府都否认此事，认为这些人死于奥斯曼帝国瓦解时的内战，并且认为数字被夸大了。而那3万名库尔德人，则是指1984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对库尔德分离主义游击队展开的战争中死亡的库尔德人。帕慕克在公开场合的评论，使得他很难被民族主义者所理解。但土耳其法院对帕慕克的指控却招来了西方观察人氏的不满，认为土耳其政府有限制言论自由之嫌，并对帕慕克表示声援。就是此时，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据此认为他获奖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言论；他获奖是因为他贬低了自己民族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