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里兰卡所有移民作家中,甚至是在所有南亚移民作家中,迈克尔·翁达杰都是中国学者研究最多的作家之一,除萨尔曼·拉什迪外,几乎无出其右者。
1992年,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当年度“美国九大好书”之一,《中国出版》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对小说进行了简要介绍。从那时起,随着翁达杰小说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和其作品中译本的陆续出版,每年都有数篇研究论文发表,但多数论文质量不高。其中研究相对较深入,并对翁达杰的创作进行了持续关注的是姚媛博士。姚媛系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曾赴多伦多大学、西蒙·菲沙大学、埃尔伯塔大学等加拿大大学研修、讲学。发表加拿大文学研究论文多篇,加拿大文学作品译作多部,是中国重要的翁达杰汉译者之一。
2002年,姚媛在《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一部家庭罗曼史——论昂达奇〈世代相传〉中父亲形象的塑造》一文。在《世代相传》中,翁达杰试图打破文体界限,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小说作品。论文对《世代相传中的父亲形象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翁达杰的家庭生活经历以及父亲生活的斯里兰卡的社会和年代的精神特质,利用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对之进行观照,指出:“迈克尔·昂达奇渴望通过创作《世代相传》寻找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缺席的父亲。虽然父亲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但是昂达奇却并没有试图重现那个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父亲,而将经过修改的事实资料、自己的想象和亲朋好友的回忆糅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符合虚构的真实的父亲形象。这一过程打破了艺术和生活、虚构和真实、小说和传记之间的传统界限,体现了《世代相传》这部作品的小说化传记的特点。”[7]
同年,姚媛论述翁达杰的小说《身着狮皮》的论文《描绘一幅暗色调画卷 重写一部加拿大历史》,发表于第4期《外国文学》杂志上。论文认为翁达杰的《身着狮皮》,借鉴了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暗色调主义创作手法。所谓“暗色调主义”,即指在作画时,注意运用光线的对比不让画中人物暴露在阳光中,而是置身于封闭的房间里。唯一的光源从高处垂直照射在人或物体的主要部分,画的其余部分则在黑暗之中。光与影在画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翁达杰将这种绘画中的艺术手法成功地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论文作者借马萨·巴特费德的话指出,光与影的对照是《身着狮皮》的叙事中最明显的特点,“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都在黑暗中发生……而这黑暗之中又总是渗透着某种光的痕迹”,接着论文结合小说具体内容对这一点展开了集中论述。最终论文指出:“昂达奇在《身着狮皮》中借鉴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对光与影的运用,将一直处在黑暗的边缘的移民置于被照亮的中心,成功地讲述了‘从未被讲过的故事……陈述了非官方的历史。’”[8]而这个历史就是加拿大官方历史中一直没记载的,那些没有盎格鲁-凯尔特或法兰西血统的移民生活以及他们的历史。
姚媛刊载于2004年第4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的论文《“一片事实的荒漠”:〈经过斯洛特〉所表现的历史》,对翁达杰另一部带有文体实验性的小说作品《经过斯洛特》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与传统侦探小说和传统传记进行比较发现:无论是传统侦探小说还是传统传记作品,寻找的都是真实的过去。但在《经过斯洛特》中,“昂达奇放弃了传统传记作者仿佛侦探一般对事实的搜求和依赖,没有写一部展现博尔登原来如此的传统传记,而是写了一部展现博尔登可能如此的小说化传记,对这位爵士音乐家的生活和艺术做出了自己的阐述,构筑了一个‘虚构的真实’的过程中,寻找巴迪·博尔登的故事成了一个‘出发点’,作者从这里出发,打破小说和传记两种不同文学样式之间的界线,也打破了虚构与事实、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线,完成了《经过斯洛特》这部反侦探小说和小说传记,同时表明了自己对历史的态度。”[9]翁达杰认为,单凭经验的传统方法,我们无法了解历史,作家通过对历史资料的修改和阐释,最终构筑的“虚构的真实”,却可以向我们展示历史的一种可能面目。
2008年第2期的《当代外国文学》刊载了姚媛的另一篇论文《走向杂糅的城市空间——〈身着狮皮〉对多伦多的重构》。在这篇论文中,姚媛借鉴运用克劳狄·奥赫恩的“文化杂糅”理论与爱德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对《身着狮皮》进行分析,认为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将不同的文化置于多伦多这座城市中,使其在城市空间中经历遭遇、冲突和发生转化的过程,指出新的文化生成的可能性,而且已初露端倪。“这个独立的文化由不同的文化构成,因而具有包容性,但是在新文化的不同文化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因此不是多元文化的拼盘。这个新文化是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冲突、融合、转化的结果,它不断发展变化,是具有活力的、杂糅的文化。”[10]这就意味着,在小说中,翁达杰对多伦多这座城市的发展进行了重构。(www.xing528.com)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姚媛于2011年出版了她的翁达杰研究英文专著《身份与第三空间:迈克尔·昂达奇作品主题研究》。在这部著作中,姚媛通过对翁达杰的3部代表性作品《世代相传》《身着狮皮》和《英国病人》进行了分析,指出翁达杰作品中出现的一系列空间都具有非常强的象征意义,体现了作者为让人物摆脱身份界限的困扰而建构的第三空间。所谓第三空间,是指一个非实体性的结构,是无形的、抽象的、比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多种身份、多种文化相互混合,杂糅混合成一种第三方。这种混合并非同时共存、简单叠加,而是双方或多方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之下交叉、融合并最终发生转化。在这个影响、交叉、融合和转化过程中,各方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乃至消失。在这个过程中,第三空间原本具有不同文化属性的人物身份不断变化,原本此处/彼处、里面/外面中心/边缘地对立的空间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对于翁达杰作品中的边缘人物而言,第三空间的存在使其具有了归属感。翁达杰对第三空间的建构体现了他对身份归属问题、对多元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的思考。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导言部分,对翁达杰的创作情况、其他学者的翁达杰研究状况和第三空间理论进行了解说;第一章对《世代相传》中表现的族裔问题,即身份问题进行了研究,着眼于这部小说中所表现的混血后裔身上体现的“想象地理界线模糊的物质空间”,认为《世代相传》这部小说,虽然“并没有明确描写人物身份的变化,人物也未能摆脱身份非此非彼的处境,但是作品对物质空间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希望让人物摆脱身份界限的困扰、寻找新的归属空间的渴望”[11];第二章集中论述了《身着狮皮所表现出来的对城市空间的重建,文化杂糅成为多伦多这座现代城市可能的发展前途,即形成一种新的独立的文化,“这个独立的文化由不同的文化构成,因而具有包容性,但是构成它的不同文化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因此不是多元文化的拼盘。这个新文化是不同文化相互冲突、融合、转化的结果,它不断发展变化,是具有活力的杂糅文化”[12];第三章则试图从《英国病人》中发现摆脱民族身份界限的可能性,作者指出《英国病人》中的沙漠和别墅既是物质空间,也是比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种族、民族、文化、性别身份各不相同的人物因为治疗战争的创伤而走到一起,组成身份界限模糊的群体,又因为战争而离开,第三空间也随之而形成、消失、再形成。这一过程显示了第三空间的脆弱性及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就意味着,第三空间是开放的,也是流动的,但小说也指出了第三空间的可建构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渴望摆脱身份界限困扰的人物而言,第三空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为他们提供了归属的另一种可能形式”[13];结论部分,本书作者对翁达杰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总结:翁达杰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审视全球化世界的身份问题、移民和边界消失的内在视界”,这与其移民和混血的身份不无关系。[14]但他在其作品中构建的第三空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只建构第三空间的过程不是单一的,而且其结果,即第三空间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这是昂达奇没想到的。第三空间是流动的。它融合新的元素和变化,拒绝静止和固定不变,或固守二元对立的状态,另外,第三空间的流动性还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但无论如何,在翁达杰的作品中,第三空间毕竟为人物存在提供了归属空间,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展现了“翁达杰对身份问题的探索,展示了归属的另一种可能形式”[15]。
除了姚缓的研究成果外,近些年来,比较重要的翁达杰研究论文还有江岚的《一曲加拿大普通建设者的颂歌》(《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3期);张大铸、周之南的论文《试析后殖民主义身份、空间和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朱琳的《时间的二重奏——评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远眺〉》(《外国文学动态》,2007年第4期);郭国良、吴蓓的《在艺术与生命交汇处——试论翁达杰的最新力作〈分界〉》(《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张陟的《以新历史主义解读〈身着狮皮〉》(《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乡关何处:评迈克·翁达杰的小说创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和《翁达杰新作〈迪维萨德罗〉评介》(《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4期);王治菲的《跨界“空间”与“身份”的重构——解析翁达杰〈菩萨凝视的岛屿〉》(《名作欣赏》,2011年第8期);汪凯的《论〈安妮尔的幽灵〉中的暗色调主义》(《外国语文》,2012年第5期);温峰宁的《爱与死亡的诗篇》(《书城》,2013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大都围绕翁达杰小说创作中的身份问题和文化选择问题进行论述。其中张陟的论文比较有代表性,其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关照翁达杰小说中的身份焦虑问题,并认为作者身份认同的焦虑始终没有消除。
此外,一些译著附的“译者的话”或“导读”也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张国擎为《经过斯洛特/世代相传》所写的导读“静思翁达杰——读《经过斯洛特》《世代相传》”。在这篇导读中,张国擎认为翁达杰的小说,是从生活得很正常的人群中挑出杰出者,解剖他们的思想灵魂,并使其人物具有了经典性特色。这是十分难做到的,但翁达杰做到了。另外,张国擎注意到,《经过斯洛特》和《世代相传》两部作品都书写了酒和死亡的主题,这两个主题,与作者要表现和解剖人性的写作动机紧密相关:“人在酒后才能显真性,人在面对自己的往事时才会有真善人在面对死亡时才会有真情,人在面对梦境时才会吐真言。”在张国擎看来,语言,始终是翁达杰小说的一大优势。翁达杰的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多主题复调小说,而这与其语言上的功力不无关系,在张国擎看来,翁达杰“几乎就是复调小说语言的典范。从翁达杰的小说里,我们时时可以读到鲜活的语言,摆脱了传统束缚的语言,在块状切割的跳跃的情节里,那些鲜活的语言宛若长河里的游鱼,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深处,令整部书若奔腾不已的长河,或上九天降甘霖,或入地下润沙漠。真让读者耳目一新,久久难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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